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

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又称第一次中英战争、或通商战争，是1839年9月4日（道光十九年七月二十七日）至1842年8月29日（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期间，清朝和英国因为港脚商人以飞剪式帆船在广东沿海武装公开贩运鸦片而爆发的战争。战争的直接导火线，是1839年清帝国钦差大臣林则徐奉道光皇帝圣旨于广东东莞收缴鸦片，先于虎门销烟，接着道光帝下旨永远断绝和英国贸易，英国为打开中国国门而发起战争。战争以英国远征舰队炮击广东九龙为起点，最后以清朝失败，及以签订《南京条约》告终。这场战争是西方国家对中国发起的第一次大规模战争，战争打开了中国的闭关大门，标志着中国近代史的开端。

明朝实行海禁政策近200年，到1567年（明隆庆元年），福建巡抚涂泽民请开海禁，实施“船引”制度获准，但明政府只开放了福建漳州的月港一处通商口岸。清初，为了削弱郑成功等抗清力量一度实行海禁。

1683年（康熙二十二年），郑成功孙郑克塽投降，清军平定台湾。1684年（康熙二十三年），清朝正式开海，准许百姓对外贸易，并在“粤东之澳门（一说广州）、福建之漳州府、浙江之宁波府、江南之云台山”分别设立粤海关、闽海关、浙海关、江海关作为管理对外贸易和征收关税的机构。江浙闽粤四大海关总领各自所在省的所有海关口岸，通常下辖十几至几十个海关口岸。

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乾隆帝以海防重地规范外商活动为理由，遍谕番商：“嗣后口岸定于广东，不得再赴浙省，”是谓“一口通商”。这一上谕是让“外洋红毛等国番船”、“番商”只能将广东作为指定通商口岸，不得再赴浙江等地。外国商人销售商品和购买上货都必须通过特许“行商”之手。

英国东印度公司代表洪任辉（James Flint）明知有“一口通商”禁令，1759年（乾隆二十四年）随英船收泊定海，为地方官所拒，即携预先备好之呈文，迳去大沽，上北京申诉。洪任辉通过直隶总督向乾隆皇帝递交诉状，希望清朝开放多个通商口岸。呈文中所控条款有关广州海关勒索陋规，行商拖欠货银，保商制度多弊。乾隆皇帝以洪任辉“勾结奸商，代为列款，希冀违例，别通海口”罪名，圈禁澳门三年。

自1759年起，广州是唯一通商口岸。以往广州有“稽查管束夷人条例”，至是两广总督复订立“防范外夷规条”五事，主要用意在制止外人与人民往来。一为严禁外商在广州住冬，如属必要，可去澳门，次年必须返国。除来华贸易外，规定武器、米粮、硝磺、铁锅、废铁和各种铁器不准出口。蚕丝、绸缎也有出口数量规定。1760年，恢复公行，专办对外贸易，对外商严加限制，不准外商与官员直接接触，指定须由公行与外商联系，使公行成为外商与中国官府联系的中介。

1792年，英国续派前出使俄国并担任过印度孟加拉长官之乔治·马戛尔尼为特命全权大使，司当东（Sir George Leonard Staunton）副之，随员80余人，包括天文数学家、艺术家、医生，和95名卫兵，由兵船护送，费用归东印度公司负担。所携“贡品”，约值1万5千余英镑，内有天文、地理仪器、图书、毯毡、军用品、车辆、船式，总计600箱，俱为用心选购，以表示英国文明。1793年8月，马戛尔尼一行抵达北京。清朝以为英使是为向乾隆帝贺寿而来，称使团带来的礼物是贡物。乾隆皇帝要马戛尔尼跪拜，他只肯行英式一膝一跪之礼，坚持不肯行三跪九叩之礼，乾隆皇帝大为不怿。及见到国书，复知英使之来，并非专为贺寿，实别有干请，决定要他早日离去。马戛尔尼以书面列举请求，所有浙江、天津通商，京城设立货行，给予舟山小岛，另拨广州地方一处居住，减免广州、澳门往来各税，明定海关税则，俱不准行。马戛尔尼提出开放宁波、舟山、天津等地为商埠，清朝严正拒绝。

英国政府再应东印度公司之请，决定再派大使来华，人选为阿美士德，主要使命为确定公司在广州权益，中国不得任意停止贸易，英人得自由与华商买卖，推广口岸。1816年，阿美士德抵达天津，跪叩礼节问题随之而来。嘉庆皇帝认为英使拒行此礼，是存心违抗，必须预行演习，否则不准瞻觐。阿美士德被带至圆明园宫门附近，仍拒行三跪九叩之礼。嘉庆皇帝以“中国为天下共主，岂能如此侮慢倨傲？”立予驱逐出国。

1802年，英国兵船在广州外伶仃洋面试探清朝防御力量，试图登陆，被两广总督劝阻。1808年，清朝水师击退13艘侵扰清朝东南沿海、闯入虎门之英国兵船。1825年，英国爆发第一次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为摆脱经济危机，英国资产阶级在国内加紧压榨工人，在国外掠夺殖民地，鼓吹战争。1827年，马地臣在澳门创办《广州记事报》，公开鼓吹侵略。

1832年2月26日，英国东印度公司英国在广东十三行派遗间谍林赛改名胡夏米(Hugh Hamilton Lindsay)，冒充阿美士德爵士号（英语：Lord Amherst）船主，和郭士立窜到南澳、厦门、福州、宁波、上海、威海卫等口岸测绘地形，搜集政治、经济、军事情报，递交英国外交大臣帕麦斯顿。胡夏米报告节录如下：“上海地理位置的重要仅次于广州，它的商业十分活跃，如果欧洲商人准许来上海贸易，它的地位更能大为增进，外国商品在上海的消耗量很大，这样大的商业活动区域以往一直被人忽视，实在太令人奇怪了。清国全体海军船只，不能阻止一只商船进口，真是怪事，南澳是广东第二个海军基地，一半位在广东，一半位于福建，它是总兵或提督的驻地，在他的指挥下，共有军人5237人，其中4078名属广东，1159名属福建，但是这些军队的存在， 除了在花名册中以外，是很值得怀疑的。”

1833年，英国国王任命一位上议院议员、海军将官律劳卑为驻华商务监督，左右副监督各一人，遂由东印度公司对华关系，转变为英国政府对华关系。1834年7月15日，律劳卑抵达澳门。7月25日，律劳卑至广州夷馆，翌日遗人赴城门投书，无人肯收。律劳卑离开澳门前，当然已接到两广总督卢坤通知，而他不待奏明，率先前来广州，殊属违反清朝规定之条例。卢坤传谕，命令律劳卑于调查整理贸易事宜完毕，即行返回澳门。何况律劳卑不经行商，“封面系平行（公函）款式，且混写‘大英国’等字样。中外之防，首重体制，该夷律劳卑有无官职，无从查其底里，即使实系该国官员，亦不能与天朝疆吏书信平行。”卢坤并扬言中断清朝英国贸易。

8月26日，律劳卑发出布告，指摘卢坤“固执不明”，嘱咐英国商人不必以封舱为顾虑。律劳卑雇人在广州各处张贴告示。9月2日，卢坤亦发出布告，斥责律劳卑“妄自尊大”，正式封舱。卢坤下令全面终止与英国贸易，并派兵包围英国商馆，撤走所有清朝佣工，严禁人民向英人提供任何供给。律劳卑立即召来英国一艘巡逻艇、两艘护卫舰驶向黄埔进行威胁，与清朝海岸警卫虎门炮台交火35分钟，驶入珠江。卢坤随即将12艘大船沉于珠江河底拦截，又从各地调动舰只28艘围堵。9月21日，律劳卑及兵船离开黄埔。在清朝水师监视下，9月27日重开中外贸易。

英国完成工业革命后，需要一个广大的市场作为货品出口地，而清朝刚好符合此条件，能成为英国广大商品的倾销地。但是十八世纪的广州贸易顺差严重地偏向于中国一边，由于清朝出产的茶叶、丝绸、瓷器等奢侈品在欧洲市场十分受欢迎，而英国商人带来的对西方的工业制成品中国人却无所需求。西方商人来购买茶叶、生丝、大黄和其它货物，是需要用金银来支付的。东印度公司驶往中国的船舶经常装载90%——有时高达98%——的黄金，只有10%的货物是商品。1781－1790年间，流入中国的白银达1,640万两，1800-1810年则达2,600万两。1827年以前，英国多次在广州试售英国印花布、剪绒及天鹅绒，亏本达百分之六十以上；1826年输入棉布，也亏本百分之十左右，因为富裕的中国人对西方认知极少，自然兴趣缺缺而多使用中国丝绸，而穷人则根本买不起。18世纪，英国开始实行金本位货币政策，而清朝则以白银作为货币，由于与清朝的所有贸易需以银两折算，令英国需要从欧洲大陆购入白银作贸易用途，金银一买一卖，英国利润受损巨大。税率方面，清朝对英国进口货物需要抽百分之二十的税率，同时由于海关官僚腐败和贪婪，使得除税率之外还产生许多不可预估的费用。这些种种中国特色的经商环境，都是千辛万苦远赴而来的英国商人所不能忍受的。

在1830年以前，中国人在对外贸易上经常是出超，白银不断地从印度英国和美国向中国输出。在1833年取销东印度公司贸易垄断权以前，英国对中国年输出总值只有60万英镑，而1836年达到1,326,388英镑，1845年增加到2,394,827英镑，到1852年便达到300万英镑左右。从中国输入茶叶量在1793年不超过16,167,331磅，到1845年便达到50,714,657磅，1846年是57,584,561磅，需求量增长非常迅速。

在早期的对外贸易中，清朝一直处于优势的地位。但随着鸦片的大量输入，从根本上逆转了这种局面。自1800年起，鸦片开始大量输入中国。此时英国人已占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罂粟种植地——印度，英国从印度装运鸦片来华。由于吸食鸦片会上瘾，清朝严格控制其入口，但吸食者市场仍然存在。“嘉庆初食者甚少，不二十年，蔓衍天下，自士大夫以致贩夫走卒，群而趋之，靡而不返。”

鸦片由罂粟提炼而来，在公元7世纪末或8世纪初由阿拉伯人和土耳其人传入中国，中国人称其为“米囊”或简称“白皮”。明时称为乌香、鸦片或阿芙蓉，南洋诸国以为贡品，市镇亦有货卖，价值与黄金相等，葡萄牙人自印度来粤，输入渐渐增加。16世纪晚年，海关开始征税，列入药材项下，主要用来做止痛安神的药；为求享受而吸食鸦片的情况很少。

1620年，中国开始出现吸食鸦片的记载，据称当时在台湾一些人将鸦片与烟草混在一起吸食，这种做法在17世纪60年代传到了福建和广东，在那里，吸食的方式得到了改进：吸食者就着灯火烧化鸦片，并用一根竹管来吸。吸食鸦片迅速成了有闲阶层的一种时尚，不久后甚至连穷人也沾上了这种习惯。对鸦片的需求导致了外国进口的鸦片增加，也导致了在四川、云南、福建、浙江和广东种植罂粟。

1729年，雍正皇帝以其淫荡伤人，予以禁止，但所指为烟草与鸦片合制之鸦片烟，并非鸦片本身。因吸食鸦片极容易上瘾，导致健康衰退而不能劳作成为废人。1796年，中国裁停鸦片烟税，视为禁品，嘉庆皇帝明令取缔进口和种植。

1773年，英国人取代葡萄牙人成为鸦片贸易的领头羊，是年，东印度公司在印度获得了种植鸦片的垄断权——由孟加拉国掌管从播种到在加尔各答出卖成品的一切事宜。东印度公司在得知中国禁烟之后，转而将鸦片的销售权让给持该公司执照经营航运的港脚船去做，港脚商人系得东印度公司许可，来自印度之商人，港脚（Country）为译音。

另一方面，“东印度公司在这些年中，却是单单靠了他们对华贸易中的利润来支付他们股票的利息。”鸦片商人泰勒说：“鸦片像黄金一样，我能在任何时候卖掉它。”而两广总督邓廷桢的儿子本身就是大鸦片商人。因此鸦片走私日益扩大，由道光元年（1821年）的4000余箱，到道光十八年（1838年）间已猛增到40200箱。此后，鸦片泛滥导致的经济方面的问题也浮现出来，由于鸦片输入激增，中英贸易逐渐变化，英国由入超变为出超，并反使清国入超。令中国国内发生严重银荒，造成银贵钱贱，出现通货膨胀，“1837年，鸦片泛滥导致的问题终于到了清朝政府非立即采取坚决措施不可的地步”。

战争爆发

清朝禁烟运动

早在1729年，清朝雍正皇帝就颁布过禁烟令，禁止贩卖和吸食鸦片，但并没有禁绝。面对巨大的经济利益诱惑，西方鸦片商人仍然勾结当地官僚，千方百计走私偷运鸦片到中国。1773年，东印度公司取得印度鸦片专卖权。至1838年，西方鸦片商人向清朝输入鸦片数量逐年递增，导致清朝每年全部出口的丝、茶、土产，均不足以抵偿进口鸦片的烟价，长期的鸦片贸易，造成清朝国内白银大量外流，银元枯竭，银价上涨，工商停滞，国穷民困。当时吸食者上至贵族官僚、下至贩夫士兵，随着鸦片泛滥愈演愈烈，最终引起清朝的高度重视。

1836年，英国政府代表、驻华商务监督义律，扬言要用武力对付中国。同年，英国资本家在伦敦成立“印度和中国协会”，这个协会经常向英国政府提供情报，敦促英国政府加紧侵略中国。

1838年12月底，清朝道光皇帝颁布《钦定严禁鸦片烟条例》。12月28日至翌年1月3日，7天之内，召见林则徐8次，每次约1小时30分。赐予林则徐紫禁城骑马之殊荣，授以钦差大臣，查办广东海口事件，节制水师，清查鸦片来源之重任。林则徐前往广州负责执行，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虎门销烟。1839年3月，林则徐抵达广州后，与两广总督邓廷桢、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两人合作，积极整顿海防，防御外敌入侵。3月10日，林开始采取行动，发出晓谕两道，给各国夷人，说明通商之利，贩烟之罪，限期将鸦片尽数缴官，不得丝毫藏匿，保证“嗣后来船永不敢夹带鸦片，如有带来，一经查出，货尽没官，人即正法，情甘服罪。”他声称法在必行。另一道系给行商，责令缴烟、具结。

英国商人总以为中国官员做事一向是虎头蛇尾，只需略事敷衍，即可了结。林则徐下令中断贸易，撤走英国商馆中的华人买办和仆役，并派士兵包围了商馆，并下令：和洋人交通者即汉奸。义律得知消息，3月24日自澳门赶至广州，与350名洋商被困在商馆里六个星期，与外界交通隔绝。3月27日，义律屈服，直接向林具禀，愿将英国人经手鸦片悉数清缴，同日布告英国人遵照，总计共有鸦片20,283箱。其中，怡和洋行上缴鸦片7000箱，宝顺洋行上缴鸦片1700箱，旗昌洋行上缴鸦片1540箱。林则徐请示过道光帝之后，在虎门挖了三个大坑（每个长150英尺、宽75英尺、深7英尺）。6月3日，实行销毁，历时22日。“在世界历史中，一个非基督教的君主宁愿销毁损害他的臣民的东西，而不愿出售它来装满自己的腰包，这是唯一的一个实例。”

清军沿海备战

战前清王朝一直保持80万常备军，但是既不注重将领的培养，又忽视部队的训练。提升将领，片面强调行伍出身，对于武科出身的往往不予重用。这样，将领的文化水平一般都比较低，加上缺乏严格的培训，不但平时组织部队训练难于胜任，战时指挥作战更是笨拙无方。清军在训练时规定有春操、秋操、冬季行围等制度，但往往敷衍应付，而且只偏重于演阵图、习架式，近于演戏，基本上没有脱离冷兵器时代的密集阵式，对于实战毫无裨益。浙江清军“于炮位应装药弹数目，尚未能知，则其平日所称演放炮位，系属虚文塞责，已可概见。防堵海疆，首重大炮，而浙江水路各营镇将备弁，能知放炮之法者，惟黄岩镇标中营游击林亮光尚称谙练，余则绝少其人，各处海口，所安炮位，几同虚设。”

东南沿海诸省为清朝税收的重要来源，为清朝重点布防地区，其广东驻军7万，福建6万，浙江4万，江苏5万。嘉庆五年（1800年），清政府查禁鸦片，英国的武装走私商船活跃于广东沿海。1830年以后，英国派遣军舰兵船前来中国沿海，保护鸦片走私，引起清廷的警惕，但未能采取有效的战备措施。1834年9月，发生两艘英国军舰强行闯入珠江，击毁虎门炮台严重事件。事后清朝任命关天培为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到任后，查勘要塞，整顿水师，加筑炮台，添铸大炮，使广东海防尤其是虎门的防务，得到巩固。

广州作为当时清廷规定的唯一的对外贸易口岸，为鸦片贸易主要地区。林则徐抵达广州后，在严厉禁烟的同时，与邓廷桢、关天培一道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海防。这些措施是：整顿水师，严肃军纪，演练枪炮，在虎门添置购买西洋大炮300余门；在尖沙嘴、官涌等处新建炮台；购置西洋大船，改装民船，招募团练，又抽调广东内地营汛防兵进驻虎门要塞，使得东南沿海防务大为增强。

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前清朝防御重点主要集中于东南沿海一带，对于北部沿海却未能采取有效的防范。

英国决议出兵

1839年6月虎门销烟后，并没有斩断鸦片贸易，鸦片贸易从地上进入地下愈演愈烈，林则徐本人称：“义律宣言于众，更要大卖鸦片，每以劈柴作为照牌，明写鸦片一个洋银几元字样，于潮长时随流送入各口内，诱人售买。遇有兵船驱逐，胆敢先放枪炮，恐吓抵拒。又兵船拿获汉奸，该夷胆敢将官兵诓去，掳禁夷船，勒令释放汉奸，如此狼突鸱张。”林则徐继续采取强硬立场，要求外国鸦片商人立下文书，保证永不夹带鸦片到中国来，结果遭到英国商人的坚决抵制。

7月初，发生英国水兵在九龙殴毙华人林维喜之事。英国水手香港九龙尖沙咀村行凶，殴伤村民多人，其中林维喜重伤致死。林则徐多次要求英国商务总监义律交出凶犯，义律故意践踏主权，包庇凶手逍遥法外，甚至悍然武装挑衅。义律缉拿凶犯，由行政机关处以轻微罚锾，和短期监禁。林则徐屡令交出，义律说是英王不许。义律又以两国法律相距太远为由，要求英方一同参与审讯，遭拒。林又说义律为英国职官，“明明查有凶夷，私押在船，若违抗不交，是始终庇匿罪人，即与罪人同罪。”义律置之不理。结果英方私下判处涉案人回英，分别监禁3至6个月。

1839年8月15日，林则徐不得不采取进一步行动，封锁澳门，不准英国人逗留。8月下旬，义律与英国人转往香港及附近海面之英国船只。9月4日，义律带领新到兵船一只，至九龙，要求购买食物不遂，实行开炮，中国水师船炮台猛烈还击，各有伤亡。9月下旬，义律返回至澳门，以说帖答复，谓英船现无鸦片，可共同搜验，如经查出，货物没收，烟商驱逐，由在粤英商共行出结，领事盖印连签。

1839年8月初，中国禁烟消息传到英国。英国国会对此问题进行激烈辩论。英国商业集团纷纷叫嚣发起战争，9月30日，英国纺织业城市曼彻斯特39家公司和厂商联合致函英国外交大臣帕麦斯顿，称中国禁烟是对英国之“侵略行为”，“希望政府能利用这个机会，将对华贸易置于安全的、稳固的、永久的基础之上。第一代威灵顿公爵阿瑟·韦尔斯利、第十四代德比伯爵爱德华·史密斯-斯坦利、山登勋爵、乔治·托马斯·斯当东、约瑟夫?休谟以及其他许多人，都是支持战争的。10月1日，英国政府召开内阁会议，讨论侵略中国问题。 内阁会议经过讨论后，作出“派遣一支舰队到中国海去”之决定内阁会议以商务受阻及大英子民生命受到威胁为理由派遗舰队。

1839年11月2日，义律率军舰两艘，驶至虎门口外之穿鼻，准备制止英国船只再次进口，并投书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要求不得火烧英国船只，准许英国人上岸居住。11月3日，有一艘具结英国船只，正报进口，英国军舰迫令折回。关天培出而查究，英国军舰开炮，冲突再起。广东虎门发生穿鼻之战，令珠江口一带气氛紧张.

1840年1月5日，道光皇帝调林则徐为两广总督，以便贯彻对英国政策。 林则徐专门断绝英国贸易。林则徐严格执行经济封锁，根绝英国船只一切接济，而以食物、饮水为主。1月5日（道光十九年十二月初一），道光帝下旨断绝与英格兰的贸易，禁止一切英国船只进口，并将该国船只，尽行驱逐出口，复严禁他国商人，不许私代英商带运货物。

1840年1月16日，维多利亚女王在国会演说：“在中国发生的事件，已经引起我国臣民与该国通商关系中断，朕已极严重注意，并将继续注意这一影响我国臣民利益与王室尊严的事件。”英国政府决定命令印度舰队增援。2月，组织东方远征军，以英国开普殖民地（南非联邦前身）好望角海军提督，义律堂兄懿律任海军统帅兼全权，义律为副全权。当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向英国国会报告英国政府对华用兵目的及军费案时，支持政府议员随声附和，谓中国污辱英国国旗，妨害英国商务，劫夺英国财产，危及英人生命，须加讨伐。反对派抨击政府不早日取缔鸦片贸易，国旗应保护公正与荣誉，不得保护毒品。4月初，英国国会终于以极微多数同意政府政策。4月7日，英国下议院经过激烈辩论，在维多利亚女皇影响下最终以271票对262票，通过发动战争决议案，派兵前往中国。由于贩运鸦片由始至终只是民间走私行为，并非英国国策。英国政府始终未正式宣战，认为军事行动只是一种报复（reprisal），而非战争。

战争经过

第一阶段

英军北上

1840年6月5日 第一次定海之战 英军舰攻击清军的帆船

1840年6月，懿律率领英国军舰16艘、武装轮船4艘、运输舰28舰、陆军4,000人，抵达广州海面，第一次鸦片战争正式开始。。英军主力抵达广东后，见广州一带布防严密，认为在当地采取军事行动的效果不大，在距离京师较近的地方进行一次有效的打击，能更有效的逼迫清廷屈服。鉴于此，英方除留四艘军舰和一艘武装轮船继续封锁珠江口外。主力舰队则按照英方既定的对华作战部署，从广东启程北上进攻浙江舟山列岛。

7月初，英舰队途经福建厦门海面。2日，义律向厦门递送《巴麦尊子爵致中国皇帝钦命宰相书》，遭到守军拒绝。遂发炮轰击，双方交火，各有损伤。英军见厦门守军拒绝接收照会，便将诏书留在沙滩上，退出厦门，继续北上。4日，英舰队抵达舟山列岛。定海知县姚怀祥登上“威厘士厘号”交涉，伯麦照会姚怀祥，限次日下午2时前将定海城交出，遭拒。5日，英军攻城。激战中总兵张朝发中弹落水，伤重而亡。6日，定海城破，知县姚怀祥投水自尽，守城兵勇溃散。是役，英军旗舰“马利拿”号在岱衢洋百亩田礁触礁，船底洞穿，“威里士里”号成为旗舰。

定海城陷后，道光发布上谕，将：“乌尔恭额、祝廷彪、着先行革职，戴罪图功。”着：“邓廷桢选派闽省大员带领舟师，星飞赴浙；无论洋船在于何处，即会同浙江水师合兵会剿”，“伊里布遴派带兵大员，拣选水师数千，豫备调遣”。

英军在占领定海转入休整。28日，英军结束休整，以主力舰队继续北上。途径乍浦，与守军交火，不久撤离。8月3日，道光接到林则徐自广东发出的英军可能北上天津的预警，道光随即谕令直隶总督琦善：天津“不准通商，断不能据情转奏，以杜其觊觎之私。倘有桀骜情形，即统率弁兵，相机剿办。”8月9日英军抵达大沽口后从琦善奏折中得悉天津“炮位陈旧、兵力不足”时，又改谕琦善：“督饬所属严密防范，临时仍相机办理，如该夷船驶至海口，果无桀骜情形，不必遽行开枪开炮。倘有投递廪帖情事，无论夷字汉字，即将原禀进呈。”

8月10日，琦善奉谕。11日，琦善派罗应鳌前往大沽口外，与英军接触。15日，英军向清廷递交《巴麦尊子爵致中国皇帝钦命宰相书》，巴麦尊在致函中指责林则徐在广东残害英商人，亵渎大英国家威仪，宣称：“大英国主，调派水陆军师，前往中国海境，求讨皇帝昭雪伸冤。”顺带提出割地，赔款、道歉、等要求。

同时，在送往京师的《巴麦尊子爵致中国皇帝钦命宰相书》的附折中，琦善向道光详细汇报了英军舰队情况，称：“见到英吉利夷船式样，长圆共分三种，其至大者，照常使用篷桅，必待风潮而行，船身吃水二丈七八尺，其高出水处，亦计两丈有余。舱中分设三层，逐层有炮百余位，舟中所载皆系鸟枪，船之首尾，均各设有红衣大炮一尊，与鸟枪均自来火。其后梢两旁，内外俱有风轮，设火池，上有风斗，火乘风气，烟气上熏，轮盘即激水自转，无风无潮，顺水逆水，皆能飞渡。”

道光帝认为：“英夷如海中鲸鳄，来去无定，在我则七省戒严，加以隔洋郡县俱当有备，而终不能我武维扬，扫穴犁庭。试问内地之兵民，国家之财赋，有此消耗之理乎？”进而认为，只要撤换林则徐，英军就会“返棹南还，听候办理”，甚至归还舟山给清朝，以致能够“片言片纸，连胜十万之师”。

双方交涉历时一月，琦善与义律在大沽口举行会谈中对英方所提要求，含糊表示“定能代申冤抑”，但前提是英军“返棹南还，听候办理”。9月15日，英军方表示同意将谈判地点改到广东，并即日起碇南返。11月29日，琦善到达广州接替林则徐，不久即与义律开始谈判。

广州和谈

1840年9月28日，钦差大臣琦善署理两广总督，林则徐、邓廷桢被撤职。11月底，琦善至广东，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加强广东防务，反而将一切罪责归咎林则徐。指责副将陈连升在磨刀洋之役向英军开炮，欲斩副将以谢夷，以致兵心解体。又撤散壮丁数千，于是水勇失业，英夷抚而用之，沦为汉奸。撤横档水中暗桩，屡会义律于虎门左右，夷船得以探水志，察径路，而情形虚实尽泄。为向英军展现和谈诚意，对炮台守军大加裁撤，凡有报缉汉奸缉鸦片者，辄被呵斥，有探报夷情者，则拒曰：“我不似林总督以天朝大吏，终日刺探外夷情者。”

1840年12月，双方开始和谈。义律在谈判过程中提出按照《巴麦尊致清朝宰相书》内所载各款结议，“写作汉字英字约文一纸，盖封贵大臣关防，及本公使大臣印书，以为盟约之始基”。琦善表示同意赔偿烟价五百万元，关于割让香港一款，琦善加以拒绝，重申割地是“天朝从来未有之事，其势断不能行”。对于英军暂屯香港的要求，琦善以《巴麦尊照会》“公文所无”，断然拒绝。义律坚持要求偿还烟价二千万元，割让地方岛屿，开辟厦门、定海为商埠等一系列要求，琦善见英方条件求过于苛刻，不敢轻易答应，又不敢轻易拒绝，便使用拖延战术周旋。经过一月和谈，未取得任何结果，义律失去耐心，决定“战后再商”。

1841年1月7日（道光二十年十二月十五日），英军向虎门炮台第一重门户大角、沙角、炮台同时发起进攻，以舰炮猛轰炮台。与此同时，登陆部队在川鼻湾登岸，抄袭沙角炮台侧后，抢占制高点。英军抵达脊巅，向下猛攻，守军欲发“动预埋地雷”，但未能奏效。激战中陈连升父子先后阵亡。“此次爬沙角后山之人，大半皆汉奸，或冒官兵号衣，或穿夷服。”

进攻大角炮台的英军用舷侧炮猛烈地炮火压制炮台，摧毁胸墙、炮洞、围墙多处。炮台守军开炮对抗，效力有限，守军在英军猛烈地炮火“下无法驻足”。与此同时，英军乘坐小船从南北两侧同时登陆，包抄炮台，守军被迫将大炮推入海内，突围撤退。英军占领大角炮台后放火烧毁营房，拆毁炮台，然后全部撤回舰上。

在大角、沙角、之战，清守军死伤700余人。在陆上战事即结束时，英国海军的复仇女神号、加略普号、“硫磺号”等五艘军舰联合向停泊在附近的清军水师发起进攻，清军战船火力无法与英军战舰相抗衡，水师师船、拖船沉毁11艘。

战斗结束后，英国军舰随即抵近珠江口，围困虎门炮台第二道门户横档岛，对清朝保持军事压力，在英军武力威慑下，琦善被迫与义律在川鼻洋商议草约，在割让香港方面，表示愿向道光皇帝“代为恳请在尖沙嘴或香港地方择一隅供英人寄居”。但义律不待琦善请示皇帝，便在1月20日单方面公布《穿鼻草约》，《穿鼻草约》由始至终并未经中国皇帝批准，而琦善也没有盖用关防印，因此该条约不具法律效力。

1841年1月23日，随着《穿鼻草约》的签订，定海英军陆续调往广州。2月24日，英军主动撤离舟山，撤往广州一带。伊里布释放安突德等英俘十八名，2月27日，裕谦率兵进抵镇海，派遣总兵葛云飞、王锡朋、郑国鸿带兵由镇海进驻定海，重建防务。

第二阶段

清朝宣战

1841年1月27日广东败报传到北京，道光皇帝甚为恼怒，当即下旨对英宣战：“逆夷目肆猖獗，必应痛加剿洗”。著：“裕泰等将所派胡南兵一千名，令祥福带领，四川兵二千名，令张青云带领，贵州兵一千名，令段永福带领，分起赴粤。”并说：“览奏十分愤懑，降旨受奕山靖逆将军。”谕：文华殿大学士穆彰阿等将英国行径“通谕中外知之”，命：两江总督伊里布“克日进兵，收复定海”，令：琦善“激励士卒，奋勇直前”，并令沿海各省将军督抚“加意巡查，来则攻击”。任命御前大臣奕山为靖逆将军，户部尚书隆文和湖南提督杨芳为参赞大臣，前往广东主持军务。从湖南、四川、贵州、江西、湖北和贵州各省抽调精兵，开赴广东。

2月26日，义律获悉清朝对英开战的消息，乃先下手为强，命令英军向广州城重要门户虎门炮台发起进攻，事前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诣制府恸哭，请益兵不许，守台仅羸兵二百，乃决为死计，驻炮台督战，创痕遍体，血濡衣襟。”“手燃巨炮忽自炸裂，兵无人色，皆走。一弹当胸至，洞而不倒，夷众拥入，天培阵亡。”当日，虎门要塞各炮台皆被英军攻破。有说“火药皆杂以沙土，军门（关天培）……知受绐，愤激自刎。”

同时，道光帝接到广东巡抚怡良关于英国舰队占领香港的密奏，大为震怒。当即上谕：“览怡良所奏，曷胜愤憾！朕君临天下，尺土一民，莫非国家所有，琦善擅予香港……如此辜恩误国，实属丧尽天良……”当即将琦善锁拿进京，查抄全部家产。同时，补授原刑部尚书祁贡为两广总督，未到任前由怡良署理。著怡良等“一俟奕山、隆文到粤，即行大张挞伐，极力攻剿”。

2月27日，英军攻陷乌涌炮台，清军总兵祥福以下500余人阵亡，余部溃散。3月2日，英军又西陷猎德炮台，英舰进至广州城下，游弋于二沙尾、大黄滘内外，“或三五只，或六七只，距省二十余里之间，零星停泊，聚散靡常”。

广州之战

1841年3月1日，英军继续向广州进攻，攻占沧州炮台。3月3日，琦善派广州知府余保纯出城向英军乞和，义律同意休战三天。3月5日，参赞大臣杨芳抵达广东，百姓“欢呼不绝”，“官亦群倚为长城”。3月6日，停战期满，英军再度开战。3月13日，琦善因议和误国，被押解进京查办。由于奕山、隆文尚未到任,杨芳暂领广东军务。杨芳作战不力，乃用阴门阵抵敌，结果清军一败涂地。英军逆珠江进而上攻陷沿途炮台，占据广州十三行商馆。此时广州进行中外贸易的旺季来临，英国和其它国家的商船停泊珠江口外，迫切要求开市贸易。义律也因兵力不足，无法轻易进攻广州。杨芳则因各省调集的兵勇没有到齐，亦不敢轻举妄动。在此情况下，义律与杨芳出于各自的考虑，于3月18日达成临时休战协议。规定：“广州商业应当照常进行，商船应当到黄埔去卸货。省政府不得令英人具结，中国应当照常征收港口税和商税。凡鸦片及其它走私货物，如经查获，应予没收，禁止将人拘留或施以各种惩罚。”这样广州的和平维持了两个月。在这两个月中，“姚巡捕等将女子剃发，并跟班送进（杨芳）。杨芳之兵在外嫖者，将麻疯婆应之，两月以来，官兵之染麻疯者不少，而杨芳之子在外嫖者过于杨芳，时服药尚不能。”

4月14日，在虎门陷落2个月后奕山一行才抵达广州，5月初，各省开赴广东的1.7万援军亦陆续抵达，合原驻之兵，广州清军达到2.5万。道光以为大军云集，著奕山“迅速督饬兵弁分路兜剿，务使该夷片帆不返”，“全将该夷驱逐，各地尽行收回”，一再督促发兵攻剿。

在道光帝的严令催促下，奕山等决定于5月10日以后选择月黑潮顺之夜对广州英军大举反攻。但由于连日大雨，河水骤涨，清军未能“克期进剿”。而英军舰船却乘水涨之机，自大黄滘、二沙尾两路驶进，谋攻广州城。奕山等“不敢坐失机宜，遂决计先发以制之”。5月21日，奕山令水军1700余人，于黑夜之间分乘快船，挈钩镰、火箭、喷筒出动，掷火焚烧。陆军进攻商馆区，捉拿义律，义律提前逃离商馆。与此同时，岸上炮台也向江中的英船开火。英船猝不及备，颇为所窘，夷馆亦遭劫掠。英舰被清军火船冲入舰炮射击死角，数艘军舰被岸炮击中。为安全计，向凤凰岗一带水域撤退。当晚交战，英舰一艘未沉，火船冲到岸边，民船烧掉不少。

次日早晨英军2400人反攻。清军三路兵丁，一哄而溃退。英军以火轮船1只进至泥城港，施放火箭，烧毁聚泊在港内的清军师船、火艇60余只；英舰3只泊白鹅潭，发炮轰击西炮台。23日，义律发出告示，限清军在12小时内退出广州城，否则就要率兵占据城池。当晚，英舰23只开进虎门，掳掠师船和民船50多只，溯珠江至广州城下，炮攻西炮台、天字码头和东炮台，纵火焚烧城外民房。24日，英军在广州登陆，清军望风溃逃，从广西采运而来的木筏材料和30余只油薪船，尽落入英军之手，英军乘势占据泥城炮台。一路从十三行商馆区登陆，占领商馆。奕山下令紧闭城门。25日，英军继续登陆，扫除沿途的障碍。当日占领广州城北越秀山上的四方炮台。炮台清军阵亡500名，南海义勇和湖南兵在广州东门校场发生大规模械斗。英军包围广州，在高处架炮轰城内，击毁两个火药库四天之内，广州附近要地全失，城外大火，奕山指挥18000人尽退城内，秩序大乱。5月26日上午，广州竖起白旗，奕山派广州知府余保纯出城向英军求和。英军以死9人，伤68人代价击败2万中国军队。

奕山退兵

1841年5月27日，义律与奕山代表订立《广州和约》，规定：中国钦差大臣和军队于6天内退至广州城外60里地方，1周内缴出赎城600万元，交清后，英军退出虎门。事件未解决前，不得设防，赔偿夷馆损失30万元。奕山不但率部撤离了广州，还勒索广州商家向英军支付了600万银元的赎城费，仅怡和行伍崇曜就出资80万银圆。

收钱后，英军纪律不佳，5月29日，自广州近郊撤退，沿途淫掠，约有200多名英兵为数千乡民围困于城北三元里。第二天，英军2000人来援，乡民依然不退。当时雷雨大作，英兵火枪失灵，十分狼狈，死伤20人。广州知府劝乡民解散，始获无事，此为广东间第一次的直接抗英行动。继而发布“誓灭英逆”文告，情绪高涨，自信至强，各种反英组织跟着成立。

《广州和约》等于完全投降。奕山惟有捏造谎言，对朝廷交代。他说：第一，因为广州居民吁恳保全，英人自诉苦情，请“大皇帝开恩，追究商欠，俯准通商，即退出虎门，不敢滋事，”所以才暂准所请。第二，行商积债600万元，除自筹200万外，余由库贮拨借，分年归还。第三，退驻广州城外，系为弹压土匪，且天热雨多，亦不得不择地安营。为了不被皇帝惩罚，奕山虚报战功，甚至将该战役的惨败说成大胜。举棋不定、忽剿忽抚之道光何尝不明内情。事己至此，只好认可。禁烟久已不提，不谈痛剿，命令调赴广州各军均撤回原伍，沿海防守官兵裁撤，以为中英关系已定，不料英军正大举而来。

第三阶段

战事扩大

1841年4月，关于《穿鼻草约》的报告传至伦敦。5月，英国政府否决《穿鼻草约》，内阁会议决定召回义律，改派璞鼎查为全权公使来华，进一步扩大战争。璞鼎查于6月5日驶离伦敦，8月10日进抵澳门，8月12日璞鼎查照会广州当局，要求接受去年所提各项条件，否则带兵北上。8月21日，璞鼎查和海军司令巴加和陆军司令卧乌古，率领10艘军舰、4艘轮船、22艘运输船搭载英国陆军第18皇家爱尔兰团、第26卡梅拉尼亚步兵团、第49威尔士步兵团、第55威斯特摩兰郡步兵团、第62旁遮普印度步兵师、第66旁遮普印度步兵师开始第二次北上。

1841年8月13日，英国双桅军舰“纳尔不达”号（HMS Nerbudda）进入台湾鸡笼港（今基隆港）游弋。8月16日，纳尔不达号发炮向鸡笼二沙湾炮台发起攻击，遭到清朝守兵发炮还击，将其击伤。激战中纳尔不达号发中炮后撤，误触暗礁下沉，英军被杀32人，被俘133人。清军从运输船上获大炮10门，并获炮弹、图册等物。10月19日，英国派舰至基隆要求换回俘虏，未获清军回复。27日，英军再攻鸡笼，派兵从三沙湾登陆，遭清军开炮还击，将其逐至外洋，大安之役为战争期间清军罕见的一次胜利。

英军离开广州后，道光以为战争已经结束，通谕沿海督抚:“酌情裁撤各省调防官兵”。8月上旬，裕谦接到奕山、祁贡自广州发出英军将“再犯闽浙”的预警，乃上书要求缓撤退江、浙两省防务，道光批谕：“英人赴浙，出自风闻，不足为据，著裕谦仍遵前皆，酌量撤兵，不必为浮言所惑，以至糜饷劳师”。结果仅时隔数日，英国舰队即出现在厦门。

1841年8月25日，英舰队进逼福建厦门海域。通牒“限期交出厦门”，遭拒。英军于次日攻陷厦门，英军战死1名，伤十余名。清军伤亡数百，总兵江继芸战殁。英军将炮台破坏后，留兵鼓浪屿，续向定海前进。

钦差大臣裕谦负责浙军务，数月以来，在定海积极设防，兵力近7000人。9月25日，英军再攻定海，遭定海守军激烈抵抗。英军三次攻击，郑国鸿（处州镇总兵）、葛云飞（镇海镇总兵）、王锡朋（寿春镇总兵）率清军与英军激战6日。英国陆军第55威斯特摩兰郡步兵团、第18皇家爱尔兰团先后登陆，清军“所用抬炮至于红透，不能装打，犹拼命死战。”10月1日，三位总兵终以武器悬殊，相继阵亡，兵弁死者1000人，英军伤亡约30人，定海第二次失陷。－67英军俘获清军龙旗，军官Duall阵亡。清军库存的大量物资落入英军手中，其中有三十六门新造的大炮被搬上运输船，用以日后轰击清军。定海陷落后，当地人民仍旧不屈，英军仅能制县城周围10里。

为便于中国大陆过冬，等候援师，10月10日，英军续占镇海。裕谦（两江总督）、余步云（福建提督）、谢朝恩（狼山镇总兵）率4千清军在镇海与2400英军发生战斗。总兵谢朝恩力竭而死，在沙蟹岭战斗中阵亡。余步云率先逃跑，放弃招宝山炮台向镇海撤退。裕谦指挥镇海城守兵发炮拦阻，余步云率部绕山逃往宁波。英军占领招宝山，居高临下，炮击县城。裕谦指挥守军登城抵抗，英军猛攻，裕谦见镇海势危，自尽身亡。12日，英军进攻宁波，提督余步云和知府邓廷彩弃城而逃，宁波复陷。10月13日，英军唾手而得宁波，大肆掳掠、奸淫，乡民继续抵抗，俘40余名英国人。

1841年8月英军第二次北上，相继攻陷厦门、定海、镇海、宁波，导致东南沿海各省骤然局势紧张，纷纷要求增加兵力、枪炮和经费。10月18日，道光帝得知英军攻击浙东沿海的消息，当即任命吏部尚书奕经为扬威将军，副都统特依顺、侍郎文蔚为参赞大臣，并下令从各省征调援军，急赴浙东前线。

浙东之战

为挽回浙东败势，道光帝派另一皇侄（乾隆帝曾孙）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奕经为扬威将军，鼓励沿海团练乡勇，修筑土堡，坚壁清海，厚赏捐资助饷绅民，征调及于九省（实仅11000人），江苏、天津、盛京各派大员负责，大有举国动员之势。1842年3月，奕经率大军，定于虎年虎月虎日虎时以生肖属虎的宁夏镇总兵段永福为指挥官，以五虎灭羊（洋）之计，分宁波、镇海、定海三路反攻英军。

宁波方向，清军以阿木穰率领的百余名虎皮装束藏兵负为先锋，攻打西门。清军攻入城后直奔英军宁波指挥官居住的府署。但府署“门坚墙高”，无法攀登。此时英军开门冲出，用火枪齐射，将手拿火绳枪或长矛的清军打退到狭窄的街道里。紧接着，又有部分英军爬上临街的屋顶，向拥挤在街心的进攻部队发射火箭。双方相持一段时间后，英军调来大炮，对着在街心拥挤的清军进攻部队开炮，清军伤亡惨重，首批攻入城内的阿木穰以下藏兵一百余人全部战死，终至溃逃。

宁波南门，清军“守备徐宦最为猛烈，挺矛先进，奈后援伤亡渐多，夷兵登岸要截后路，（清军指挥官）游击黄泰与守备魏启明把总顾得静外委王保元蒋维述等均阵亡。”

镇海方向，反攻镇海的清军在刘天保率领下向镇海进攻。清军抵达城下后英军：“按队而出，枪炮齐发”清兵：“以长矛及双手带名刀接战，无一人携带鸟枪者，势遂不支，败退退至十里亭”。第二回合刘天保与“前锋策应凌长星合兵复进，时天尚未明，清兵在黑暗中“以多鸟枪乱击，然终不敌其炮火之猛烈”，英军复以火箭来射而清兵益不支。金川土守备哈克里带领臧军攻夺招宝山炮台，双方激战正酣之时，一艘英国军舰“剪江而至，用炮仰击，哈克里遂不支，退下山麓”，其他各路清军进攻部队也在英国军队猛烈的炮火下纷纷溃退。

3月15日，英军从宁波出动近1200人，分乘3艘武装轮船和舢板数十只，自宁波逆江而上，向大宝山的清军反扑。中午，又有四五百人在大西坝登岸，进攻慈溪大宝山；另一路从前江驶入长亭口，在彭山浦登陆，夹击宝山，朱贵率领500余名清兵抵抗。“时余步云等已走避入城，刘天保、凌长星时驻兵西苑岭，又以旧怨隔岭做璧上观，不肯助战，故（朱）贵势益孤。”战斗中，朱贵父子三人、哈克里、索文茂等均力战而死，全军尽灭。

奕经在进行陆地进攻同时还特命张应云特备火船去攻英舰：“每船用桐油二百斤，硝磺四十斤，草柴三十担，联五船为一排，期于潮退时连樯并进，一船火起，五船并发，围绕夷船，付之一炬”。命：“城内伏勇、城外正兵，均以船上火起为号，奋力开仗。”但在宁波之战中，“黄泰攻南门时因迟迟未见船上火起，坐失战机。县丞李维镛等帅火攻船225只从李碶)渡结队出江，时将二鼓，东南风陡作，夜潮方涨，船不能顺流而下，船勇又畏慎夷炮，不敢驶近夷船，相距十余里火已先发。时同知舒恭受帅火攻船280只，甫行至樟市小港，了见火起，遂亦举发。夷人惊起，驾船来扑，两路乡勇，逃窜一空。故火攻船用不及十之三四，其余均被劫去”。英军夜晚反击，反以虏获船纵火来烧清军沿江营寨。

清军在浙东的反击行动，一路因遭英军阻击而撤出战斗；另一路攻城失败，未能入城；夜袭定海的水上一路，因风潮不顺未能成行，最后延期至4月14日才在郑国鸿之子郑歇臣指挥下实施，但英军早有准备，清军几乎全覆。三路反攻均遭失败，英军趁势反攻，清军大败，退往绍兴、杭州。奕经驻杭州、清朝大军驻绍兴、英军驻宁波形成相持局面，当时有谚语：“杭州娼妓最堪夸，明年养出小钦差；绍兴娼家亦有名，明年养出小兵丁；唯有宁波娼家哭不止，明年养出小鬼子。”浙东相持，使清廷无心再战，道光皇帝决计求和，于1842年3月27日任命主和派耆英为钦差大臣、杭州将军，将主和派伊里布派往浙江，结果“人人以为指日可罢兵，遂不复议进战。”

1842年6月20日道光皇帝密旨奕经“与七叔（伊里布）相机办理，不必强攻。”而此时璞鼎查正准备谋划进军长江下游的“扬子江战役计划”，对清廷的求和已经毫无兴趣。

长江战役

1841年10月，英军在福建和浙东等地发起的进攻虽然取得进展，但亦受到清朝军队的抵抗。为尽快结束战争，英军决定发动一场决定性战役，进攻长江中下游一带（那里的数百万人以其肥沃的土地供养着这个帝国最富裕的学术精华阶层)。从11月开始，英国政府陆续增调本土和印度海陆军来华。经过半年准备和动员，至1842年5月英军在华兵力增至正规军舰二十五艘，汽轮十四艘，九艘给养船和载有一万名陆军的运兵船。

1842年5月7日，英军撤离宁波，开始从浙东收缩兵力执行“扬子江战役计划”。5月13日，英军舰队离开甬江口外黄牛礁海域，开始向长江口集结。5月18日，英军攻陷乍浦，清军驻守在乍浦的八旗官兵和乡勇死伤1500余人，平民死难1500余人。副都统长喜身负重伤，撤退至嘉兴，不久不治而亡。此役英军损失60余人，第18皇家爱尔兰团高级军官汤林森中校（英语：Nicholas Ralph Tomlinson）在天尊庙战斗中“颈部被清军击穿阵亡。”英军占领乍浦后，在乍浦逗留休整十天，期间几乎将该城焚掠一空。

耆英在乍浦被占后立即向清廷奏报乍浦失陷经过，力陈“舍羁縻之外无他策”，主张求和。不久清廷又重新起用主张议和的伊里布，并送还乍浦之战中俘获的黑白洋兵16名，以示和谈诚意。但英军对清廷的和谈诚意置之不理，于5月28日开始全部登船北驶，6月8日抵达长江口外的鸡骨礁一带集结，并派出轮船探测航道，侦察沿途清军设防情况，准备继续进攻吴淞口。

1842年6月初，英国军舰抵吴淞口外，守军约万人。英军以5艘军舰进攻吴淞炮台。6月16日晨，战斗开始，两小时后，两江总督牛鉴遁走，“所督诸军皆尾而溃走”。英军遂乘势大进，占领炮台，江南提督陈化成阵亡。吴淞口失陷后，该地区的大小火炮大部为英军所获。这些火炮中，不少装有炮车和简单的瞄准具。英军对其中某些火炮质量的改进，甚感惊讶。吴淞失陷，上海大震，官吏和富豪纷纷逃离。

6月19日，英军水陆两路向上海推进，上海官兵弃城而逃，英军大掠4天后退走。上海铸炮局新铸的铜、铁炮171门，火药9吨及大批存粮，尽被英军所获。

1842年7月13日，英军进抵镇江。耆英与伊里布“馈送英夷牛羊”，两江总督牛鉴以“黄金十二万犒劳英师。”扬州富商颜崇礼因为与当地盐枭长期不和，向英军进贡35万两白银及新鲜食物，与英军达成协议：英军不进入扬州城，转而炮击老河影一带盐民，酿成“老河影惨案”。都统海龄令旗兵撤往城内，紧闭四门，满城捉汉奸，捕杀城内居民百余人。

1842年7月21日，英军出动陆军9000人、战舰15艘在舰炮支援下向镇江发起进攻。英军登岸后直薄城下冒着清军的炮火爬梯登城，遭守城的旗兵顽抗。守城的旗兵或者将英军推下城去，或者扭住一起跳下城墙。英军在炮火掩护下，用火药包将瓮城门炸开，大队英军蜂拥而入。英军攻入城内后，城内的旗兵从巷道内涌出，与英军展开激烈的巷战和肉搏战。许多旗兵战前杀死自己的妻儿，然后才参加战斗。最后，守卫镇江城的旗兵以极大的伤亡代价，使英军死伤160多人，是自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以来最重的伤亡。此役清军损失旗兵500余名。海龄督战到最后一刻，最后投火自杀身亡。

事后英军“毁城垣，焚衙署，纵黑鬼奸淫妇女，道路死伤枕藉”。英国参战军人回忆“只要是真实的回忆，就可觉得这颗心很难说是有人道的了。但即使是心肠最硬、资格最老，以杀人越货为生的人，看到这种悲惨景象也不能无动于衷的。”

英军在镇江的军事行动，切断了清朝经济命脉京杭大运河的漕运。7月16日，道光帝就密谕耆英，只要英国息战退兵，便同意割让香港，并增开通商口岸。镇江失守后，道光帝决心专意“议抚”，并授权耆英、伊里布“便宜行事，务须妥速办理，不可稍涉游移”，并令奕经所率援军暂缓由浙赴苏，“以免该逆疑虑”。然而，璞鼎查对清朝方面的“羁縻”毫不理睬，命令英军继续向江宁推进。

8月3日，英国远征军留下一部分兵力守卫镇江，主力舰队开始向江宁开进，9日抵达江宁江面。11日，英国陆军登陆，“于紫金山之上，安设大炮，军舰摆开了攻城的架势。同日，耆英自无锡赶到江宁，在英国军队的炮口威慑下，开始与英方议和。

和约签订

清军节节败退，英军抵达南京，两江总督牛鉴乞和，璞鼎查答以倘钦差大臣耆英、伊里布，如能所请，可不攻城。耆英到后，璞鼎查限8月14日定议，否则开炮攻城。8月22日，道光皇帝全部允准。耆英、伊里布、牛鉴曾应璞鼎查之邀，登英国舰只拜访，璞鼎查亦上岸答拜。清政府被迫在南京的静海寺与英国政府议约，双方共在寺内议约四次。中国清政府全部接受了英国提出的议和条款，在英军旗舰“汗华”（亦译康华丽）号上正式签订了中国近代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英《江宁条约》。8月29日，条约正式签字，通称为《南京条约》，中国名之为“《万年和约》”。

主要事项为：准英国人携眷居住；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处港口贸易；香港岛给与英国；赔偿烟价600万元、商欠300万元、兵费1200万元，共2100万元，先付600万元，余于4年内交清；准英国人在港口自由贸易，不经行商；释放被禁英国人，宽免与英国人有来往之中国人；进出口税饷秉公议定则例；英国货物按例纳税后，中国商人可遍运内地，不得加重税例；两国官员用照会往来；中国允准和约施行，英兵退出长江；定海、鼓浪屿须俟赔款全数付讫，港口开辟后方撤。条约签订后英军舰船陆续撤往定海一带，历时长达两年三个月的第一次鸦片战争正式结束。

影响

政治

第一次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开端，也是中国人民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之起点，6此后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纷至沓来。1843年10月8日（道光二十三年八月十五日）中英又订一通商附黏善后条款，一称《虎门条约》，订明五口英国商人不得至乡间内地，可于五口租赁房屋，或租地自建，如有新恩施及他国，英人“一体均沾”。英国享有最惠国待遇和领事裁判权，各国纷纷要求享有同一待遇，与中国签订更多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对清朝来说也是第一次。这些不平等条约要到一个世纪后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的1943年才得以正式废除。

1844年7月3日，中美五口贸易与章程在澳门附近望厦村签字，通称《望厦条约》。除无割地赔外，领事裁判权适用范围明确而扩大，不惟中美人间之争执，美人由美领事处理；关税例则须与美国议允；中国港口官员负责接待美国兵船；准美人在五口自建教堂、墓地；条约十二年一修；美国享有最惠国待遇。

法国在华并无重大商业利益，所重视为传教。1844年8月，法国代表剌萼尼（Théodore de Lagrené）至澳门，复有军舰8艘同来，使他在谈判中更处有利地位。10月24日，中法五口贸易章程在黄埔签字，通称《黄埔条约》，内容与美约无大出入，不同是中国地方官负责保护教堂墓地。条约中对于天主教弛禁并无明文，仅由耆英宣布。

清朝对一国失去某一特权，就等于对所有列强失去该特权，这使清朝在外交上处于不利弱势。军舰停泊口岸等特权，使英国可在五个通商口岸各驻兵舰一艘，以后商港越开越多，深入内地，使清朝国防受到威胁。香港岛被割让给于英国，开外国人要求割地之先例。在后来战争中，外国夺去更多清朝领土。由于外国资本主义势力侵入，割裂中国领土，破坏主权之完整，中国丧失独立自主地位。5领事裁判权使清朝失去司法主权，外国人犯法不受清朝法律制裁，清朝无法管制外国人在华违法行为。战后政府大失威信，弱点暴露，会党以反清为职志，自不会放过时机。

第一次鸦片战争虽然被后世被视为中西方冲突与交流的重大事件，但对当时的中国思想界与政治产生的影响其实是模糊甚至有限的；英国的军事胜利确实令部分中国文人学者逐渐开始更多地注意世界地理问题，到1861年，已写出了二十二部以上的着作，介绍西方的地理和先进的军事、科技事物。在战争中有些人对于英国的坚船利炮深刻印象，因而对优越的西方武器感兴趣，认为中国必须全力仿效西方，“师夷长技以制夷”。但在另一方面，清朝无法理解本战英国仅以谋得通商、法律优惠为目的的近代战争特征，反而因为英国并未以摧毁其统治为目标而将之视为一场突发性、短暂的事件（相较之下，1850年代以太平天国为首的一系列国内动乱则因为其兴替战争的性质被视为国家的主要危机），知识分子及官员仅仅将战败归咎于西方的先进武器，而对战争背后的文化、政经差异与西方国家此时全面性的领先缺乏认识与关注，中国政府对此作出的因应不过商议购置西洋枪炮与军船，而未考虑进行体制性的改革。而面对五口通商所带来日渐频繁的中外接触，仍秉持华夷之分的优越意识的清朝政府也缺乏相应的外事、法制机构与专才，这种轻忽而无知的态度最终成为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的主因之一，中国也要迟至1860年代才因为第二次鸦片战争和英法联军在上海击败太平军的冲击展开洋务运动，进行对西方进行的系统性交流与学习。

民生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经济开始重要变化6。鸦片贸易泛滥，中国的公共财政和货币流通因为鸦片大量输入而陷于严重的破坏状态.由于西方资本在五口经营工业，这些工厂里诞生了中国最初的工人阶级。英国资产阶级把大批商品运来中国。7中国自给自足之封建经济遭受冲击，对外国商品仍顽强抵抗。1840年代，外国商品虽然在中国滞销，但在遭受外国商品冲击最为严重之五口通商地区，封建经济已开始解体。”鸦片贸易所引起的金银外流，外国竞争对本国生产的破坏，国家行政机关的腐化，这一切就造成了两个后果：旧税捐更重更难负担，此外又加上了新税捐。一般的人贫穷到达了极点，各地破产的流民最终汇聚成了太平天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