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300首》中的法律意识

文 | 郝铁川

上海文史馆馆长

中国古代，乃至近代，没有大规模的、长时期的普法活动。因此，绝大多数人都是从戏曲、小说、诗歌等文学艺术作品中，间接地获知法律知识和逐步形成法律思维的。文学艺术以情为本，法律以理性为本，但理性必须通过感性的文艺作品走进千家万户。所以，我们应该重视文艺作品中的法律意识。

《唐诗三百首》是一部流传很广的唐诗选集。唐朝（６１８年～９０７年）二百九十年间，是中国诗歌发展的黄金时代，云蒸霞蔚，名家辈出，唐诗数量多达五万余首。在古代的唐诗选本中，清人孙洙的《唐诗三百首》最为流行。

编选者孙洙，字临西，号蘅塘，晚号退士。该书选入７５位唐代诗人及２位无名氏的诗作共３１０首。刻印时又补入了杜甫的《咏怀古迹》３首。由于所选作品体裁完备，风格各异，富有代表性，又通俗易懂，刊行后广为流传，“几至家置一编”。

孙洙选编《唐诗三百首》的目的是为了童时吟诵，老而不忘。如他在《唐诗三百首·序言》所说：“俾童而习之，白首亦莫能废，较《千家诗》不远胜耶？谚云‘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请以是编验之。”

令人遗憾的是，学界研究《唐诗三百首》（以下简称唐诗）的论著不少，但查阅中国知网，发现探讨其法律意识的却无一篇。与《弟子规》《三字经》《千字文》等蒙学读物的作者都为一个人不同的是，《唐诗三百首》的作者众多，因此，它表现出来的法律观念比较驳杂。但这样也有一个好处，不同的读者可以各取所需。

中国古代有民本思想的历史传统，基本含义是孟子所言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唐诗中体现民本位的诗篇主要有：

元结看到征税官吏向贫穷地区的老百姓横征暴敛，义愤填膺：“今彼征敛者，迫之如火煎”，以致于萌生辞官而去之意：“思欲委符节，引竿自刺船。将家就鱼麦，归老江湖边”（《贼退示官吏》）。

韦应物的《寄李儋元锡》中说“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钱”，自己身为享有国家俸禄的官员，但在自己管辖的区域里却没有把百姓安定下来，内心深感愧疚。

元稹的《遣悲怀》中有“诚知此恨人人有，贫贱夫妻百事哀”，反复吟诵贫贱相交，情真意切。

杜甫的《卖炭翁》中刻画官吏待民专横：“翩翩两骑来是谁？黄衣使者白衫儿。手把文书口称敕，回车叱牛牵向北”。

“把”、“称”、“回车”、“叱”、“牵”几个动词的妙用，把官吏夺炭车的恶行渲写尽致，极富概括力。

因为实行人治，容易出现君主高下由心、恩威莫测，臣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的局面，许多官员内心羡慕隐士生活，甚者走到无政府主义的地步。

法治使人免于恐怖，人治使人命运无常。在唐朝“牛李党争”中被罢相而归隐的张九龄不得不感叹“命运惟所遇，循环不可寻”（《感遇》）。天宝丧乱后，杜甫的《佳人》感慨“官高何足论，不得收骨肉！”由此而羡慕归隐山居，“下马饮君酒，问君何所之？君言不得意，归卧南山陲”（王维《送别》），“誓将挂冠去，觉道资无穷”（岑参《与高适薛据登慈恩世浮屠》），“借问路旁名利客，何如此处学长生”（崔颢《行经华阴》）。

在专制政治下，伴君如伴虎，诗人孟浩然对此感触很深。《隐居诗话》中记载：“孟浩然入翰苑，访王维，适明皇驾至，浩然仓皇伏匿，维不敢隐而奏知。明皇曰‘吾闻此人就矣’，召使进所业。浩然诵‘北阙休上书，南山归敝庐。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明皇曰：‘吾未尝弃卿，何诬之甚也！’因放归襄阳。”

在专制政治下，臣民不能功高震主，所以要功成身退，李白的《行路难·其三》中说“吾观自古贤达人，功成不退皆殒身。子胥既弃吴江上，屈原终投湘水滨。陆机雄才岂自保？李斯税驾苦不早。华亭鹤唳讵可闻？上蔡苍鹰何足道？君不见，吴中张翰称达生，秋风忽忆江东行。且乐生前一杯酒，何须身后千载名？”

唐代山水田园诗派的产生与一些文人遭受专制政治打击之后的隐逸情怀密切相关。这个诗派以孟浩然、王维为代表，孟浩然受过唐明皇的直接打击，前已有述。

王维早年曾受朝廷重用，后来坐过牢、贬过职，逐渐消沉下来，持斋念佛。他的《酬张少府》“晚年惟好静，万事不关心。自顾无长策，空知返旧林。松风吹解带，山月照弹琴。君问穷通理，渔歌入浦深”一诗，刻画的就是他晚年的隐居生活。

选择隐居无可非议，但走向极端容易滑到无政府主义的泥潭。法治既要反对专制主义，还要反对无政府主义。

许多诗人、尤其是浪漫主义诗人喜欢驰骋想象，因而容易撕破礼教网络；但同时多数诗人都是官员，不敢真正背弃礼教，这就造成歌颂礼教与蔑视礼教两种不同内容的诗篇共同存在。

歌颂礼教的诗篇主要有

古代诗人非常乐于吟咏烈女贞妇，宣扬夫为妻纲的思想。

孟郊的《烈女操》：“梧桐相待老，鸳鸯会双死。贞妇贵殉夫，舍生亦如此！波澜誓不起，妾心古井水。”

忠于君主。

于濆的《戍客南归》“为子惜功业，满身刀箭疮。莫渡汨罗水，回君忠孝肠”，鲍溶的《途中旅思二首》“独步天地间，无因为君忠”。这些诗篇直接宣传忠君理念。

有些诗人认为皇帝是龙，皇帝子孙是龙种。安禄山之乱，生灵涂炭。杜甫最哀怜的是王子王孙，《哀王孙》说：“高帝子孙尽隆凖，龙种自与常人殊”，皇帝子孙与平常人长相都不一样，所以杜甫情意深切地希望龙种们“王孙善保千金躯”，坚信浩劫之后仍然会荣华富贵：“哀哉王孙慎勿疏，五陵佳气无时无”。

杜甫的诗一边同情平民，一边更爱皇帝及其家人，从一个角度说明儒家的民本思想是君主民本，与近代人民当家做主的民主理念有着根本的区别。

唐诗中蔑视礼教的诗篇主要有

对孔子冷嘲热讽。

孔子自汉代就不断受到褒封，公元元年，汉平帝刘衍追封孔子为公爵，称“褒成宣尼公”。北魏孝文帝于太和十六年（公元４９２年）改称孔子为“文圣尼公”。北周静帝于大象二年（公元５８０年）恢复公爵之封，号“邹国公”。隋文帝杨坚开皇元年（公元５８１年）尊孔子为“先师尼父”。

唐太宗李世民于贞观二年（公元６２８年）尊孔子为“先圣”，十一年又改成“宣父”。乾封元年（公元６６６年），唐高宗李治尊孔子为“太师”。天授元年（公元６９０年），武则天执政时恢复公爵，改号“隆道公”。开元二十七年（公元７３９年），唐玄宗李隆基升孔子为王爵，谥号“文宣”，称“文宣王”。

但诗仙李白却借典故说“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

蔑视权贵。

《唐律》中的“议、减、赎”和“官当”的规定，体现了礼教尊崇权贵的精神。而李白不以为然，他说“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梦游天姥吟留别》）

批评一些皇帝不能爱惜人才。赞许背弃无道之君、辞官而去的行为。

孟浩然因写“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被唐明皇贬谪。后来有人打算再向朝廷引荐孟浩然，孟则拒绝。《唐书·孟浩然传》中记载：“采访使韩朝宗约浩然偕至京师，欲荐诸朝。会故人至，剧饮欢甚。或曰：君与韩公有期。浩然曰：业已饮，何恤他！卒不赴。朝宗怒，辞行，浩然不悔也。”

李白对孟浩然的这一行为大加赞扬：“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醉月频中圣，迷花不事君。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

李白应诏造清平调三章，后为高力士所谮，贵妃深恨之，从中抑止。杜甫的《天末怀李白》就此事写道：“凉风起天末，君子意如何。鸿雁几时到，江湖秋水多。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文章憎命达”意谓文才出众者总是命途多舛，语极悲愤，有“怅望千秋一洒泪”之痛；“魑魅喜人过”，隐喻李白长流夜郎，是遭人诬陷。

李白的《登金陵凤凰台》言“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也是批评邪臣蔽贤，如同浮云遮盖日月。诗人刘长卿“刚而犯上，两遭迁谪”，后虽被召回京城，但不得大用，抑郁而死，在《长沙过贾谊宅》中说：“汉文有道恩犹薄，湘水无情吊岂知。寂寂江山摇落处，怜君何事到天涯。”诗人将暗讽的笔触曲折地指向当今皇上。

李商隐的《贾生》“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也是通过描述汉宣帝虽能用贤而不能尽其才，为贾谊叹息，来批评皇帝们的通病。

批评皇帝不守礼治而游山玩水。

李商隐的《隋宫》指责隋炀帝“乘兴南游不戒严，九重谁省谏书函？”

与古代地中海两岸的那些国家的历史相比，中国确实是一个不爱对外发动战争的民族。

古代反映战争的诗歌虽然有王昌龄的《出塞》“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岑参的《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亚相勤王甘苦辛，誓将报主静边尘，古来青史谁不见，今见功名胜古人”这样积极描写战争的作品，但多数却是描写战争残酷的。

例如，王翰的《凉州词》“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

杜甫的战争诗几乎都是表现战争残酷的，如《兵车行》“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耶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阑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道傍过者问行人，行人但云点行频。或从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营田。去时里正与裹头，归来头白还戍边。边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信知生男恶，反是生女好。生女犹是嫁比邻，生男埋没随百草。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

李白也是厌战诗人，在《战城南》中说“野战格斗死，败马号鸣向天悲。鸟鸢啄人肠，衔飞上挂枯树枝。士卒涂草莽，将军空尔为。乃知兵者是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李益的《夜上受降城闻笛》“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张蠙的《吊万人冢》“可怜白骨攒孤冢，尽为将军觅战功”，卢纶的《晚次鄂州》“旧业已随征战去，更堪江上鼓鼙声”等也是名句。

虽然厌恶战争，但对侵略的敌人，诗人们则拥有浓厚的保家卫国情怀。如岑参的《送人赴安西》“上马带胡钩，翩翩度陇头。小来思报国，不是爱封侯。”祖咏的《望蓟门》：“沙场烽火侵胡月，海畔云山拥蓟城。少小虽非投笔吏，论功还欲请长缨。”张为的《渔阳将军》“向北望星提剑立，一生长为国家忧。”

夫为妻纲是古代法律制度的基本原则之一，它体现了男尊女卑的价值观念，古代也由此产生了怨妇诗。它与山水田园诗、边塞诗、送别诗一起，成为唐代诗人喜欢吟咏的题材。唐代怨妇诗的类型虽颇多，但大致上可分为闺妇怨诗、宫妇怨诗、征妇怨诗、商妇怨诗四类。其中宫妇怨诗最能暴露古代婚姻制度的腐朽性和残酷性。

宫妇怨诗的产生，直接与统治王朝的这种后宫制度有关。存在了４０００年的中国古代后宫制度，是君主专制制度的一部分。中国古代社会以男子血统为中心，以对女性占有的多少来显示其在经济和政治上特权的大小。帝王至高无上的权威也表现在对女性的大量占有上。

宫妇怨诗主要描写宫中女子思念亲人，无法与亲人相聚，对自己的自由被禁锢，只能老死宫中所产生的怨恨；或是写因君王喜新厌旧、见异思迁或自己年老色衰而遭受冷落、被打入深宫，饱受深宫的寂寞和心灵的煎熬所产生的怨恨。

张祜的《宫词》一诗，道出了千千万万宫女的辛酸：“故国三千里，深宫二十年。一声《何满子》，双泪落君前。”这首诗从空间和时间两处落笔，写出宫女离乡的路途遥远和时间的久长，使人能深深感觉到她被幽禁深宫，苦熬时日，思念故乡与家人的那种苦楚。

白居易的《后宫词》，却描写了一个失宠宫女复杂矛盾的内心世界：“泪湿罗巾梦不成，夜深前殿按歌声。红颜未老恩先断，斜倚熏笼坐到明。”全诗由希望君王宠幸，转到失望，由失望转到最后绝望，淋漓尽致地表达了宫女们遭抛弃而独守冷宫的凄惨。

诗言志。唐诗的作者大都属于或曾经属于统治者队伍的成员，他们创作的诗篇能够从一个角度体现统治者阶层的真实思想，值得学界玩味。

原载：《法制日报》2017年11月15日10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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