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清入关时不过才二十万人，为什么能征服上亿人的大明？

　　根据清史稿记载，1644年满清入关时，总人口不过20万，除去12万人留守北京以外，只用了八万人就征服了当时人口上亿的大明，并进而建立了一个统治长达260年的朝代。后人读到这段历史时，无不叹息扼腕，一个人口区区几十万的部族，就连文字都刚刚发明不久，怎么会征服了一个人口是自己几百倍的世界第一大国?要知道，这样的事情在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历史上都是极为罕见。

　　满清征服明朝的原因有很多，包括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李自成张献忠推翻明朝，南明内部不团结等等。但还有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满清统治者想出来一条毒计：剃发易服!这个计策极狠极准，通过剃掉明朝人最为神圣的头发，彻底打断了他们的文化自信和民族脊梁，从而牢固地建立起自己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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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元1644年是农历甲申猴年，同时也是明思宗崇祯十七年，清世祖顺治元年，大顺朝永昌元年(李自成)，大西朝大顺元年(张献忠)。这一年，苦苦支撑的大明王朝在农民起义与关外满清的双重夹击下最终覆亡。

　　从三月到六月，三个月不到的时间里，北京城走马灯一样匆匆换了三位主人，明朝最后一个皇帝——崇祯、李自成和多尔衮。李闯王在山海关战败之后匆匆逃离了北京城，然而，出乎所有人意料之外的是，随着吴三桂大军而来的并不是明朝崇祯太子，而是多尔衮率领的满清八旗大军。

　　清兵入关第二年，即1645年，先后于六月、七月两次颁布剃发令，“自今布告之后，京师限旬日，直隶各省地方自部文到日，亦限旬日尽行剃发。若规避惜发，巧辞予辩，严惩不贷”。规定京城内外以十日为限，各省地方在接到命令后也以此为限,所有文武官民都要剃发,衣冠服饰也要遵从清制，违抗者杀无赦。当时的剃发令被解释成为，“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1647年清军攻占广州剃发易服令中称：“金钱鼠尾，乃新朝之雅政;峨冠博带，实亡国之陋规。”把明朝人传统的发型和服装说成是丑陋的规定，把在脑袋后面拖根辫子说成是大雅之事，真是颠倒黑白之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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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剃发令”强制下令男子一律剃头梳辫，在实际操作中就是：“留发不留头”，据记载，由于强制性剃头，到处可见兵勇带着剃头匠，剃头挑子洗脸架上竖着一根高杆，雕饰成单斗桅杆形状，上面挂着“留发者断头”的诏书，以示“令出必行，抗剃者斩”的威风。顺治四年(1647年)，浒墅关民丁泉“周环仅剃少许，留顶甚大”，被地方官拿获，以“本犯即无奸宄之心，甘违同风之化，法无可贷”为由上奏，奉朱批：“着就彼处斩”，县官也以失察“从重议处，家长、地邻即应拟罪”。

　　在入关之前，满族统治者一直推行“剃发易服”政策。对被征服的汉人一律强令改变发式、更换服装，投降的明朝军队也必须剃发易服，作为臣服的标志。但这样的政策未曾想到在江南大部分地区遭到了极其强烈的反抗，只因为江南士大夫多，老百姓也多通斯文，对他们来说，“剃发令”挑战了最后的心理底线。

　　以家族宗法儒学为源的明代男性，或许能把朝代兴迭看成是天道循环，但如果有人要以衣冠相貌上强迫施行历史性的倒退，把几千年不变的发式和盛唐袍服变成“猪尾巴”小辫，这不仅仅是一种对人格尊严的侮辱，简直类似精神“阉割”的大痛。

　　许多人把遵从传统习惯和怀念故国的情感合并在一起，福州遗民所撰《思文大纪》愤怒写道：“时剃头令下，闾左无一免者。金钱鼠尾，几成遍地腥膻。”明末大儒顾炎武诗中这样说，“一旦持剪刀，剪我半头秃。华人髡为夷，苟活不如死!”

　　在头发还是性命这个问题上，江南人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前者，遍地都是揭竿而起的义民，他们唯一的诉求就是保留自己的头发，哪怕为此而死也在所不惜。“嘉定三屠”，“江阴十日”就是历史中留下的血淋淋记载。江阴小城十万义民，在典史阎应元的带领下，毫不畏惧地面对二十四万清军铁骑，两百余门重炮，困守孤城八十一天，使清军连折三王十八将，死七万五千人，史称江阴八十一日。城破之日，义民无一降者，幸存者仅老幼五十三口。阎应元所留下的一首绝命诗，“八十日带发效忠，表太祖十七朝人物”，更是气贯千秋，名垂万古。

　　1644年至1650年(顺治元年～七年)间，有一个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正在中国，他根据见闻写下《鞑靼战纪》。这本书记录了中国南方军民为保卫头发而战的情况：士兵和老百姓都拿起了武器，为保卫他们的头发拼死斗争，比为皇帝和国家战斗得更英勇，不但把鞑靼人赶出了他们的城市，还把他们打到钱塘江，杀死了很多鞑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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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在目睹了许多惨状之后，最后深深感慨地说：从来没有见过世界上哪一个民族为了保护头发而死这么多人。

　　但是血淋淋的死亡政策逐渐还是起到了效果，很多汉奸为了保命跳出来拥护剃发政策。比如江南文坛领袖，东林党人钱谦益，南明弘光朝廷礼部尚书，民族英雄郑成功是他的学生。南明覆没之后，他的妻妾柳如是劝他一起投水殉国，钱沉思无语，最后说∶“水太凉，不能下”。柳如是“奋身欲沉池水中”，却给钱谦益拉住。正是这个钱谦益，多尔衮让江南名士剃头的时候，谁都不肯先开这个头以免给后人留下笑柄，钱牧斋说，我头皮痒得很，就先剃了。

　　慢慢的，延续数千年的中华传统衣冠和发式彻底消失了。两百年以后，大部分人已经习惯了满族的发式和服装。太平天国起义期间，洪秀全及太平军规定不剃额发，不扎辫散着头发，结果反倒被曾国藩左宗棠斥之为“长毛”。

　　曾国藩等人是清朝中兴名臣，他们儒学修养极深，平时也自以捍卫孔教自居，但他们大概却忘了孔圣人两千年前评价齐恒公名臣管仲的话吧：“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这句话翻译成白话就是：如果没有管仲抵御少数民族的侵略，我(孔子)恐怕已经成为披头散发、穿着左襟衣服的人了，(披头散发、穿左襟衣服是当时外族夷狄人的装扮和服饰，而中原人则相反)。

　　直到清朝灭亡时，以国学大家自居的王国维和辜鸿铭更是整天拖着一根辫子招摇过市，据记载，王国维在应聘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导师之后，依然保留着作为遗老标志的小辫子。他的夫人曾劝他：“都到这个时候了，还留着这东西做什么?”王回答：“正是到了这个时候了，我还剪它做什么!”此外，辜鸿铭这位“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被圣雄甘地称为“最尊贵的中国人”，却终身拖着一条辫子，且美其名曰“这是我的护照!”并标榜自己是“老大中华最后一个代表!”

　　1927年，国学大师王国维带着辫子义无反顾地跳进了昆明湖，自沉前留下一段话：“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联想到江南文人领袖钱谦益因为嫌“水太凉”而回头上岸剪了头发，这也是某种历史的轮回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