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杀母事件：张明明的一天和一生

ONE实验室按：

今天推送的《少年杀母事件》，是十年前一位大三实习生的作品。

作者林珊珊，如今是ONE实验室的负责人。当年耗时五个月的采访，与杀人少年的父亲、亲戚、老师、邻居，以及72名网友反复交谈，已是尘封的旧事，但作品以少年一天的生活写一生，由环境描写转入故事叙述，展现广阔的社会背景——在当年被评价为“稀缺而珍贵的新闻图景”。今天也仍值得再读。

林珊珊是工作狂，她坦承有时写完稿会失眠，仍被那些人物占据。她却也非常理性。写上访母亲唐慧背后的复杂中国（《唐慧的漩涡》），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的年轻人在1980年代推动中国改革的史诗故事（《九号院的年轻人》），香港黑帮教父面对他最后的敌人——癌症……在这些复杂题材和海量采访素材面前，最有力的工具是控制力。

这些作品多次获奖，或是以高价售出电影改编权。今天推荐的《少年杀母事件》，也曾获得当年“南方周末传媒致敬年度特稿”奖，它是作者的起点，也是那个时代的小小传奇。

对于ONE实验室的工作模式——每篇作品平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字的采访素材，小组反复讨论，她跟进、编辑，事实核查员逐一核实信源，首席内容官李海鹏终审并提升——林珊珊觉得很奢侈很珍贵，“所以要更努力”。

如今，行业江河日下，她说，英雄的梦散场，常人之心驻留，这又何尝不是记录的好时光。

一

张明明决定杀掉他的父母。

这个想法在他脑中盘旋了差不多两个月。

“我想，只有杀了我的父母，才能让我多年积累的仇恨得到释放，让我真正地过着无拘无束的生活。”

1991年11月25日，陈菊生下了他；2007年6月12日，他将陈菊打晕、掐死，然后割喉。

其间，陈菊打开大门惨叫一声，但门很快又被关上。那就像荒林里一声绝望的鸦叫，一切又恢复了寂静。

这幽暗的小巷的深处，有一个拐角，几栋四层高的楼房围成一口天井，张明明的家就在这儿。抬起头，天空是一条狭长的线，被错综复杂的电线切割得支离破碎。一米多宽的小巷两边房门紧闭，垂吊的女人内衣透着湿气，牛仔裤则似乎长年挂在一边，一动也不动。一个个小口子，连接更小的巷子，有时候，一个安静的小孩跟着一个女人拐进去，或者，谢顶的中年矮男人藏在巷里，睁大眼睛瞪着过往行人。声音从远处隐约传来，光亮在100米外的巷口。

那天下午，父亲张柱良就从这个巷口逃了出来。

二

张柱良抽着红双喜，手微微地颤抖，烟雾轻轻袅袅悬浮在空中，目光飘到很远的地方。数十年后，有一天，我们也会经受这样的疑问，你收获了什么。张柱良的答案是：赚钱。

1994年的春天，我只身来到广州。想象中的广州很繁华，但不是那么回事。站前路那家大酒店当时还只是一个大土堆。下了火车，我看见到处是赛马的宣传，涌动的人头。我挤在人群中寻找大哥张光荣，来之前，他对我说，下了车说找河北老张，他们都认识我。可当时大哥在花都。当晚我睡在韶关大厦下面的广场，半夜一拳头打在我胸口，我惊醒过来，丢开旅行包逃走了。接下来的两天，我在车站晃来晃去，检查人员盯着你，你吐口痰，丢一片纸屑，就跑过来，罚款十元。我仅有的四十块钱很快被罚光了。我只能帮人提提行李，两三天就混过去了。

我跟随大哥卖黄牛票。那时火车站的生意真好，天天都像春运。那些人排着长长的队伍，到了窗口，售票员就说没票了。我们就凑上去问，老乡，去哪的，帮你买票。我们很容易拿到票，他们售票的每天回家两个口袋满满全是钱。仅做了两三个月，我就做不下去了，我总问到便衣，而且，骗人这事我干不漂亮。当然，最无耻的不是我们，而是那些敲诈的。他们夺过旅客捏在手里的票，“给我一百块，不然把它撕了。”

接下来将近十年，我几乎都在当保安，跟过服装场、酒吧、夜总会、地下赌场……

1996年，你知道，到处都是歌舞厅。我在沿江路一家歌舞场当保安，圣诞节那晚，门票200块钱一张，等着跳舞的人排着长队挤在阳台上。那一年前后，我认识一群流氓。我们四五十人自称河北帮，帮人看场、收债和打架。老大一叫集合，我们就抡起水管、排骨刀，涌上去往人家背上胳膊上乱砍。有吃有住有玩，我们都很乐意。我们被抓进派出所无数次，又放出来。

当时，大哥承包了几家酒店的洗碗活，几十个工人都是去火车站找的那些没饭吃无家归的人，提供吃住，一个月350元，每个人头大哥赚一百。老李是这些流浪儿中的一个，后来他结识了赌场总经理，就介绍我去当保安。老李后来失踪了，那时我就知道，我们这些人都是不长久的。

那是1997年，一个地下赌场每天赚上十几万。只要我站在那里，就会忍不住想赌。结果工资刚发，一眨眼就输光了。一想到该寄钱回家，我就特别紧张。到了年末，赌场闻风警方要大规模打击地下赌场。我们就自行解散了。

1998年，我在一家楼盘终于当上正规的保安，到了2001年，还混上了保安队长。可是，不久，开发商与物业分家。我又失业了。

我重新回到赌场，这下赌场都是先进玩法了，最主要的是玩老虎机，还有一些黑网吧。一次警察来检查，我们立刻赶走所有的少年，但还有一个少年玩得入迷怎么也不肯走，就被我们打了。再后来，他的妈妈闯进来了，操起凳子往电脑砸过去，我就骂她：“是你儿子自己要来的。我们又没强迫他。”

2003年，我开始和老婆在广州卖烧烤，到了2004年，老婆说儿子也大了，让他来帮忙吧。于是，我们一家三口住在瑶台，相依为命，靠卖烧烤为生。

三

这是瑶台，离广州火车站不远的城中村。一座不夜城，夜幕降临，它的黎明刚刚开始。浓烈辣椒味混着啪啪炒菜声弥漫在小巷里。夜晚九点钟，才起床不久的张柱良踩着他的黑色28吋自行车出发了。

车后架上躺着一个泡沫箱，里面堆着鸡翼、鸡腿、羊肉串、秋刀鱼……盒盖上倒扣着两张小凳子，茄子、菲菜陷在里头。紧跟在他后面的，是儿子张明明，骑一辆26式自行车。8点半，他准时从网吧归来，把一张沾满油污的长方形小桌子和烧烤炉绑在车架上。此时，陈菊上了香求完平安，关上灯、锁好门窗，也出门了。

一家人在三元里一带卖烧烤，过着日夜颠倒的生活。晚上九点钟出档，凌晨三四点收档，然后睡觉。中午醒来，切肉、洗菜、调料、串羊肉串。晚上再睡上两个小时，又出档了，日复一日，如今已是第五个年头。

这一天是2007年6月11日，只是时间洪流中一个不起眼的小日子，却足以拒绝这个家庭继续前行。

四

张柱良往左拐出小巷。这条街总是这么热闹。穿开档裤的小男孩在路中间嗑瓜子，鼻涕滴答、懵懂地看着你，中年男人围成一桌桌喝酒、搓麻将，小摊贩的玉米、番薯散发出热腾腾的香气，手机店里各种音乐混杂着人声车声孩子的哭闹声鼓捣着人们的耳朵。

在路的尽头，他向右拐，那是一条阴暗狭小的路，只能推着走。下午四点钟的时候，这条街还很安静，到五点半，每走几步就可以看到一个站街女。

有时她们抓住他的手，“要不要？”他骂道，“每天都看见我经过，还抓！”他厌恶地甩开手。

可有时，他也心生同情。一天中午，他在街上乱逛，一个十八九岁的女孩，穿着短裤，黑色男装背心，呆呆地站在前面。突然，她大喊大叫，闯进档口，拉住一个男人的衣角，哭喊着：“爸爸，别不理我！”那男人用力地踢开她，她又闯进另一家铺面，又被狠狠地踢在街上。他看着她，真想把她送到派出所。但很快，他打消了这种念头。这些人都认识他，很多双眼睛盯着他。他只是想着，这个倔强的女孩子，一定是想不开，受不了，被生活逼疯了。

要是软弱一点的，就屈服了，不久后还会招来同乡姐妹。她们或许在火车站流浪、或许是离家出走，然后被骗到一个地方，卖淫。这个街头，他撞见过七八个神经错乱的小姑娘，有的乱跑乱叫，有的痴痴望着天。此后，便永远地消失了。

几分钟后，一家人挤出瑶台村，来到广园西路。一条宽阔的街道就在脚下延伸了，到处都是汽车，高架桥上的疾驰而过，地上的拥挤混乱。

广州的城中村外，一缕阳光落下来，奔忙的人们表情木然

五

他们横穿过车流。沿着三元里大道一路上坡，沿途是崭新的酒店及贸易公司。张柱良吃力地踩着，他忍不住想，这满大街的人谁看得起我呢？

这天中午，他穿着粘乎乎的大裤头，趿拉着拖鞋，提着肉和菜从市场回来，朝一个30多岁的男人点点头。那个男人头发齐整，皮鞋锃亮，礼节性点完头又和周围的朋友谈笑风生。

他决定，别再和他打招呼了，显得自己多卑微。他想，那男人一定轻声地说，他是卖烧烤的。“卖烧烤的！卖烧烤的！”十年前，这男人和他一样，是广州一家夜总会的保安。他被这男人刺痛了，但他不停告诉自己：不能停！不能停！

2003年以前，他是穷光蛋，倒霉鬼。一做生意就亏得血本无归。

在河南老家，他卖过卤猪，却遭遇了“五号病”，没人敢吃猪肉了。猪肉堆在家里让人发愁。再后来，看到别人倒卖棉花发了财，也就偷偷地收购一些拿去卖。朋友开着改装摩托车，他坐在一车软软的二级棉花上，喜滋滋地想着这回该赚上一千块。可到了隔壁镇的工商局门口，爆胎了。于是车子被工商所带走。后来，他横着胆再干一回，结果又让邻县的工商局给抓了。

他妈妈说，会做生意才算男人。现在，他卖烧烤，每晚能赚几百块，他成了五兄弟中最有钱的那个。

多亏了这小生意，家里才建了楼房，那是给张明明娶老婆用的。坚持，坚持，再过上两年，他将做爷爷，妻子将做奶奶，那时就可以享清福啦。

他告诉自己，他是一家之主，他要在前面领跑，其他人要跟着他跑。

张明明呆呆跟在父亲后面骑着。他盼着下雨，下雨就不用开档了。去年，他总是找比他大两岁的老乡、同是卖烧烤的周周一块玩。一次去摆摊时，天色忽然变暗，大雨将至。张良柱踩上车，他却往相反的方向上网去。到了烧烤点，张柱良发现儿子没跟上来，立刻打了电话给周周。

“明明在你那吗？”

“没呢，叔叔，快下雨了，今天就别摆了吧。”

“不用骗我了，他一定在你那里。”

周周只得把电话给了明明。

“你马上给我过来，我是一家之主，我说了算。”

他嗯了一声，挂了电话，踩上车走了。

六

“从我被妈妈带到广州那天起，我仿佛就于(与)世隔离了。”

2004年9月，张明明在河南老家读完4年级，陈菊决定将他带到广州。

临走前，张明明拖着堂妹静静的手说：“过去的明明已经死了，现在的明明已经不是以前的明明了。”

他曾来过广州，在一家外来工子弟学校就读，一个学期的学费大约是1200元。

有时，张柱良看到他浑身淤青，但儿子总说是摔伤的。“为什么身体前后都有伤呢？”儿子便不再说话。

至今为止，也没人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

一个学年以后，他对母亲说想回河南了，他离开了子弟学校。今天再去那里，找不到他的档案，找不到他的照片，找不到认识他的老师，和他生命有关的痕迹，全都消失了。

他似乎只有网络了。他有个网络好友叫小白，他叫她姐姐。

“我很闷，我没有朋友，也不会讲话。”

下午六点到八点半是他的上网时间，“可是，爸爸妈妈却不允许我去上网，让我用上网的时间多睡会。我觉得这是在禁止我的自游(由)”。

“广州很繁华，但我很孤独。”

七

张明明跟着父亲往前骑，将瑶台抛在身后。旁边的瑶池酒店依然霓虹闪烁，漂亮的服务员在门口排成长队，齐刷刷朝客人鞠躬。

去年“五一”，张明明看见一个比这个更高级的酒店，门口贴着招聘启事，写着招经理和服务员。那时他陪堂哥阿强在广州找工作，他拉着阿强凑上去，指着第一行：

“哥，赶明儿我去面试总经理。”

“就凭你？你啥也不会，凭啥去当总经理。”

“就凭我的智商，过几天当给你看。”

来广州之前，阿强想象这个城市漂亮，干净，就像电视里演的一样。要在这谋上一份工作就好了。中午下了火车，他跟随着叔叔张柱良，一路来到瑶台。第一次走进这条小巷时，他就想：再也不要走这条街了。穿过几条阴暗的小巷，阿强来到叔叔的家。张明明还在房间里睡觉，阿强敲敲房门，是表弟小状来开的，小状大声说，“明明，明明，快起床，你哥来看你了。”两年没见面了。张明明睁开眼，慢慢站起来，声音很轻：“哥，你来了。”

张明明并没有表现出兴奋，阿强有点儿失落。他眼前这个小男孩变了，满脸痘痘，闷声不语。

张明明也许只是不爱说出来而已。小时候，他被欺负了，堂哥一定是第一个帮他去讨回公道。张明明不爱打架，别人打架，他就站在一边看，不动手。不过，要是给人欺负了，那是一定要报复的。那年他12岁，被同学欺负了，他脱掉上衣，抡起棍子就往人家家里跑。

接下来的日子，他晚上照常出档，白天就陪堂哥四处找工作。

有一次，经过一条漆黑的巷子，硕大的老鼠成群窜过。

“真不想走这里。”阿强说。

张明明走在前面，没有说话。

到了大路上，张明明突然说：“哥，广州和你想的不一样。”

八

“这么晚才回来，要耽误生意了，干活去！”张明明踏进家门，陈菊劈头就骂。他不耐烦地说，“很累了，让小状干去。”他把门用力甩上，倒头就睡，陈菊在门外唠叨起来，“连小活都干不好，怎么挣大钱！”

但这一天，他心情颇好，他对阿强说：“我要写两本书，到时请你当男主角”。

随后唱起《曹操》：

“不是英雄不读三国，若是英雄怎么能不懂寂寞。独自走下长坂坡,月光太温柔。曹操不罗嗦，一心要那荆州，用阴谋阳谋明说暗夺，淡薄。

东汉末年分三国，烽火连天不休。儿女情长被乱世左右，有谁来煮酒。尔虞我诈是三国,说不清对与错。纷纷扰扰千百年以后，一切又从头。”

他把自己的歌声录在阿强的手机上，一遍又一遍。他已经很久没说过那么多话，也没这么开心过。嗓子很快就累了。中途休息的时候，他对阿强说：

“哥，我就是要做曹操那样的人。”

“为什么不做吕布呢，吕布最能打，身边还有个美人貂婵。”

张明明想了一下：“不，还是曹操有勇有谋。”

又对着手机唱起来。

声音有点大，张柱良啪啪地打着他的房门。他们不敢再出半点声音了，盖起被子赶紧睡觉。

九

张明明的确写过两本小说，一本叫《雪山剑派》，一本叫《十八金甲将》，在他心中，这是他梦想起飞的舞台。

一天晚饭时，小状迸出一句话：“咱们家出了个作家啦！”

“什么作家？”父亲很好奇。

没等张明明回话，小状接着说：“他要写剧本，还要请成龙拍。”

父亲一下笑了：“好呀，写了给爸看。要写就买笔买稿纸去，好好地写。”张明明点点头，静静地吃饭。

不久后，一天夜里，客人散尽，一家人收拾着档口。在三元里纪念碑旁边，张明明发现了一张被丢弃的桌子，他把它搬回了家。接下来几天，他便安安静静地趴在桌子上写作。

傍晚六点钟，一家人吃过了晚饭，父亲躺在床上半闭着眼睛，张明明挪过去，将两页稿纸递给父亲。

“嗯，错别字很多，但情节还不错，好好写下去。”

张明明腼腆地笑了。

一年之后，张柱良回忆起这几天，他的脸上总挂着微笑，这几乎是他们父子最温馨的时候，那时候，张柱良傍晚不睡觉了，专心看儿子的小说。除了找资料，张明明也很少上网，专心写小说。

就在这个时候，他遇到了湖南网友小白。

“你是做什么的？”小白问。

“我没做什么，在家写小说。”他很骄傲地回答。

“好厉害哦，写得怎么样？”

“我爸说不错。”他应该是这两本小说的唯一读者了。

……

“你知道成龙的邮箱吗？”

“我不知道，你可以到网上查查。”

“你有邮箱吗，能不能借我？”

小白将她的邮箱借他了。后来，他找到了成龙的邮箱地址，成天给成龙写邮件。

2006年9月27日，他在新浪开通了自己的博客——名字叫“等待梦想”。

十

张明明每两三天就拿一集给张柱良看，但父亲发现他的字越来越潦草，情节越来越混乱。

二十多天，儿子写了十多集。有一天，张柱良说：“我不知道你在写什么，肚子里没墨水，自然是写不好的……你这是没先学走先学飞，还是从小文章写起，好好研究《广州日报》那些小文章是怎么写的，然后去投稿。”

一天清晨，他和周周去进货，他问周周：“知道广州日报在哪吗？”

“知道，那有我很多卖烧烤的朋友。你要干嘛？”

“带我去。”

终于到了广州日报社，他停下了车，抬头望着那几个红色大字。

“你来这做什么呢？”周周问。

“我想投稿。”

“哪有那么容易呀？”

张明明没有回答，只是笑笑。

“进去看看吧。”

张明明看看守在门口的保安，摇摇头，骑上自行车走了。

2006年12月6日17点14分，他在博客上写道：广州日报的各位记者你们好。我是向你们报社连载栏目中投稿希望可以上报。有什么意见可以给我留言。

“雪山剑派//////作者<张明明>武侠小说.第一集..天玄地门一”

下面没有了。

十一

每次上网，他就问小白，有我的邮件吗？

没有。

一天的烧烤忙完了，一家人围在桌子边休息。

“作家，成龙给你打电话了吗？”小状逗着明明。

“不久他就会给我打电话了。”

父亲心里暗暗发笑，于是故意问道：“他怎么给你打电话？”

张明明指了指父亲别在腰间的手机：“就打叫烧烤这个电话。”

“那你叫成龙晚上9点后才打过来，白天我们可接不到电话。”父亲哈哈笑着。在城中村，他们花360元租的房子里，手机是没有信号的。

张明明不吭声。

这些关于小说的往事被2006年的尾巴甩开，张柱良再没听过，也没向儿子打听过。

张柱良恢复了晚饭后的睡觉，张明明又恢复了上网。

2006年底，他和父母回老家过年，这是他来广州两年后第一次回家乡。当晚，他叫上最好的朋友佳林、李闯直奔网吧，玩一个叫“半条命”的游戏。凌晨，他不想回家，和佳林跑到庙里头，折了一小捆树枝生火取暖，火苗一下蹿了一米多高，他俩赶紧把火熄灭，撒腿就逃。

这年春节是这几年中最好的时光。18岁的堂哥阿强结婚了，有了自己的家。他不再上网玩，他要更努力地赚钱。

20多天的假期转眼过去，来广州前，张明明对阿强说：“哥，我不想去广州了，我想在家里打工。”哥哥帮他向他母亲说情。但母亲说，再说吧，再做一两年。

再说，再说到什么时候呢。

十二

张明明跟随父母再次回到广州。

他渐渐不和李闯来往了，这个童年时的伙伴在老家的公交车上负责拉客，张明明疏远了他。“他变了，”他说。小状过完年就到天津去打工，爱说话的孩子一走，这个家庭也越发沉闷了；去年同他一块进货、打篮球、跑步、上网的周周开了烧烤分档，有了摩托车，有了更多朋友，也更忙了。

现在，他的世界里只有父母。

他像是生活在时钟上的秒针，被其他两根牵动，日复一日地干着同样的活：凌晨四点帮忙收档回到家，然后踩40分钟的单车去和平西路的冻品市场进货：四十斤鸡腿、二十斤羊肉和火腿。他总是独自穿梭。

他上网越来越频繁了。

网吧藏匿在邻巷一家小卖部后面，张柱良在儿子和老乡的一次对话中得知网吧地址。他走进去，逼仄的空间摆放几台电脑，坐满了人。张明明弓着背双手交叉快速敲打键盘。他推推他，儿子扭过头，两人相互看了一眼，面无表情。

幽暗的城中村小巷，偶尔有老乡经过

十三

父子俩一天说不到五句话，几乎连架都没吵过。他们的对话只有三种可能：一是父亲自上而下的命令，二是儿子自下而上的汇报，三是上网前借口与反借口的对峙。

下午五点半是家庭的晚饭时间。妻子和儿子则在小短凳坐着，张柱良则坐在床上，俯视他们。他喜欢这种感觉。

张明明注意着父亲的一举一动，父亲一走开，上个厕所或洗个手，他趁机就溜了出去。有时父亲那儿也不去，就在床上躺着。

他的QQ上有72个好友，聊天让他找到在孤独之前的那种快乐，这种孤独在他来广州后死死缠住了他。他还可以在游戏中做另一个自己，不再是卖烧烤的，而是一个除暴安良的警察或者是一个拉风的卡丁车车手。这两种快乐让他在令人厌烦的生活里有一点放松。

“我去打个电话给朋友”，“我去买东西”……他低着头等张柱良回话，张柱良没吱声，半闭着眼看他。他慢慢抬起头瞅瞅父亲，又低下头。

每当父亲就说“不行”，他就咬紧嘴唇，扯着衣角，站在门口扭动身子。而当父亲五指轻轻一扬，他立刻弹了出去。

父亲知道他去上网，他也知道父亲知道。

十四

有时张柱良也会发怒，把饭碗往桌上用力一按，指着张明明，一字一顿地说：“从今天开始，不许你再去上网。”张明明不敢吭声，放下饭碗往房里跑，啪的一声把门关上。母亲去敲门。

“什么事？”他没好气大声说。

“拿东西！”

“明天再拿！”

张柱良亲自出马，咚咚咚敲着门。

“什么事？”

“拿东西。”张明明连忙开门，又躺到床上去。

第二天，张明明又在屋里团团转，不时观察父亲的动向，如果无机可趁，便支支吾吾开始找借口。

借口找多了，干脆赤着上身穿着短裤跑出去。张柱良想，他总不会赤身去上网吧？便没叫住他。但他真的上网去，直到烧烤摊开档才回来。张柱良对他说：“上网也总得穿上衣服吧。”他不回答，走开了。

借口仍然需要找。一次，张明明吃过晚饭，对父亲说：“我要去买鞋垫。”父亲说：“行，五分钟后回来。要是想上网，就别找借口。”他靠在门上，歪垂着头，一动不动，也不吱声。陈菊看着难受，推着张明明说：“行了行了，你快走吧。”

张明明气得直往墙上捶打。这天晚上，他在床头刻下两个字：仇、恨。

啪，啪……这段时间，他紧闭的房间里总是传出打火机的声音。

十五

6月11日晚上九点半左右，中港皮具城。大厦紧闭，白日里锵锵的皮鞋声、货物运送的哗啦声全然退去。

往前走，一条冷清的街道伸入黑夜，两边停着十几辆脚踏货运车，搬运工无所事事坐在上面。左边是一个地下停车场，各式各样的小轿车从底下拐出街头，每天，这一家人就从这街头拐进来。

此刻，烧烤炉火生起来了，停车场边的空地也渐渐热闹起来，生意还是如同往常红火，张柱良不停烤着鸡腿，鱿鱼……张明明马不停蹄地递生肉，送外卖，陈菊收钱、找钱，招呼着客人，对久等的客人道歉。

这一天，他们并不愉悦。

张柱良跟陈菊商量：咱们开个小饭馆吧，四处躲避城管讨好客人，多窝囊呀。陈菊说：给我乖乖把这生意做好，你现在能做什么？你能赚大钱么？他不再说话。

陈菊深谙和气生财的道理，看车的保安老卢说，这里的人谁敢说她一句不好？她总在张柱良耳边唠叨，千万要忍住！要忍住！张柱良也总按住张明明的火气，给我忍着，人家有钱有势，把你整死还不容易，等咱不干了，看谁不爽就打谁。

张明明哪一点最像张柱良？他眼光冰凉，吐着烟圈，轻轻飘出两个字：记仇。

十六

张柱良记住得罪过他的每一个人。

一个是大厦的小保安，那一次城管没收他的桌凳时，本没注意那箱生肉，小保安却提醒了城管。张柱良看得咬牙切齿：“你这小保安也太自不量力了，想这样要制服我。”他请了保安队长上酒楼吃饭，保安队长拍胸脯保证，这种事绝对不会再发生。小保安真的来道歉了，但这还不解恨。

另一个是居委会的。那个30多岁的湖南人有一天跑去对张柱良说：“你们这样摆摊不行。”张柱良沉默地看着他。“不过——”他又继续说：“我跟主任说了，关照一下你。”张柱良说，“谢谢关照，以后城管来了，可要麻烦你通知我。”“一定，一定。”以后，每隔两三天，他就拿一瓶碑酒坐在他的档位，张柱良总得给他添酒，烤鸡腿、羊肉串。城管来之前，他果真放出风声。他有时也借钱，但从来不还。

张柱良憎恨这两个人，他总在想：要是哪一天我先不干，老子一定把你们狠狠揍一顿。当然，那个居委会的，要先还钱，再揍。

十七

儿子总是呆呆的。张柱良从来不知道他的脑子里装着什么。

卖烧烤时，张明明时常一人自言自语，“为什么赵子龙打不过吕布呢？”他喜爱《三国演义》，听到有人要重拍三国，他在博客上写：“干嘛要重派（拍），有人跟我说‘没剧本’听的后我很难过，我空有好剧本可就没人知道，经典再重派就不好，哎再想起三国真是‘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真感人。”

他幻想自己能去演赵云，“我的形象也符合啊，哎，我的剧本就是没人看。”

客人骂他他从不还嘴。 他送外卖，不停催着父亲，“外卖的先烤！外卖的先烤！”外卖送晚了，是要挨骂的，有时候还拿不到钱。

陈菊则挡住他，“不行不行！这里的先烤！”旁边的客人总一遍一遍地催。

每次送外卖之前，他总要计算好要找的零钱，有时候直接将零钱和外卖一同递给人家就回来了，母亲问：“钱呢？”哦，他忘了拿。他的算术从小就很差。

那时他才小学一年级，张柱良难得回一次家，翻起了他的作业本，满是大大的红叉。他很气愤，怎么“三九二十七”都算不出来！他逼着他再算一遍。他直冒汗，但怎么掐手指也算不出来。父亲怒了，啪啪给他两个耳光。孩子站起来，不哭不闹，含着泪水直瞪瞪盯着父亲。

这个眼神，张柱良终身难忘。看得他难受，害怕。

十八

这天晚上，一帮潮州客人喝醉了酒，呕吐了一地，还摔烂了酒瓶，张柱良赶紧把地扫干净。但他忘了给他们烧茄子。客人大声说，给我快点，不然不给钱，大伙起哄大笑起来。

他低声骂道：“妈的，敢不给钱就揍你。”

张明明把刀往桌上一扔，对父亲说，“你喊打，我就打！”

陈菊责骂他们：“你们不要再说了，别让人家给听到。”

客人最终给了钱。

凌晨三点多，天空下起了小雨。周围一片寂静，只有快速驰过的汽车发出沉闷的呜呜声。父子俩骑着单车先走了，陈菊本该坐在张柱良自行车的横杠上。但这会，她一个人在后面走着。保安老卢递上一把伞，她没有要，她说：“我没时间还你。”

她是真的没有时间还了。这将是她在人世间的最后一晚。

十九

陈菊喜欢当着张明明的面对张柱良说，“你这儿子，靠不住。”她并没意识到，这对张明明意味着什么。

“在爸爸限止(制)我自游(由)的同时，妈妈也不喜欢我天天跑出去玩电脑……妈妈却一天到晚说我这样不行那样不行，有时我顶撞她两句她就不出声，只是她会用一种讨厌和憎恨的眼神瞪着我看，我看到她这眼神的时候，心里一阵酸痛，眼里的泪水都要流出来，我强忍着把它压回去了。事后我想她竟然用这种眼神看我，她还是我妈吗？”

慢慢地，张明明适应了她的这种态度，只是每当她再看他的时候，他的心里还是会有些酸楚。

在他很小的时候，陈菊带着他长大，可她爱打牌，总是奶奶弄饭。2004年，在奶奶动完手术后的一天，张柱良一进门便朝着陈菊掴上一掌：“妈妈看病剩下的钱，你竟敢要。”陈菊哭闹着往外跑，一边喊着，“是我的钱，我就要。”他真抓住她继续打。这时，张明明挡在中间，“别打了别打了。”

之后，张柱良对儿子说：“现在你奶奶走路都走不稳，你妈妈还向她要钱，这完全不对。”他点点头。

二十

张明明决定要实施他的计划了。此前，他想过三次，这回“就算是违背自己的心意也要做”。

“6月7号那天，我一天没睡就是想趁令(今)天这个机会杀了他们，中午12点的时候我爸爸起床了，先去市场买货，他买完货回来后，妈妈又去买东西了，那时，在里屋的我不知道在外面的是谁，心想：‘管他是谁呢，瞄准机会就下手。’我打开屋门，来到大厅看见爸爸正在切羊肉，我洗过脸后，在他后面梳头，心想：‘先杀了他再说’，然后我从我下面的玻璃柜中拿出了准备好的铁棒，我举了起来想打他的头，可是当我要下手的时候，手却动不了，心里也在想他是爸爸呀，我要杀的是爸爸呀。最后还是没下手，事后我便想用铁棒打头，太狠了吧！那是你老爸啊。”

张柱良后来看到这根铁棒了，他那时生气地说：“谁把它放到我床边了。”谁也没回答。

“让他们怎么安稳地过去，我先想到的是迷药，可以让人很快地睡着。于是我到药店里问：‘有没有什么药，人吃了可以很快地睡着？’药店里的人买(卖)给了我两片睡觉的药，我对这药的信心(不)足，想试一下。我把药砸成粉放在了水里，结果水一下就变浑了，我喝了一口味道还有点苦，心想：‘这水我爸妈怎么会喝呢’。

“于是我放弃迷药，决定还是打昏他们吧。没想到我喝了一口那水，很快就睡着，这(第)二天醒(来)才觉得这药真历(厉)害。

“我走出屋，看见爸妈都在做事，我也就做我的活，过了一会后爸爸要出去买东西，我想这又是一次机会不能放过。

“爸爸走后，我装做(作)拿(东西)走到妈妈身后，从我房间里拿出了我先就准备好的木棒，本想也打她的头，可是还是下不去手，后来我就放弃了。

“干完活后我在房间问自己，‘你是想就这样的一辈子，还是想过自己的生活，’我回答，‘我要走自己的路，过自己的生活。’

“然后我的脑子里就出现了怎样杀死他们的场景，我对自己说：‘下一次绝不能放弃’。”

二十一

6月12日，周二。当天《南方都市报》的气象新闻标题为：《暴雨只是中途休息》——“昨天傍晚，一场激烈的大雨导致广州难得的多云天晚节不保。更麻烦的是，遇害来得特别不是时候，淋息了下班人的回家热情。今天，广州还将有阵雨突袭，不过讨厌的还在后头，雨水只是中途休息，明天它又将卷土重来。”

这则新闻把“雨还来得特别不是时候”，误写成了“遇害来得特别不是时候”。

6月12日下午，将近4点，张柱良提着鱼从市场回家。

你妈妈在哪里？在厕所。他十分平静。我把鱼放在厨房，走向厕所，他妈妈平时上厕所从不关门，这一次却半掩着，并且关着灯，但我没多想，推开门，见她妈妈躺在地上，我心里害怕极了。我往后退，这是怎么回事？

我只想到儿子了。我慌乱地往厅里跑，直喊着明明，到拐脚处，这一秒半时间，我来不及思索，忽地一把菜刀猛向我劈来，紧接着看到儿子凶狠的脸。他发疯似地朝我猛砍，肩上，脖子上……一共四刀，我一片空白，本能地把他按在床上，抢过他的刀，我的血喷了两米远，满墙都是。刀被抢过后，明明一下子安静了，恢复了正常的表情。

我害怕极了，只想往外跑。我打开了门，明明又用力把门关上，大声地喊，爸，我没得回头了。我什么也听不进去，只想跑，把他推开，逃了出去，他追上来，抓住我的手，边喊着，爸，你听我解释。我把他推开，只是凄凉地说，什么都听你说。

二十二

张柱良只想逃命。他往下逃，往亮处逃，没命地逃。

他一只手捂住脸，血汩汩而流，透过指缝，染红了衣衫，染红了巷子。

他一点也不觉得疼，他终于逃出这阴森小巷，冲进小卖部，抓起电话拨了110，那妇女抱着小孩，吓得直后退。

他跑去对面的巷口直喊“大哥，大哥”。没有回应。

他又回头打了120。他走进去，女人惊恐地望着他，指了指在外面的被血浸染的电话。他回头望望巷子，他害怕极了，张明明会不会举着菜刀红着眼杀出来。谁知道呢？

他朝卖烧烤的相反的方向跑去，跑向一条更大的路。他用尽全身力气跑着，可好像身体凝固了一般。他只觉得眩晕。我是在发梦吗？他不停问自己。

这条大街的人他都认识。

我的老婆死了，被儿子杀的。

偌大的街上只有他了，人全都退到了两边，远远地望着这个悲惨的男人。他感到这里如此陌生模糊，他听不见任何声响。忽然，一个女人尖叫了起来，“快救他。”之后，又是一片寂静。他蹲在路边，他感到血就要流干了。警察终于来了，他走向警车，警察拦住了他。他又蹲下了。

二十三

“他是去报警，我该怎么办？……跑吧，那时我只有跑了，楼下不能走只能去楼顶。”

到了楼顶后，张明明想过自杀，但这个念头很快被打消。

“我怎么能死呢？”

“我不能死。”

张明明在各个楼顶翻来跳去，就像这几年，他在河南与广州之间来回辗转，就像他在出租屋、烧烤点与冻品市场之间千回百转，就像各种梦想之间不断游移飘动。看了《羊皮卷》就想做推销员，打了游戏想写小说，听了《曹操》想做曹操……可没有一处属于他。

他从小就喜欢说梦想，“每个人都有梦，有梦的人活着才不会孤独，才有动力。追梦的过程是艰辛的。就是追不到，也没有百火(白活)。只要(有)你的梦是你的一切。我要给自己创造舞台创造机会。永不放弃。”

小学三年级的时候，他总和好朋友佳林逃课跑到学校旁边的大树下谈梦想、打弹弓、翻筋斗。佳林记得眼前这个好伙伴有远大抱负。他真喜欢张明明。他是一个父亲早逝、跟随着母亲改嫁而来的外地孩子，饱受欺负，被打得头破血流，那会儿只有张明明送他去卫生所，帮他打跑那些爱欺负人的小孩。

冬天到了，河里结起了一层冰，一群小伙伴想在上面行走，张明明说，我走前面。最后，他掉下去了，他们用干树枝把他捞上来。

他也邀请其他朋友到安静的地方谈人生谈理想，但他们只喜欢谈打架的经历。他们问他，“你的理想是什么呢？”他摆摆手，“说了你们也不懂。”

有个卖烧烤的女孩，陈菊总想撮合他们，你看人家那女孩多好，又漂亮又能干。一天早晨，阿强和他、小状去吃早餐。小状偷偷指着那女孩：“哥，你看，就是她。”

张明明瞪瞪他：“真多嘴。”

阿强看看她，“长得真不差。”

“真是的，不漂亮，不漂亮。”他连忙说。

“如果差不多，就跟人家说说。”

他笑笑，不说话。

现在，这一切都过去了。

逃上楼时他忘了拿钱。他的桌子上，有大大小小的盒子，里面放有一条项链、小说草稿、一部MP3、一张平平整整的印着“李师傅山东风味锅贴”的优惠券。2005年他生日时，一家人到那里去吃饭，他们吃了烤羊腿。走的时候，柜台送了一张优惠券，父亲随手给了张明明，当时父亲只想，下次再来都不知是什么时候了。

MP3是亲戚送的。张明明总是随身听着，有一次，父亲随口说，你怎么总一个人听呀。隔天，他买了两个小音箱，他播好音乐就走了。陈菊说，你看，你儿子多孝顺你。

可惜他永远都听不到她说这句话了。

凌晨零时许，他从楼上下来，慢慢走在路上，他并没有表现出惊慌。

三名便衣上前将他抓获。

城中村的房子里手机没有信号，固定电话成了交流的重要手段

二十四

门外这个埃及人彬彬有礼，但他有可能是个杀人潜逃犯，他可能冲进来砍我，报警，就可以抓住他，抓住他……

张柱良差点就打110了。

他整夜不敢入眠，听着门外的一举一动，他整夜整夜地臆想，听到半点声响，立刻坐直了身子。

瑶台出租屋的一切，不是卖了，就是烧了。他回到河南，陈菊的丧事开始料理，他成日躲在房间不见人。房屋的墙上挂着陈菊放大的头像。他走到哪，眼睛就跟到哪，晚上，他连厕所都不敢上。

后事料理完，家里人就开始帮他张罗婚事。他骑着摩托车到处相亲，相一个，就和大哥商量一个，要么太老，要么太丑，要么带着孩子，十几个，大哥都不满意。有女人问：“你儿子还出来么，他连亲生母亲都砍了，能保证他不砍我吗？”

二十五

广州站前路，周周的档口停着一溜奥迪宝马，大老板们特别爱光顾这家烧烤店。18岁的周周穿着黑色的衣服周旋于各路人马之间。他声音响亮，爱笑爱说话爱做各种手势逗人发笑。他跟城管们混得很熟，每当城管经过，他便热情地朝他们挥手。

最近广州“创卫”，他也不敢轻易摆出来——城管换了一批新的了。两年前，他总被妈妈打骂，现在他能独当一面。

大部分时间，他是快乐的。

他说：“寂寞这种事嘛，你觉得有就有，没有就没有。”

11月20日深夜，周周的档口移到后面的街。风很大，他们拿出小炉取暖。张柱良拿起叉具，在炉前用心地烤着一个鸡腿。烤好后，他和周周的妈妈聊了几句，在路边喝完一瓶啤酒，慢慢朝宿舍走了。

夜很静，听得见风呼呼地吹。初冬的月光极好地洒在小街上，树枝摇摆着腰肢。他的身影就在明与暗之间忽隐忽现，一会儿，就看不见了。

二十六

张柱良最后还是回到了广州。

九月的一个下午，天气变得微微凉，下着小雨。他去看守所看了张明明。这是事发后父子俩第一次见面。他穿着短裤，T恤，橙色马甲，显得有些许胖，皮肤变白了，透着微微红晕。张柱良大哭失声：

你如果认识到自己的错误，知道错在哪里，就跟别人说，争取早点出来。

……

张明明只是久久地低着头，20分钟一句话也没说。

张柱良时常感到很恍惚，仿佛自己是在看电影。他想着，“如果我的老婆被人杀了，那我是搭上性命也要报仇。如果我的儿子杀了人，我就算倾尽所有也要帮他减刑。可现在是我的儿子杀了我的老婆。”

想起这些事，他的手总是微微发抖。

他开始同情他了，觉得自己应负的责任越来越大，可有时又想，当年父母对待我们可要差得多。

多年以前，张柱良偶尔赌光了钱，在铁路的一端坐上悠悠的火车。

而张明明总在铁路的另一端，河南老家，翘首等待，“爸爸就回来了，他会给我带来好多好吃的，好玩的。”

儿子更小的时候，张柱良带着他到处玩。他小心翼翼地问儿子：“给你生个妹妹好吗？”“不好，淘气。”他又哄着他。他改口了，“好——把她送到安阳，淘气。”

原载于《南方人物周刊》2007年11月刊，获得作者授权发表

撰文 | 林珊珊 采访 | 林珊珊 尼克 蒋志高

图片 | 大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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