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美尔｜大都市与精神生活

大都市与精神生活

作者：齐奥尔格·西美尔（Georg Simmel）

译者： 费勇

现代生活最深层次的问题来源于个人在社会压力、传统习惯、外来文化、生活方式面前保持个人的独立和个性的要求。原始人为了生理上的需要所进行的与自然的斗争在这种现代形式中获得了它最新的变形。18世纪号召人们从国家、宗教、道德、金钱的传统束缚中摆脱出来，人类“性本善”的普遍天性应当不受任何阻碍地得到发展。除了更多的自由外，19世纪要求人们的工作技能专门化，这种专门化使一个个体无法与另一个相比较，并在最高程度上使他们中每一个都不可或缺。但无论如何，专门化使每个人更直接地依赖于其他人的活动。尼采看到了个性的充分发展取决于个体间最无情的斗争，社会主义则认为对为了同一目的的竞争应当有所压制。不管怎样，所有这些状况中起作用的是相同的基本动机：个人抵御由一种社会技术组织所带来的降低或磨蚀。可以说，对现代生活以及这种生活引发的后果所具有的内在意义的探究，对文化机体的灵魂的探究，必须寻求解答像大都市这样的结构在生活的个人性因素与超个人性因素之间所建立起来的均等化问题。这样的探究必须回答在适应外部压力的过程中个体如何调节自身的问题。这将是我今天所要讨论的课题。

都市性格的心理基础包含在强烈刺激的紧张之中，这种紧张产生于内部和外部刺激快速而持续的变化。人是一种能够有所辨别的生物。瞬间印象和持续印象之间的差异性会刺激他的心理。永久的印象、彼此间只有细微差异的印象，来自于规则与习惯并显现有规则的与习惯性的对照的印象——所有这些与快速转换的影像、瞬间一瞥的中断或突如其来的意外感相比，可以说较难使人意识到。这些都是大都市所创造的心理状态。街道纵横，经济、职业和社会生活发展的速度与多样性，表明了城市在精神生活的感性基础上与小镇乡村生活有着深刻的对比。城市要求人们作为敏锐的生物应当具有多种多样的不同意识，而乡村生活并没有如此的要求。在乡村，生活的节奏与感性的精神形象更缓慢地、更惯常性地、更平坦地流溢而出。正是在这种关系中，都市精神生活的世故特点变得可以理解——这正好与更深地立足于感情感关系的城镇生活形成对比。后者扎根于精神的无意识层面并在传统的稳定节奏下最易生长。不管怎样，智慧在明了的、有意识的、更高的精神层面有它的位置，它最适应我们内部的各种力量。为了适应变化以及各种现象的比照，智慧并不需要任何冲击和内部剧变，它只是通过这些剧变使得更保守的心理状态可以适应都市生活的节奏。都市人——当然他以成千上万的变体出现——发展出一种器官来保护自己不受危险的潮流与那些会令他失去根源的外部环境的威胁。他用头脑代替心灵来做出反应。在此过程中，不断增加的对外界的知觉与观察呈现出心灵上的优越性。这样，都市生活以都市人增长的知觉与观察以及理智优势为基础。对都市现象的反应使器官变得麻木不仁，毫无个性。智性已被视为用来保留个性生活以抵御都市生活的强大威力，它亦扩展到很多方面并统合了许多离散的现象。

都市通常都被认为是金融中心，在此，经济交换的多样性、集中性赋予乡村贸易所不允许的交换方式以重要意义。货币经济与理性操控一切被内在地联结在一起。在对人对事的态度上，它们都显得务实，而且，这种务实态度把一种形式上的公正与冷酷无情相结合。理智上世故的人对所有的真正个性都漠不关心。在相同的方式中，各种现象的个体性与金钱原则并不相称。金钱只关心对所有人都共有的事：它要求交换价值，它把所有的品质与个性都转换成这样的问题：多少钱？人与人之间所有的亲密的关系都是建立在个性之中，然而在理性的关系中的人被视作如同一个数字、一种与他自身无关的因素一样来考虑。只有客观上可以定量的成就才有利益价值。这样，都市人会和商人、顾客、家庭的仆人，甚至会和经常交往的朋友斤斤计较。这些理性的特征与小圈子的特性很不一样，在小圈子里，人们相互了解彼此的个性，因而形成一种温情脉脉的气氛，人与人之间的行为不只是服务与回报之间的权衡。在小群体的经济心理学界域，这一点是重要的：原始状态下生产服务于订购货品的顾客，以至于生产者与顾客相互熟悉。而现代都市的供应几乎完全来自于市场，也即为着从未进入生产者实际视野的全然不熟悉的购买者的生产。藉此种匿名性，每一团体的利益都带有残酷的务实性，而且由于个人间的各种关系无法加以衡量，双方经济上的利己主义都不用担心任何偏斜。货币经济主宰着都市，它已完全取代了家庭生产和直接的实物交易，它显著地把顾客订购的工作量减缩到最低。务实态度与货币经济的关系如此密切，以至于无人能够说清楚是理性的心理状态促进了货币经济还是后者决定着前者。大都市的生活方式无疑是这种相互作用的沃土，这一点我只要引用最杰出的英国宪法历史学家的论断就可以说明：通观英国的发展史，伦敦从来没有成为过英格兰的心脏，但经常充当英格兰的智囊和钱袋。

在一些浮现于生活表面看似无关紧要的特性中，相同的各种心理趋势有特点地联合在一起。现代精神变得越来越精于算计。货币经济引起的现实生活中的精确算计与自然科学的理想相一致：将整个世界变成一个算术问题，以数学公式来安置世界的每一个部分。货币经济把衡量轻重、计算和数字上的决定，把质量的价值转变为量的价值充斥在许许多多人的每一天中。借金钱的算计性质，一种新的精确性、一种界定同一与差异中的确切性、一种在契约与谈判中的毫不含糊性已经渗透到生活里的各种关系中——正如从表面看这种精确性是由于微型手表的广泛普及而引起的。不管怎样，都市生活的状态既是这种特点的原因也是这种特点的结果。典型的大都市中的各种关系与事务常常变化多端而且十分复杂，以至于要是在承诺与服务中没有最严格的守时规则，整个结构就会崩溃而进入无法解决的混乱状态。最重要的是，不同利益的人群必须把他们的关系和活动统合在一种高度复杂的组织中，当这些人群聚集在一起时，精确的算计就显得非常必要。如果柏林市所有的钟表以不同的方式突然坏掉，即使只有一个小时，城市的所有经济生活和联络都市中断很长的一段时间。另外，一个明显的只是外部的因素——距离遥远——也会造成所有的等待、失约导致白白耗费时间。所以，如果不是最按时地把所有活动与各种相互关系统合在一种稳定的和非个人化的时间表里，都市生活方式是不可想像的。在此，整个思考得出的一般性结论再次变得显而易见，也就是说从存在表面的每一点看——无论它们多么紧密地独自依附于这表面——人们可以从表面的探测进入心理的深处，以至于生活的所有最平凡的外在性最后都与关于生活意义与方式的终极决断有关联。准时、工于计集、精确是由于都市生活的复杂和紧张而被强加于生活之中的，而且它不只是最密切地与货币经济、理性性格有关。这些特征也使生活的内容变得丰富多彩，并且有利于排斥那些非理性的、本能的、极端的特征，也有利于排斥这样的冲动：从内在决定生活的模式，而非从外在接受生活的一般的和模型化的形式。尽管在城市中以非理性冲动为特征的极端个性并非完全不可能，但无论如何，这种极端个性与典型的城市生活是对立的。在此意义上，对大都市而言，强烈地憎恨像罗斯金（Ruskin）和尼采这样的人是可以理解的。这些人物天生只能在非模式化的存在中发现生活的价值，而非模式化的存在是不能以适用于所有相同者或相似者的精确性来加以界定的。憎恨大都市与憎恨货币经济以及现代存在中的理性主义，在原由上是相同的。

合并成生活形式的精确性与准确性的相同因素已经相互融合成就了一种最缺少个人色彩的结构，而另一方面，它们却又促进了高度个性化的自我本位性。或许，并没有像厌世（世故）态度那样无条件地专属于大都市的心理现象。厌世（世故）态度首先产生于迅速变化以及反差强烈的神经刺激。大都市中理性的增加起初似乎也是源自于此。对新的地方缺乏理性判断的愚笨的人通常完全不会厌世或世故。无限地追求快乐使人变得厌世，因为它激起神经长时间地处于最强烈的反应中，以至于到最后对什么都没有了反应。同样，凭借变化万端与错综矛盾，各种感觉推动如此暴烈的反应，到处野蛮地撕裂神经，以至于他们最后积蓄的力量都耗费殆尽，而如果继续停留在同样的环境里，他们就没有时间积聚新的力量。这样一来，面对带着合适能量的新事件，就会出现不适应。这构成了厌世的态度。事实上在与平稳环境里的孩子相比较时，每个大都市的孩子都会显现出这种厌世态度。

这种大都市厌世态度的缘由与来自货币经济的另一种缘由结合在一起。厌世态度的本质在于分辨力的钝化，这倒并非意味着知觉不到对象，而是指知觉不到对象的意义与不同价值，对象本身被毫无实质性地经验，这与白痴与事物之间的关系一样。厌世的人充满单调灰色的情调，对什么事都提不起特别的兴趣。通过把所有多层面的事物以同一的方式置于相等的维度，金钱成为最可怕的平等化中介。金钱根据“多少”的原则来表现各种事物载质上的差异。中性与冷漠的金钱变成了所有价值的公分母（基准），它彻底地淘空了事物的内核、个性、特殊的价值与可比性。在奔流不息的金钱溪流中，所有的事物都以相等的重力漂荡。所有事物都处于相同水平上，它们相互的差异只是体现在它们覆盖空间的大小上。在个别的情况下，事物透过金钱着色或色是细微的，不怎么引人注意。但无论如何，富人与物质之间因为金钱而发生关系，各种物质染上了当代社会的心理状态所赋与它们的色彩，从而形成总体的社会特征，这些情况提醒我们要重视仅仅以金钱来对物质进行价值判断的现象。与那些小地方相比，大城市——货币交换的主要中心——将事物的买卖推到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前台。这就是为何城市是态度的真正场所。在厌世态度中，人与物集中剌激个体的神经系统达到最高度的实现，并使它趋于巅峰。相同的条件因素只是在量上的强度，使这种实现走向自己的对立面并显得特别地顺应厌世态度。在此现象里，神经在拒绝对刺激物做出反应中发现了适应都市生活的最后可能性。一定个性的自我保全是以减低整个客观世界的价值为代价的，这种减低最终不可避免地把自己的个性也拖向毫无价值的感觉。

然而，这种生存形式的主体为了他自身不得不与它完全妥协，他身处大都市时的自我保全向他要求的正是一种社会性的消极行为。都市人相互间的这种心理态度，正式地看，我们也许可以称之为自我隐退（reserve）。如果像在小城镇那样，人们几乎认识每一个遇见的人而且几乎与每一个人都有积极的关系，许多内在的反应是对无数人持续不绝的外在交往的回应，那么，人们会被完全内在地还原为初始形态并且呈现一种无法想像的心理状态。部分的是这种心理事实部分，部分的是人们面对都市生活危险因素时怀疑的权利，使我们的自我克制成为必要。作为这种自我退隐的结果，人们甚至不认识已隔邻而居多年的人。在小城镇的人看来，这种自我退隐显得冷酷无情。确实，如果我不自我欺骗，这种外在的自我退隐的内在方面就不仅仅是冷漠，而且，它常常是——比我们意识到的还要经常——轻微的憎恨、互相的陌生和厌恶，这在无论由什么引起的紧密交往时刻会出现憎恨与斗争。这样一种联络广泛的生活的整个内在组织依赖于短暂而永久的同情、冷漠、憎恨的多种多样的等级序列。在这个等级序列中，冷漠的范围不像在表面那样大，我们的心理活动仍然会对带点清晰感觉的其他人的几乎每种印象做出回应。这种印象无意识的、流动的变化着的特点似乎终归于一种冷漠的状态。实际上这种冷漠是不自然的，就像到处是相互间毫无差别的表现一样难以忍受。对于大都市的这些典型危险——冷漠、千篇一律的表现、厌恶——我们要从两方面来看，它们其实是保护着我们。一种潜在的厌恶和实际对抗的前奏招致了疏远与憎恨，而没有这些，生活的这种方式就不可能实现。这种生活风格的程度与混杂，它的出现与消失的节奏，在它被满足中的各种形式——所有这一些，带着较狭义的统一的动机，构成了都市生活风格的不可分离的整体。在都市生活风格中作为分离因素直接出现的东西，事实上只是基本的社会化形式的一种。这种暗含着厌恶情绪的自我退隐作为一种较普遍的都市精神现象的形式与外衣会依次出现：它给予人们一种和一些个人自由，不管如何，在别的情况下并没有和这种个人自由相似或可以类比的东西。大都市回归成社会生活本身巨夫发展趋势之一，回归成少数能够从中发现一种大概的普遍规则的趋势之一。在历史的与当代的社会结构中都能发现社会形成的最早阶段：一个相对狭小的圈子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以对付邻近的、陌生的或者以某种方式敌对的那些圈子。这种圈子富有凝聚力并且只容许它的个体成员在狭窄的空间发展独特的品质与自我约束的举止。政治的和血缘的群体、政党和宗教组织都是以这种方式开始的。联盟在刚刚形成时为了自我保护需要建立严格的界限与具有向心力的统一性，所以，它们不容许个人自由和独特的向内向外的发展。从这个阶段看，社会发展同时沿着两个相异但相容的方向行进。在数量上、空间上、生活的意义与内容上发展到一定程度，群体直接的、内部的统一会松懈，而且借相互关系与相互联络，起初针对其他群体的严格的界限划定也会被削弱。同时，个体获得了行动自由，远远越过最初出于自我防御而设定的界限。个体也获得了特殊的个性，扩大了的群体中劳动分工赋予这种个性以机会，并使它成为生存的必需品质。国家与基督教、行会与政党以及无数的其他群体都是根据这样的规则形成发展的，当然，个别群体的特殊情况与力量会对这种一般性规则体系有所修正。我们在都市生活里个性发展过程中也能清晰地观察到这种规则体系。古代与中世纪的小城镇设置了障碍阻止个人的行动与关系向外发展，它也在个体自身内部设置障碍阻止个体的独立和与众不同的色彩。如果现代人在这样的障碍下生活，会觉得完全无法呼吸。即使在今天，一个城市人被安置在小城镇，仍会感到相似的限制与束缚。构成我们环境的圈子越小，那些能够取消人与人之间界限的与他人的关系就越受到限制，对那些自我成就、生活行为、个人的看法越是留意，就越是焦虑不安，而一种量上的与质上的专门化就越容易瓦解整个小圈子的体系。

在这方面，古老的城邦更有小城镇的特征：来自或远或近的敌人连续不断的威胁导致了在政治与军事方面的严密的聚合力，公民间相互的监督，整体对个人的高度戒备，以至于个人被压抑到这样的程度：只能在自己家里像暴君那样才能补偿在社会中被压抑所造成的痛苦。从个性化的人群与去个性化（de-idividualizing）的小城镇不断施加的内外压力做斗争这个事实来考察，也许可以理解雅典生活中的巨大诱惑与亢奋以及多姿多彩。这产生了一种紧张气氛，在这种气氛中弱小的个体被压制而那些强大的个体则被鼓励以最强烈的方式来证明自己。这就是为什么在我们种类的理性发展过程中被称作“普遍人性特点”的东西会出现在雅典。我们要维护下列联结在现实上与历史上的正当性：生活最广泛与最普遍的形式和内容被最紧密地与最个人化的东西结合在一起。他们共同地有一个预备阶段，那就是在微妙的形成过程中和分别成群中他们都市发现他们的敌人，保持这个阶段会置他们于防御的状态，对外抵制扩张与普遍性，对内抵制个性的自由生长。就如在封建时代，所谓“自由”人就是受土地法保护的人，也就是受最大的社会势力圈的法律保护的人，而所谓不自由的人，就是只从狭小的封建联盟圈子中获得权益而被最大的社会势力圈排除在外的人——所以在一种精神化的意义上今天的都市人是“自由”的，他们和琐碎与偏见包围着的小城镇人构成了对比。就彼此的克制和冷漠以及理智生活而言，大城市里密集人群中的个人比给人自主印象的个人更强烈地感觉到大规模社会圈的状况。这是因为身体的邻近与空间的逼仄使得只有精神距离变得显而易见。如果在某种情况下，人们到处都感觉不到像在都市拥挤人群中那样的孤独与失落，那么，这显然仅仅是这种自由的表面。在此，如同别的地方，人们的自由在他的情感生活中被作为慰藉物加以反映是没有任何必要的。

因为在历史上社会圈子的扩大和个人内在外在的自由之间存在着普遍的关联，所以，使城市成为自由场所的不仅仅是当前的区域大小和人员数量。更确切地，在超越这种可见的扩张中，特定的城市变成了世界主义的中心。城市疆界扩展的方式与财富积聚的方式具有可比性；在更迅速的进步中，一定数量的财富以半自动的方式增加。一旦越过子某种界限，市民间经济的、个人的和理性的关系，以及覆盖子整个腹地的城市的理性主导性，就会在成几何级数增加的进步中生长。活跃的护张中的每次获益变成一个步骤，不是为了一个同等之物，而是为了新的更大的扩张。就延展城市的每种脉络而言，新脉络好像依据自身就可以生长，就如在城市内部，仅仅借交往的增多就使不劳而获的地租增加，自动带给所有者不断增加的利润。在这一点上，生活中量的方面被直接转化成了质的特点。小城镇的生活领域大体上是自我封闭的和自给自足的。内部的生活波浪式地溢出融入广阔的民族与国际的区域，这是都市具有决定性的特质。魏玛的意义是依据个体的个性而定的并且由于此而终结，所以，它并非是一个恰恰相反的例子；然而，都市的特点确实是被来自最杰出人格的重要独立性所赋予的。这是独立的相对物，是个人（他在都市里享有独立）为独立付出的代价。都市最有意义的特征是越过自然界限的在功能上的扩展。这种效力依次产生反作用并且赋予都市生活以压力、重要性和责任。魏玛并不是一个相反的例子，因为它的重要性被转移到个性之中并随之消亡。而甚至从最显著的个人个性上看，城市实际上是以其本质上的独立为特征的。这是独立的对等物，并且它是个人为他在城市中所享有的独立而付出的代价。城市最显著的特征是在其自然疆界外的功能的扩展，而且该效用依次做出反应并对城市居民生活给予影响力、重要性和责任。人类不会以他身体的界域或包含着他当前活动的界域为终结。人的界域其实是由他自己在时间上与空间上散发出来的外观（给人的感觉）所构成的。以同样的方式，一座城市是由超越了它当前范围的总体外观所组成，只有这总体外观所蕴含的范围才是城市实际的范围，城市在这个范围内表现它的生存状态。这个事实使这一点非常清楚，即，只看到流动性自由以及消除偏见和琐碎实利主义所带来的负面意义，就无法理解作为这样一种扩展的、合理的、历史的补充物的个人自由。最重要的在于，每个人根本上所具有的特殊性与不可比性，不管怎样都会在一种生活方式的形成中得到表现。我们跟从我们本性的法则——这终归是一种自由——变得显而易见，并且对己对人都是有力的，假使这种本性的表现与其他人的表现不一样的话。只有我们的明白无误才能证明我们的生活方式不是被别人强加的。

城市首先是最高度的劳动分工中心，这因此造成了一些极端现象，例如在巴黎出现的一种叫做第14个那样的职业。这些人以自己住宅的标志来表明自己的身份，他们在用餐时间总是盛装待发，为的是假如有一个13个人组成的宴会，他们可以很快地被请去凑数变成14个人（因为西方天认为13是不祥之数——译者注）。以扩展的手段，城市为劳动分工提供了越来越多决定性的条件；它提供了一个区域，在这个区域里能够吸纳高度不同的服务种类。同时，人员的密集和对顾客的争夺驱使天们在功能上专门化，这样他们不容易被别人取代。这是毫无疑问的：城市生活已经将人为了生计而与自然的斗争变成了为了获利而与其他人的斗争。专门化不仅来自为了获利的竞争，也基于这样一个事实：销售者总是想方设法以新的不同的需要去诱惑顾客。为了找到不会枯竭的利润来源，也为了找到一种不会轻易被取代的功能，服务中的专门化就显得十分必要。这个过程促进了大众需要的差异、精致、丰富，而这明显导致这个社会里个人差异的生长。

所有这些构成了向着精神与身体的个性化转变，城市中的机会与此息息相关。一系列明显的整体性原因都是以这个过程为基础的。首先，人们在都市生活中会遇到坚持个性的困难。在某些地方，个人活动的重要性与花费在量上的增加达到它们的限度，人们不管怎样为了利用对差异的敏感来吸引社会的注意，就会去捕捉质上的差异。最后，人们被引诱去采用最具有特定倾向的怪异，也就是都市中夸张的癖性、反复无常和矫揉造作。但这些夸张所具有的意义并不在于它们这种行为的内容，而在于它要“与别人不一样”的形式，在于它以惊人方式吸引注意力的那种醒目之中。对许多性格类型来说，为他们自己保留一点自尊以及占有一席之地的感觉，只有通过别人的注意才能达到。同样，一个表面上无足轻重的因素正在起作用，这个因素累积起来的效果无论如何是值得注意的。我指的是都市生活中人与人交往的短暂与贫乏，这与小城镇中的社交有着鲜明的对比。适当出现的诱惑，以集中的与醒目的特点出现的诱感，在都市短暂的人际关系中与个人的联系更加紧密，反而在一个经常与长期的联结保证每个人在别人眼中有着清晰形象的环境中，那种诱惑与个人的联系并不紧密。

对我而言，无论合理与否，无论成功与否，都市之所以导致或助长了个人的独立生存状况，原因在于：现代文化的发展是以凌驾于精神文化之上的物质文化为主导地位为基础的。这就是说，在语言和法律之中，在生产技术和艺术之中，一些精神因素具体化了。在自身的理性发展过程中，个人不完全地并以不断增加的距离跟随着这种精神。例如，假如我们检讨过去几百年来在事物与知识中、在各种机构与娱乐中具体化的广大文化，并且我们把所有的这些与同时期内个体的文化进步相比较——至少在高阶层群体中——这二者间种可怕的发展上的不平衡就变得明显。在某些时候，我们注意到个体文化中灵性、精巧和理想主义的萎缩。这个矛盾根本上源于正在增长着的劳动分工。劳动分工要求个人在技艺上单方面地发展，而单方面的发展意味着个体人性上的不完整；任何情况下，他会渐渐失去对物质文化过度繁荣的抵御。个人沦为很小的数量，这个数量在他的实际生活以及从这种实际生活获得的模糊情感状态的总量中，要比在他的意识中更小。一个巨大的由各种事物与力量构成的组织，割裂了所有的进步、灵性和价值，以便把它们的主体形式转换成一种纯然的物质生活的形式，而个体在这个组织里仅仅变成了一个齿轮。我们只需要指出：都市是这种过分促进所有个人去生活的真正场所。在建筑物与教育机构中，在由征服空间的技术带来的美好事物与舒适中，在社区生活的形成中，以及在各种可见的国家机构中，充满着具体化的与非人格化的精神。可以说，在这种精神的影响下，个体难以保持自身。一方面，生活中从各方面提供给个体的刺激、利益和时间与意识的利用，非常有利于个体，它们仿佛将人置于一条溪流里，而人几乎不需要自己游泳就能浮动；另一方面，生活是由越来越多非个人的以及取代了真正个性色彩和独一无二性的东西所构成。因此，人们为了保存他最个人的精髓而最强烈地呼唤独特性。为了仍然可以保持对自我的意识，人们不得不夸大个人因素。由于物质文化的异常发达而造成的个体文化的衰败，是一些极端个人主义者宣扬憎恨的原因之一，尤其是尼采，对都市心怀恶意。但同时，这又是为什么这些宣扬者强烈地依恋都市的原因，以及为什么他们以预言家和都市人永不满足的渴望的拯救者的面目出现载都市人面前的原因。如果人们探究这两种借都市中数量关系即个人独立与个体本身的完成之间的关系而培植起来的个人主义在历史中的地位，就会发现都市在世界精史上呈现着一种全新的等级序列。在已经毫无意义的压迫性束缚如政治、土地、行会和宗教领袖的束缚之下，18世纪发现了个人。可以说，这些束缚把不自然的形式和过时的、不义的不平等强加在人们身上。在此情况下，对自由与平等的要求出现了，人们相信在所有社会的和理性的关系中，个人应当拥有完全的自由。自由鲜明地承认所有人都具有高贵的本质，具有一种自然赋予给每个人的本质，只不过社会与历史使这种本质变了形。除了18世纪自由主义理想之外，在19世纪，一方面通过歌德和浪漫主义，另一方面通过经济上的劳动分工，出现了另一种理想：从历史中解放出来的个人现在希望自己与别人有所区别。人的价值的载体不再是存在于每个个体中的“普遍人性”（general human being），而是人的独一无二性与不可替代性。我们时代的内部历史与外部历史载斗争中，在这两种社会整体中个人角色的界定方式里不断纠缠，而为这种斗争与和解提供舞台，正是都市的功能。都市展现了它向我们显示的作为发展这两种给人分派角色的方式的机会与刺激的独特状况，这些状况得到一个独特的立足之地，对精神生存的发展充满着不可估量的意义。都市显现了自身作为那些重大的历史产物之一，在其中围绕生活的对立潮流展露无遗并且以平等的权利相互结合。在此进程中，不论个别现象是引起我们的赞同还是厌恶，生活的趋势完全超越了裁判的态度。既然这样的生活力量已经生长到根本和整个历史生活的顶端，那么，在这样的力量中，在我们转瞬即逝的生存中，我们只是作为一个细胞，作为一个部分，指责与开脱都不是我们的事，我们能做的只是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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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自公众号｜暴风骤雨

编辑丨徐书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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