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年，光绪诏令设立京师大学堂。根据当年总理衙门的《奏拟京师大学堂章程》，大学堂的课程被分为普通学和专门学两大类，其中法律学被归于专门学中“高等政治学”门下。然而，未待京师大学堂真正开设法律学课程，其便因为庚子国难而停办。
1902年，京师大学堂复校，张百熙出任管理大学堂事务大臣，制定《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此时，京师大学堂旗下仕学馆、进士馆和译学馆均设有法学课程。
1903年，清廷诏令张百熙会同荣庆和张之洞两位重臣修订大学堂章程。次年，张之洞等人制定《奏定大学堂章程》，提出建设经学、政法、文学、医科、格致、农科、工科商科八大分科大学堂。其中政法科下设政治学与法律学二门，学制4年。在政法科之外，经学科、文学科、商科也都设有相关的法学课程。
与此同时，受庚子国难的刺激，清廷立志变法图强，出身刑部的沈家本和留学英伦的伍廷芳被任命为修订法律大臣。在修律过程中，伍、沈二人认为无论是满足通商条约的需要、争取治外法权的收回，还是呼应法制改革的意图，都应该“广储裁判人材，以备应用”。
1905年，伍廷芳、沈家本联名上呈《奏请专设法律学堂摺》。当时虽然学务大臣已在《大学堂章程》中奏设政法科大学，并且京师大学堂进士、仕学等馆也都设有法律课程，但是政法科大学学生须由预备科及高等学堂升入，人才养成为时尚远；而进士、仕学等馆旨在培养政学通才，法律仅属诸艺之一，难以精深。为了满足内政外交上急迫的法律人才需求，他们建议仿照日本明治维新初期设立的速成司法学校，“在京师设一法律学堂，考取各部属员，在堂肄习毕业后，派往各省为佐理新政、分治地方之用。”
1906年，京师法律学堂在清廷的支持下正式成立，学堂不归学部管理，而由沈家本兼任“管理京师法律学堂事务大臣”。
在课程设定方面，京师法律学堂参考《大学堂章程》中法律门所列科目，增加课时，改4年学制为3年，开设大清律例及唐明律、现行法制及历代法制沿革、法学通论、国法学、罗马法、刑法、民法、宪法、商法、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裁判所编制法、国际公法、诉讼实习、行政法、监狱法、大清公司律、国际私法、大清破产律等法律课程。
此外，学堂还设置了经济通论、财经通论、外国文和体操的课程。值得一提的是，学生在第二学年、第三学年分别被要求参加每周4学时和6学时的诉讼实习，在毕业之前还需完成卒业论文。这种安排相比京师大学堂的课程规划更加科学，甚至与当代法学本科教育的总体框架几无二致。
与此同时，京师法律学堂还设立速成科，以一年半为学习期限，集中教授法学主干课程，包括大清律例及唐明律、现行法制及历代法制沿革、法学通沦、宪法大意、刑法、民法要论、商法要论、民刑诉讼法、大清公司律、大清破产律、裁判所编制法、监狱法、国际法要论和诉讼实习。
学堂初设，由于国内缺乏合适的授课老师，沈家本邀请为清廷修律提供顾问的日本法学家冈田朝太郎、松冈正义、小河滋次郎等人担任教员。而教授大清律例等国内法课程的则是久仕刑部的法学名宿吉同钧和姚大荣。此外，留日习法的曹汝霖、汪有龄、江庸、张孝移、钱承志等人也加入学堂，出任教务提调或教员。这几位在学堂工作的留日法科学生虽然当时尚属年轻，但已是清廷中具备现代法律思维和眼界的法政新星。他们在晚清和民国逐渐形成一支政治力量，并且深度地参与到中国近代法政制度与教育的发展进程之中。
根据伍、沈二人的设想，学堂的毕业生应经过考验、分等，或引见御前，或以道府州县等地方官品请旨录用。他们希望这些接受现代法学教育、熟悉西方法律原则和中国法政实际的毕业生能够“学适于用，用其所学，于时政殊有裨益”。
经过数年耕耘，学堂培养法律人才将近千人。1908年，沈家本在为冈田朝太郎的著作《法学通论讲义》作序时颇为自豪地断言：“吾中国法律之学，其将由是而昌明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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