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鉴学科综述 09 | 高文珺：社会心态研究综述与研究展望

编者按

《社会学研究》编辑部每隔数年就会组织学界翘楚撰写相关分支学科领域的研究综述，发表在周期出版的《中国社会学年鉴》上。年鉴学科综述已然成为中国社会学成长的一个忠实记录，完整地揭示了中国社会学自恢复重建以来走过的历程和探索的脉络。鉴此，《社会学研究》微信公众平台特开辟“年鉴学科综述”专栏，对以往的学科综述加以回顾和重访。首批，我们将推送《中国社会学年鉴2011-2014》（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7月出版）刊载的学科综述。在此，也特别感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授权。

社会心态研究综述与研究展望

高文珺

近年来，社会心态（social mentality）相关问题受到了党和政府、学术界、媒体乃至整个社会的广泛关注。“十二五”规划将积极社会心态作为一个目标写进社会发展规划，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强调“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在社会心理学领域，研究者将社会心态视为研究转型期社会心理的重要途径（王俊秀，2014a；周晓虹，2014），提出社会心态“既是社会转型的反映，也是影响社会转型的力量”（王俊秀，2014a），对其的把握与调适，是“社会变革无法忽视的社会心理资源与条件”（杨宜音，2006）。有关社会心态概念与特点、结构与测量和机制的研究日益增多，本文将对这些研究成果进行评述，并提出未来的研究方向。

一、社会心态的概念与特点

目前，国内的社会心态研究虽然呈现蓬勃发展的态势，相关学术论文不断增多（杨宜音，2006；周晓虹，2014），但是，大多数的研究都还处于探索阶段，缺乏深度，研究者对于社会心态概念、结构和机制的理解都尚未达成共识。

“心态”一词源于法国年鉴学派创立的“心态史学”（汝信，1988），强调心态与社会结构和社会发展的紧密关联。在《社会科学新词典》中，汝信（1988）借用年鉴学派勒高夫关于心态内涵的界定，从心态的社会性和文化性层次界定社会心态为“一定时代的社会、文化心理和观念及其反映的总称。心态构成了特定社会的价值——信仰——行动体系，这一体系常以集体无意识的形式积淀在特定的文化中并构成了这一文化最基本的层次”。

自20世纪80年代初至今，“社会心态”一词频频出现于学术界的讨论当中，研究者大多在约定俗成的意义上直接使用，对其概念缺乏严格界定，少数研究者对社会心态的概念和内涵进行了分析和探讨。杨宜音（2006）提出社会心态是“一段时间内弥散在整个社会或社会群体/社会类别中的宏观社会心境状态，是整个社会的情绪基调、社会共识和社会价值观的综合”。

马广海（2008）强调社会心态的产生与特定社会条件关联，认为“社会心态是与特定的社会运行状况或重大的社会变迁过程相联系的，在一定时期内广泛存在于各类社会群体内的情绪、情感、社会认知、行为意向和价值取向的总和”。

胡红生（2011：56）从社会认识论角度出发，认为“社会心态是某一时代、某一社会在其特定的国际、国内的经济、政治、文化等现实因素的作用下，经由以有组织的或无组织的社会群体为主的社会成员之间的相互作用而形成并且不断发展、变化的，包括各种情绪、感受、认识、态度、观点等多方面内容的、带有一定社会普遍性的共同性的心理状态和发展态势”。

王俊秀（2014a）指出社会心态是在“一定时期的社会环境和文化（包括亚文化）影响下形成并不断发生着变化的。社会中多数成员或占一定比例成员表现出的普遍的、一致的心理特点和行为模式，并构成一种氛围，成为影响每个个体成员行为的模板”。

虽然学者对于社会心态的具体界定并不相同，但对其核心特点的理解具有一定共识，周晓虹（2014）将这些特点总结为：宏观性、变动性和突生性。其中，宏观性强调社会心态是在一定时期内特定社会条件和背景下形成的，是大多数成员具有的宏观社会心理状态（周晓虹，2014；王俊秀，2014a）；动态性是指社会心态受社会文化变迁的影响，表现为动态的社会心理状态（马广海，2008；周晓虹，2014；王俊秀，2014a）；突生性（emergence）是指社会心态虽源自个人，但并不是个人意识和心理的简单之和，而是新生成的，具有自己的特点和功能（杨宜音，2006；周晓虹，2014）。笔者认为，上述特点之中，宏观性和动态性是社会心态的“表面性”特征，也正是这些特点让其具备了分析社会变迁和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心理的内在优势；而突生性则触及了社会心态的深层机制。

从上述分析中看出，虽然学术界就社会心态的概念界定尚未统一，但是思路已逐步清晰，就其核心特征认识已具有基本共识。当前社会心态概念化过程中的主要问题，可能就在于研究者对于使用社会心态一词具体是指哪些特定的社会心理现象这一问题没有形成共识（马广海，2008），缺乏操作化定义（杨宜音，2006），因而，对社会心态的描述和理解也就无法达成一致。这就涉及对社会心态构成和测量的探讨与分析。

二、社会心态的构成与测量

近10年，有些研究者开始深入探讨社会心态的构成成分和测量，并且在不断地探索和建构模型或指标体系。

杨宜音（2006）将社会心态由表及里界定为社会情绪、社会共识和社会价值取向三个方面。

马广海（2008）认为社会心态的基本测量维度包括社会情绪、社会认知、社会价值观和社会行为意向四个方面。其中，社会情绪是社会成员对于各种社会现象的感情性反应或评价；社会认知是社会成员对于某一社会心态对象所形成的某种共识，与杨宜音（2006）所指的社会共识相对应；社会价值观隐含在一套社会结构和制度之内，对现有社会架构保持具有重要意义；社会行为意向是个体行为的准备状态和集体行动的萌芽状态。

王俊秀（2013）同样认为社会心态的测量应包括社会认知、社会情绪、社会价值和社会行为四个核心要素，并从这四方面入手，初步构建了社会心态的指标体系。后来，王俊秀（2014a）又对这一指标体系进行了修正，加入了行为的动机成分，即社会需要这一要素。王俊秀（2014b：32—36）还分析了社会心态这五个核心构成要素之间的关系架构（见图1），指出社会心态是以社会需要为动力基础，由社会认知、社会情绪和社会行为构成，其中，社会认知受社会需要的影响，而社会认知的思维和判断活动又会影响需要评估、情绪体验和行为倾向；社会情绪与需要满足状况直接相关，是社会动力特征的延续，从一种内在驱动表现为情绪能量，会影响和调节社会认知和行为；社会行为的动机要素是社会需要，同时，社会行为可能朝向需要的满足，亦可能抑制需要的满足。上述要素之间的关系协同发生，都受到一定社会价值观的影响和支配，社会价值观是在长期社会文化因素影响下形成的。

王俊秀（2014a，2014b：48—51）将上述五个社会心态的核心要素作为社会心态指标体系的一级指标，各一级指标又可进一步分解为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是研究者在实际研究中可通过概念化和操作化后具体测量的内容。具体而言，社会需要的二级指标是个体需要和群体需要，社会心态研究更关注群体需要，它的三级指标是基本需要和中间需要（多亚尔，高夫，2008：215）。社会认知的二级指标是个体社会认知、群体社会认知和社会思维，社会心态研究更关注后两者，其中，群体社会认知的三级指标是群体认知的结果，如幸福感、安全感、社会支持感、社会公平感、社会信任感、社会成就感、社会效能感和社会归属感等。社会情绪的二级指标是基本情绪、复合情绪和情感氛围。社会价值观的二级指标包括个体价值观和社会价值观。社会行为的二级指标可分为理性行为和非理性行为两个类型，具体包括经济行为、公共参与、歧视与排斥、攻击行为、矛盾化解、冲突应对、利他行为、道德行为和情感行为等（指标体系见图2）。这一论述是目前为止，关于社会心态的构成和测量比较全面和深入的理论阐述，基本可以囊括不同学者在各种理论和实证研究中所探讨的社会心态内容。虽然上述指标体系的构建无法排除研究者的主观性，但对于社会心态的量化和分析都具有参考价值。并且，如王俊秀（2014a）所言，通过不断的研究积累，这一指标体系可以通过实证检验得到进一步的完善。

三、社会心态的形成和作用机制

如前所述，研究者普遍认为社会心态具有突生性，那么个体心态如何在特定社会背景中相互作用，最终形成不同于个体心态汇总而具有自身特点的社会心态呢？社会心态又通过何种机制、如何发挥其自身对个体思想和行为的影响呢？有研究者对此进行了理论阐释。

（一）向上模型和向下模型

杨宜音采用“个体与群体”相互建构的视角，根据社会心态与个体心理和行为之间不同的层次（上层和下层）及其方向作用关系，提出了向上和向下模型来分别解释社会心态如何由个体自下而上汇聚而形成，以及已形成的社会心态作为一个整体如何自上而下影响个体和群体（见图3）。其中，向上模型重点探讨了社会心态的形成机制，即社会卷入和社会关联，这一过程具体可通过四条路径实现，分别是社会认同、情绪感染、去个体化与去个人化、关系化和镶嵌化。社会认同通过自我归类化使个体与群体或类别建立起心理联系，形成了一体感和“我们感”，共享类似的社会心态。并且以这样的心态建立起群体内外的区隔。通过情绪感染，社会成员个体的情绪得以传递和复制，进而成为弥散在某一情境或时段的状态。去个体化会使个体受群体压力影响而产生失控行为，而去个人化则让个体保持与群体或集体的一致性，这些过程会影响集体行为的产生。关系化和镶嵌化则解释了人们如何形成“我们感”，进而建立共识（杨宜音，2012，2013）。

向下模型强调社会心态是一种社会成员共享的心理现实性（杨宜音，2012），而共享现实则可以影响人的判断、态度和行为（Echterhoff et al.，2005；Pinel et al.,2010）。杨宜音认为包括服从、依从、从众和合作等过程在内的社会影响是社会心态影响行为的重要通路，而自我调整则与个体心理过程相衔接，最终形成个体与群体的互动，构建出整个社会的心智活动——社会心态（杨宜音，2012，2013）。此外，杨宜音（2012）在阐述社会心态动力建构模型的要点时，还指出个体的不同特质会调节社会心态作用于个体的过程，其中，个人价值观与社会价值观的吻合程度和个人易感程度是重要的个体因素。

（二）集体表征与个体认同

周晓虹以集体表征（社会表征）和个体认同为核心解释了社会心态的形成过程。他认为，集体表征为社会心态的形成提供了基本的心理模板，为心理趋同提供了基本方向，参照社会表征（social representations）理论（Moscovici，2000），面对新的自然现象或社会现象，社会成员在讨论或交流对它们的看法时总是借用熟悉的科学知识或社会信念，再形成新的具象化表征，由此形成一般社会共识即新的集体表征形式。而社会心态正是在这样的社会共识或集体表征基础上经由个体认同形成的心理群体发展而来的。社会认同则通过心理群体的形成将社会中的散在个体凝聚起来，这样才能将集体表征提供的模板演化为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心态。认同某种集体表征的个体，在精神层面上凝聚起来成为一种“心理群体”，通过社会分类（social categorization）和社会比较（social comparison），个体将自己划分为某类心理群体的成员，并比较群体成员和自己的看法，形成所谓的“共识”，这种“共识”增强了个体对其观点真实性的信心。至此形成了能够支配集体行为的社会心态。在社会心态的过程中，特别是心理群体的形成过程中，暗示、模仿和感染是不可或缺的力量（周晓虹，2014）。图4显示的是上述社会心态的形成机制。

无论是杨宜音的向上向下互动模型还是周晓虹的集体表征和个体认同阐述，都强调了社会认同和感染、去个性化等群体心理过程对于社会心态形成的重要性。两者的主要区别是周晓虹的模型中特别强调了集体表征对于社会心态形成方向的意义；杨宜音则未将其囊括在模型当中，但杨宜音曾指出，社会表征的形成过程与社会心态的社会个体相互建构特性具有一致性，其理论视角可以借鉴在社会心态研究之中（吴莹、杨宜音，2013）。因此，虽然不同学者建立的社会心态形成机制模型不尽相同，但可以说达成了一定共识，即社会表征理论和社会认同理论对于理解社会心态的形成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四、社会心态的实证研究

虽然研究者关于社会心态的概念、结构和机制的理解还处于探索阶段，但并没有妨碍社会心态实证研究的开展。由于欠缺统一的理论和测量指标，研究者在研究中所界定的社会心态、所采用的测量方式不尽相同，但是，对于社会心态现状的把握还是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的，同时也可以为更进一步的理论建构提供一定的实证数据支持。这些研究主要分析了社会心态的表现和特点，研究者多采用问卷调查的形式了解当前社会的社会心态特点，包括全国性一般调查、区域性的一般调查和针对特定群体的调查。

全国性一般调查方面，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进行的全国调查，王俊秀等人从社会认知、社会支持感受、社会信任、社会公正感受、政府工作满意度、社会压力感受和生活目标认同等方面对社会心态进行了分析（王俊秀、杨宜音、陈午晴，2006）。基于2006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的数据，龙书芹（2010）从社会价值观、社会信任和社会认知（具体为社会冲突感知）等方面分析了中国人的社会心态的阶层差异。基于2008年CGSS的数据，孙德梅等人（2014）分析了社会心态中社会正义感和社会公平感的影响因素，包括个体特征、阶层认识和家庭影响。王俊秀和全静（2013）根据2011年和2012年的全国调查数据，从生活满意度方面分析了社会心态的现状和群体差异。任孝鹏等（2014）根据全国六省120个县市的调查分析了中国居民的和谐感知。此外，样本覆盖全国的调查还包括一些网络调查，如张建新等（2013）根据2005—2010年的网络征婚数据，分析了青年的择偶价值观，高文珺等（2013）通过网络调查从安全感、社会信任感、社会公平感和社会支持感几方面对社会心态进行了分析。

区域性一般调查方面，上海的“社会心态研究”课题组（1994）发表了上海市民心态的调查结果，主要从社会认知方面分析了上海市民的社会心态特点。郭亚帆（2003）从生活满意度、社会认知和未来预期几方面分析了内蒙古城乡居民的社会心态。李蓉蓉（2005）通过深度访谈，分析了山西人表现出的社会心态特点。马向真（2011）根据对江苏、浙江和广东三省的问卷调查，从社会价值观、社会认知、社会情绪和社会行为倾向四个方面分析了社会心态的人口学特点。饶印莎等于2011年对7个城市和2013年对8个城市进行了抽样调查，分析了社会信任的现状（饶印莎等，2013；饶印莎等，2014）。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社会心理学研究中心在深圳和黑龙江的社会心态观测点的调研数据，研究者从多个方面分析了社会心态的特点，包括社会价值观（高文珺等，2014；李原，2014）、生活满意度（杨青、邱慧卉，2014）、社会情绪（陈满琪、王俊秀，2014）、社会信任（杨青、胡志伟，2014）、安全感（全静，2014）和公平感（赵德雷，2014）。

特定群体调查方面，王晓辉和风笑天（2002）通过对三峡农村移民的问卷调查，从相对剥夺感、社区归属感、发展信心和生活满意度几方面分析了这些移民的社会心态。许传新（2007）根据成都的调查结果，从相对剥夺感、社会差异感、社会距离感、身份归属感、生活满意度等方面分析了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心态。朱新坪和邝翠清（2010）根据北京、武汉和广州三地的调查结果，从信仰、价值观、发展信心、人际关系感知、婚恋观、金钱观、生活满意度等方面分析了大学生的社会心态特点。

五、社会心态未来的研究方向

（一）社会心态机制理论的建构与完善

对于社会心态形成和作用机制的理论研究尚须推进，而实证研究更是鲜见。从前述杨宜音和周晓虹对社会心态机制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发现对于社会心态的形成和作用机制的探讨，离不开现有的相关理论支撑和对基本的群体社会心理过程的理解。未来研究可以继续深入剖析不同学科和不同领域的相关理论，同时结合实证研究的数据验证，探索社会心态的机制。这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探讨相关理论对于分析社会心态的作用。吴莹和杨宜音（2013）曾做出过这方面的尝试，分析了共享现实（shared reality）理论、主体间共识（intersubjective consensus）理论和社会表征理论对于社会心态研究的理论建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的借鉴意义。除此之外，社会认同（social identity）理论也是学者普遍认可的解释社会心态形成的重要参考理论（周晓虹，2014；杨宜音，2012，2013）。Morris等（2015）最新提出的规范学（normology）概念将不同领域的社会规范结构整合在一个模型当中，并分析了规范如何传递和影响人的思想和行为，以此来理解文化动态性，对于理解社会心态机制也具有参考价值。这些理论如何具体应用于社会心态研究当中是值得研究者进一步探索的方向。第二，通过实证研究验证这些理论是否适用于分析社会心态。高文珺（2015）在研究中做出了尝试，采用主体间视角，分析了“应然”和“实然”的社会文化价值观差异，以及各自对于生活满意度、社会信任、社会公平感和社会安全感等方面的社会心态的影响，结果表明个体层面价值观和共享现实层面价值观之间存在差异，即共享层面感知到的社会流行价值观不等同于个体价值观均值，从一定程度上印证了社会心态不等同于个体心态汇总；并且，两个层面价值观都对社会心态的其他成分具有独立影响，一定程度上验证了杨宜音（2013）所提出的社会心态以共享现实形式影响思想与行为。未来的实证研究可采用更加多元化的方式去验证社会心态机制模型，如应用社会心理学实验方法和计算机模拟等方法。

（二）社会心态指标体系的完善与预测研究

如前所述，研究者对社会心态的构成和测量缺乏统一的标准，王俊秀（2014）所构建的社会心态指标体系相对完整，可囊括绝大部分关于社会心态构成的理论阐述和实证调查研究。未来研究，可以参照这一指标体系开展测量分析，对指标体系进行验证、完善和补充，细化社会需要、社会认知、社会情绪、社会价值观和社会行为五个一级指标的二级和三级指标，并统一操作化定义，以便在不同地区、不同时间所开展的社会心态研究可以进行比较，这样有利于更好地把握当前社会心态的特征和变迁，成为真正有效地反映社会状态的“晴雨表”和“风向标”。

社会心态指标体系的确立还指出了社会心态研究的一个新的方向，即预测社会心态的变化和通过社会心态预测社会行为。如果有固定的社会心态指标可以应用，就可以在热点事件或现象发生后去了解当时的社会心态特点和行为表现，累积了一定数据之后，就可能建立模型预测事件可能引发的社会心态以及相应社会心态引发某种行为（尤其是集体行为）的可能性。

（三）社会转型与社会心态变迁的实证研究

当前对于社会转型与社会心态的研究主要处于理论分析阶段，例如，周晓虹针对“中国经验”提出了“中国体验”这一贴近社会心态的概念，意指中国人精神世界的变化，用来解释社会转型中的中国人在价值观、社会态度和社会行为模式方面的变化（周晓虹，2012；王小章，2012；成伯清，2012）。还有研究者对社会心态的变迁进行了理论阐述（如景怀斌，1989；刘东超，2004；侯晋雄，2006；周晓虹，2009）。但是，相关的实证研究较为匮乏，可能的原因之一就是社会心态缺乏统一的指标界定，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社会心态调查结果缺乏可比性，因而很难比较出不同社会环境下社会心态的变化。未来研究可尝试采用不同的分析方法和分析视角来解决这一问题。比如，采用多重等级评价的方法（张笠云、谭康荣，2005）分析不同时点、不同测量方式所获得的数据。再比如采用社会生态心理学的视角，对转型过程中发展阶段不同的地区进行对比分析。如前述高文珺（2015）的研究曾做过尝试，选取经济发展模式截然不同的深圳和黑龙江垦区进行文化价值观的对比分析，发现价值观的特点刻有经济发展模式的烙印，这或许可从一定角度反映出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心态的变化。

（四）大数据与社会心态

当前，大数据（Big Data）作为一种全新的资料，为社会科学研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沈浩和黄晓兰（2013）提出大数据时代是社会科学研究的春天，其具体阐述是：

“社会科学研究的是人，以及人所在的群体、组织和相互关系。社会是由人和关系组成的，而社交网络为人们提供了在线交流和信息传播，人们的在线社会化生活，使社会化媒体形成新的媒介生态环境，社交媒体为人们构建了一张巨大的社会网络，且不断演化。关键的是这些演化的信息都被记录下来，网络科学和社会网络分析成为大数据分析的重要技术和方法论，网络科学让我们能够更好地观察到人类社会的复杂行为模式……大数据时代重在研究网络环境下的社会人的态度行为和社会影响，传统的社会‘平均人’已经不是重点，过去的数据分析更多的给出的是群体行为模式，如北京人如何、大学生如何、高收入群体如何，现在我们可以基于大数据分析和挖掘每一个人的社会行为。如果我们能够从大数据中捕捉某一个个体行为模式，并将分散在不同地方的信息数据，全部集中在大数据中心进行处理，就能捕捉群体行为。”(沈浩、黄晓兰，2013：15)

可以说，大数据对于在网络环境下研究宏观、动态和突变的社会心态来说，具有传统方法无可比拟的优势；其对研究对象近乎全体数据的统计，也利于发挥分析社会心态的预测功能。虽然大数据重关系轻因果，但能够帮我们理解社会心态可能的动态演变过程和机制路径，为进一步的因果验证提供基础，并且，现在出现的定制大数据也为因果分析提供了可能（陈云松等，2015）。与此同时，随着大数据的兴起，一些适于解释大数据背景下社会现象的理论也引起了学者的关注，如突变理论（catastrophe theory）、混沌理论（chaos theory）和复杂性理论（complexity theory）。其中，复杂性理论值得研究者在未来社会心态研究中加以借鉴。复杂性理论的一个关键概念就是突变性（emergency），指的是从大量个体的互动中会产生新的属性或行为的现象，这些集体现象往往很难从参与互动的个体的属性推断出来。特别是个体在一个共享的环境中互动时，更容易在集体层面产生复杂性行为（Bryne，1998；Chalmers,2006）。复杂性理论重点关注的问题包括：（1）新的行为属性如何从大量个体间的互动突变出来？（2）个体行为如何突变为共享信念、价值观和规范？大数据和计算机模拟的出现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方法支持。可以看出，复杂性理论关注的问题与社会心态研究想要解决的问题颇为相似，因此其观点和研究范式将对社会心态研究具有启发意义，也可为应用大数据分析社会心态提供理论参考。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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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鉴学科综述 01 | 赵立玮：社会理论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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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2016，《中国社会学年鉴2011-2014》，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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