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故事丨Travels With Myself And Another——玛莎·盖尔霍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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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莎·葛尔霍恩（1908-1998），一位被遗忘的战地记者。她曾参与西班牙内战、芬兰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战争、越南战争等上个世纪几乎所有重要的国际战事的前线报道，并留下了许多震撼人心的战地纪闻。同时，她也是一位优秀的作家,她写过5部长篇小说，14部短篇小说，出版过两本短篇小说集，还于1958年获得了著名的欧亨利短篇小说奖。标题中的“Travels With Myself And Another”即取自她的同名自传。如今，她最为外人道的是“海明威的第三任妻子”。

Martha Gellho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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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llhorn the author supported by Gellhorn the journalist

玛莎·葛尔霍恩生于美国圣路易斯的一个拥有犹太血统的家庭。父母都是当地的知识分子，并且十分乐于与人交谈，因此常常会在家中举办茶话会，邀请客人们一同高谈阔论。玛莎在十二岁时也被允许加入茶话会。但她也必须遵守父亲按照英国议会讨论制度而设定的茶话会规则：不允许谈论无意义的绯闻或传言，鼓励谈论每一个人的见闻和惊艳，或者是对某个政治议题的看法，不允许种族歧视，也不允许使用自卑或自夸的言辞。

这样不普通的童年为玛莎以后的独特见解打下了坚厚的基础。而即便是如此，聪慧有个性的玛莎也没能渡过令人满意的大学生活，1929年，玛莎正式休学，并于同年11月，成为了《阿尔巴尼联合时报》的初级记者。生性不羁的玛莎不堪忍受圣路易斯的种族歧视与社会问题，1930年，她告别家庭生活，独自投身于前往法国的漫漫长旅。

电影《海明威与盖尔霍恩》剧照

1930年春，玛莎来到充满阳光和希望的法国巴黎，即便在她身边的只有两个旅行箱、一台打字机和75美元，她也像千千万万备受海明威的小说《太阳照常升起》（1926）激励的年轻人一样昂首挺胸地开始追逐自己的梦想，而她的梦想，便是成为一名作家。不久，玛莎不得不因为经济窘迫而开始打零工以及为通讯社写一些小文章来维持生活。同年6月，在她攒到了一小笔钱后，玛莎便决定结束工作，在法国地中海沿岸找到了一家便宜的旅馆开始自己的小说创作。在法国的四年里，玛莎始终怀揣着她的文学梦，但她的事业始终没有起色。

1934年，因多年事业无果以及情感混乱使得玛莎身心疲惫，她在给友人的信中写到：“我已经饥饿了很长一段时间，我需要生活的热情和能量。” 此时，玛莎意识到美国国内正在爆发的金融危机是她不可忽视的题材，因此她决定离开法国，踏上了返回纽约的轮船，重新开始她的生活。1935年，玛莎的小说《我所见的问题》（the trouble I’ve seen）横空出世，将美国经济大萧条的“人间惨剧”暴露于世界，该作品让玛莎一举成名。此时的玛莎已经不再需要以记者的工资来维系作家的生活。同年，已经小有名气的玛莎在于家人旅游的途中结识了她的第一任丈夫欧尼斯特·海明威。

玛莎 · 盖尔霍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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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 the objectivity shits

玛莎迎来了她小说家人生的第一个小高潮，却没料到自己会匆匆改变方向，从此迈向了战地记者的峥嵘岁月。

1936年7月，西班牙内战爆发，欧美各地一些有识之士掀起了一阵对纳粹军团的反抗浪潮，并结队前往西班牙一探究竟，而海明威等作家记者也在这行人当中。玛莎在目睹经济大萧条之下底层群众的苦难后，不仅没有对生活失去热情，反而更迫切地希望前往另一个人间炼狱——战场。于是，玛莎带着她在《克里尔》周刊（Collier’s Weekly）的一位朋友为其开据的证明信齐同海明威等人前往西班牙。

与经济大萧条不一样，玛莎面对着战斗机轰鸣、鲜活的血肉时，即便思绪万千，却写不出故事来了。海明威和其他朋友鼓励玛莎进行战地新闻报道的写作，可玛莎对此却显得很抗拒，她认为自己对军事、战场一无所知，她只能看见普通人的生活，也只乐于记载这些，而谁会愿意在报纸上读到这些吗？海明威似乎能看透玛莎的心思，他支持玛莎按照自己的意志来写站地报道：“为什么大家会对此不感兴趣呢？战争中的人本来就过着和普通人不一样的生活……”1937年7月17日，《克里尔》周刊刊登了玛莎的战地报道处女作——《唯有子弹的哀鸣》（Only the Shells Whine），此报道描写的是在马德里遭受轰炸袭击时，普通人动人的坚毅以及一个个普通生命调陨的凄凉。这样一篇描写普通人生活的新闻很受好评，而玛莎的战地记者生涯也从此拉开序幕。玛莎从此成为了一名专业的战地记者，并且深深地爱上了它。她在日记中写道：“最后，我终于发现只有这件事能够不让我感到枯燥和疑虑，也只有这件事让我无法自拔，无论结果如何，我已深陷其中。”

玛莎 · 盖尔霍恩与海明威

在西班牙内战期间，玛莎有着明确的政治立场，她坚定地站在人民的一边，甚至参与战斗。因此，玛莎的战地报道从一开始就立场鲜明。在她的文章里，普通人的勇敢而伟大的，反派势力终究会失败。玛莎常常独自走在硝烟弥漫的街头，访问难民营、孤儿院、医院、监狱等地方，记录普通人的生活。

“你总是安全地呆在你自己的地方，了解你周围的事情。你从来没有想过也不会相信，当你坐在你自己家的客厅时，你会突然被杀死。她就在广场的中央，这时又一轮的轰炸来临了……”玛莎在《唯有子弹的哀鸣》中不仅披露了战争中平民的惨况，甚至使用了“你”，打破了“第四堵墙”，直逼读者面对报纸里面那个血淋鲜活的世界。但也因此，玛莎从她的第一篇战地作品开始，便背离了至今仍被奉为头等教义的新闻客观性。

尽管自己的作品饱受争议，玛莎却不以为然，并不认为自己违背了新闻理念。或者说，在玛莎的眼里，她根本不承认新闻客观性的存在。“扯淡的新闻客观性”（All the Objectivity Shit）正是她在西班牙内战中写给自己的信条。

1941年玛莎 · 盖尔霍恩在重庆

如果说西班牙内战让玛莎确立了这个信条，那么让她坚信这个信条的便是玛莎与海明威的“中国蜜月之旅”了。

1940年11月21日，玛莎与海明威成婚，由于他们都脾气火爆性格坚硬，两人的结合常常被比作“一组硬钢的结合”。1941年，玛莎接受《克里尔》周刊的任务，打算前往远东地区采访，而玛莎将此次远东之行称作她与海明威的蜜月旅行，即便神秘的东方对于他们来说还是迷雾层层的。这次蜜月之旅并不甜蜜，玛莎在重庆逗留的最后时间染上了溃烂湿疹，一路上的落后条件和脏乱环境使得玛莎与海明威的中国之旅并不愉悦。玛莎在返回富饶西方的飞机旁与中国道别：“永别了，可怕的中国”。

玛莎在后来的自传《我和一个人的旅行》（Travels with Myself and Another）中回忆了此次中国之行，她认为成为一个中国人是纯粹的厄运，认为蒋介石夫妇是自私可恶的独裁者……但在玛莎给《克里尔》周刊寄回的稿件中却鲜有这样的观点，而都是一些“无关痛痒”的报道。玛莎没有把内心想法像以往一样告诉世界，也许是她背负了神秘的政治色彩，也许是她受到了蒋介石夫妇的特殊礼遇，使她无法如此不礼貌地公开批评招待她的主人。不管如何，玛莎都对此感到羞愧，同时也加深了她对新闻客观性的不屑。究竟有多少事情能够或者应该被明确地写出来？从远东回来后，困惑的玛莎给朋友写信道：“在我们所写的文章中有很多胡扯的东西，最后你会感到非常羞愧，因为人们怨恨真相、因你所写的废话而不愿相信真相，所以你就无法直接写出真相。所以最后你就写了一大堆让你自己逃避的借口，小心翼翼地避开这扯淡的新闻品质（指新闻客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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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view from ground

随着日本偷袭珍珠港事件发生，太平洋战争爆发，一向奉行孤立政策的美国宣布加入二战。玛莎因此而兴奋不已，但由于当时美国禁止战地女记者进入前线，玛莎一直只能徘徊在战场边缘，同时把希望寄托于《克里尔》周刊为其争取重返战地的机会。

戏剧性的是，海明威在此时取代了玛莎，成为《克里尔》周刊的首席战地记者。玛莎的工作和婚姻都陷入了困境。1944年夏天，没有权利跟随军队前往前线的玛莎打算沿海岸线出发，寻求单独前往法国的机会。一天晚上，玛莎借口自己说她需要为她的杂志采访医疗船上的护士，警察没有质疑玛莎的身份，玛莎顺利地登上了这架开往法国的医疗船。在船上，玛莎不仅写稿，她还尽力地帮助医生护士，做一些简单的照护工作，当夜晚降临，她还会和救护团队一起上岸，趟过齐腰的海水寻找遗落的伤员。回到伦敦后，她为《克里尔》周刊写了两篇长篇报道，一篇是充满了对那些专业而冷静的医疗工作者赞誉的关于这艘医疗船的报道，另一篇则是描写德国罪犯的文章。

1941年玛莎 · 盖尔霍恩在重庆

二战是玛莎人生中经历的最大的一次战争，自西班牙内战开始，玛莎就是一个坚定的反法西斯主义者，她也理所当然地站在同盟国的一方来报道最新战况。但也许是因为那些医疗船上呻吟痛苦的伤员，也许是那些淌水救援的夜晚，玛莎打从心底地不愿意看到战争发生，她明白了，战争因国家间的利益冲突发生，却由普通百姓为此付出代价。

玛莎曾在《直面战争》（The Face of War）一书中写到：“我所写的这些文章无法确切地描绘出战争的痛苦，战争总是比我所尽力描绘的更加糟糕——永远都是如此。”这样的转变使她的反战思想远高于所谓的政治立场，她曾有一篇报道名为《戈尔巴阡山脉的枪骑兵》（The Carpathian Lancers）被《克里尔》周刊拒登，原因是这篇文章对当时的盟友俄罗斯过于批评了。这篇文章描写的是波兰士兵们在戈尔巴阡山脉一带流亡和战斗的故事。

玛莎 · 盖尔霍恩和海明威

玛莎在二战中的报道始终保持着平民视角，她记录着普通士兵的战时生活、记录着医疗人员的救护工作、以生活细节揭露法西斯罪行，甚至是对德国伤员的描写……二战中，玛莎的战地报道逐渐成熟起来，形成了自己的创作风格，无论是外部敌我之间还是内部与盟军之间，她都能捕捉到各种维度的细节来展现她眼中的战地图景。

1945年，德国签署投降协定，第二次世界大战终于结束了。而玛莎与海明威的婚姻也随之结束。在和平时期，玛莎又回归到了小说的创作和四处游历当中，直至20世纪60年代越南战争爆发，她才又重新投入了战地记者的工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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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urnalism of attachment

在越战中，玛莎走访了大量的孤儿院、难民营和医院，在短短的两个月内，玛莎的战地报道作品颇为丰富，从西贡回到伦敦后，她一气呵成来了六篇长篇报道。而也不过短短的两个月时间，玛莎便因其报道过于“情绪化”而被拒绝再次进入越南境内采访。

玛莎 · 盖尔霍恩

在目睹了美国投下的炸弹给越南人民，尤其是儿童带来的重大灾难后，玛莎开始坚定而激烈地谴责美国政府，反对越南战争。在玛莎眼里，越战就是西班牙内战的重演，美国则扮演者当初德国的角色。玛莎始终心系那些因为战争而流离失所的平民，在她的文章中都极度煽情地描写这越南战场的凄凉，哪怕是一家干净又安静的私人孤儿院，也被玛莎形容为“地狱中的悲伤一角”，因为这里住满了孤儿。

玛莎在越战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报道风格“有感情的新闻”，即便这样的风格引来了同行的颇多争议，就今天来说，玛莎的行文风格仍旧无法被广泛接受，但玛莎在她的有生之年，把这样带情感的新闻观念贯行到底。作为“有感情的新闻”的支持者和实践者，玛莎相信一个记者在战争中除了他自己谁也做不了，她激烈地反对在战地报道中保持客观。她在1993年解说BBC电视台访问时说到：“如果你看见一件事情正在发生，你对此坚持保持停止思考和铁石心肠的理念，并对此毫无反应的行为让我震惊，也让我觉得毫无意义。……你仅仅在描述你看到什么，然而你看到的一切是对么可怕。”

20世纪70年代末，玛莎出版了她人生中唯一一部自传——《我和一个人的旅行》，这本书记录了她游走在枪声炮火中传奇的一生，她常常一边写书一边情不自禁地大笑。但慢慢地玛莎也意识到自己已经变成了一个孤独、漫无目标且不快乐的老女人，但玛莎的老年生活却生机勃勃，玛莎邀请许多年轻朋友到自己的公寓聊天。就像是玛莎童年时一样，他们不讨论八卦，而是讲述自己的所见所闻和想法。他们喝酒聊天，开怀大笑，成为玛莎老年生活中的一抹亮色。

玛莎 · 盖尔霍恩

1998年，一只眼睛全盲且恶病缠身的玛莎服用安眠药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正如她曾跟朋友说过的那样：“假如你不再拥有你想要的生活，那么自杀也是一件好事”一样，玛莎再也无法过自己想要的生活了，她无法再阅读、无法再旅行、工作，她选择了解脱。

按照她的遗愿，追悼会像往日的聚会一样举行，人们聚集在伦敦卡多根广场花园，喝酒聊天，开怀大笑……几天后，玛莎的骨灰被撒入泰晤士河，伴随着缓缓的潮水和亲人朋友的目送，玛莎正在进行她人生中最后一次旅行。

终其一生，玛莎都散发着自己的光芒，她一直是她自己。她为自传所起的书名巧妙到就是她一生的缩影和她始终个性傲娇的展现。

玛莎离世后的第二年，玛莎·盖尔霍恩新闻奖成立，用以奖励那些“玛莎式”的战地记者。

文丨岑昕昕

编辑丨张滢滢

图丨来自网络

参考资料：

1. 《GELLHORN——A TWENTIETH-CENTURY LIFE》 Caroline Moorehead HENRY HOLT AND COMPANY.NEW YORK 2003

2. 《TRAVELS WITH MYSELF AND ANOTHER》 Martha Gellhorn JEREMY P TARCHER 2001

3. 《战地旅行家——美国著名战地女记者玛莎·葛尔虹》赖慧 2013

4. WIKIPEDIA_Martha Ellis Gellhorn https://en.wikipedia.org/wiki/Martha_Gellho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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