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拯7次弹劾王逵，大骂宋仁宗！京官无不怕他，百姓无不敬他

庆历四年（1044），包拯授监察御史不久，就向仁宗上疏《乞不用赃吏》，认为清廉是人们的表率，而贪赃则是“民贼”。他不畏权贵，先后弹劾了贩卖私盐以牟取暴利的淮南转运按察使张可久、驱使士兵为自包拯墓碑己织造1600余匹驼毛缎子的汾州（今山西汾阳）知州任弁。还弹劾过宰相宋庠等。他还曾七次弹劾王逵，三次弹劾张贵妃的伯父张尧佐。

　　王逵本是一个地方小吏，为了结交上层，他随意增加赋税用来行贿，曾经一次就多收税30万贯。在他任荆湖南路转运使时，许多百姓被逼得逃到少数民族居住的山洞里。他被调往池州后，当地百姓聚合庆贺，城里数万家居民接连三天张灯结彩。包拯得知后便上书弹劾他。但朝廷却把此事压下，不了了之。而王逵怀疑告发他的是前任洪州（今江西南昌）知州卞咸，于是制造冤狱，逮捕卞咸，因此事被牵连的达五六百人之众。包拯便第二次上书弹劾。经查实后，王逵被贬为徐州知州。可王逵与宰相有旧交，不久，又被提拔为淮南转运使。王逵也越发肆无忌惮。包拯便又连续五次上书弹劾，甚至不惜与皇帝在廷上争辩，谴责王逵“累任皆惨虐不法，降黜差遣，纵该赫宥，不可复任原职，乞追还敕命”。而且批评皇帝：“今乃不怕人言，因用酷吏，于一王逵则幸矣，如一路不幸何！”就这样，包拯共弹劾王逵七次，终于使仁宗罢免了这一贪官。　　合肥包公祠包拯对于忠心耿耿、年富力强的清官却大加褒扬、推荐。如杨邠、王鼎、王绰三人皆为范仲淹提拔的人才，曾分别担任江南东路转运使、提点刑狱和转运判官，因任内严惩贪赃枉法的官吏而有“江东三虎”之称。后受守旧权臣的嫉恶，被降任知州，不得再任转运使等监司之官。包拯虽由守旧派人物王拱辰荐为御史，却不为政派所囿，极力主张复用三人，终于使三人先后又被起用为荆湖南路转运使、河北路提点刑狱、江西路提点刑狱。

　　因为包拯为官刚直不阿，不畏权贵，所以那些达官显贵们不得不收敛了许多。他们都非常惧怕包拯。因为包拯不苟言笑，所以人们都说想要让包拯笑，比让黄河变清还难。连妇女儿童也知道他的名声，都称他为“包待制”。京城流传着这样的童谣：“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　　历史上，包拯确实是一个时刻关心百姓，解民于倒悬的好官。《宋史》中记载：“秦陇斜谷务造船材木，率深取于民；又七州出赋河桥竹索，恒数十万，拯皆奏罢之。”包拯的几道奏折，就为百姓们减去许多额外的赋税。人们能不赞颂他吗？像这样的事情，在《宋史》中是使用了大量的笔墨的。　　包拯曾说过：“民者，国之本也，财用所出，安危所系。”只有减轻百姓负担，才能长治久安，利国利民。皇祐元年（1049），包拯出任三司使财政官，更是时刻关心民间疾苦。包拯上书给仁宗皇帝，要求罢掉“天下科率”，减轻赋税。他在巡视山西时，发现漳河两岸的邢、洛、赵三州（现在的山西中南一带）万顷肥沃农田被当成军马牧场使用，而军粮却从外地远道运来，费时费力又耗费国财。他立即上书请求归还耕地，此事得到了仁宗的首肯，粮食和马料都得到了解决。

　　在担任三司户部副使时，包拯常不辞辛劳体察民情，救民于水火。一年江南地区发生旱灾，他了解到情况后，立即下令开仓放粮，以解燃眉之急。按照惯例，开仓放粮必须事先请示皇帝。但将文书送到京城，再等待批示下来，要几个月的时间，到时候百姓不知要饿死多少人。所以，包拯一边派人急奏朝廷，开封龙亭同时果断地开始放粮，终于使很多百姓免于灾难。还有一次，江淮地区大范围受灾，百姓缺粮断炊。地方官吏们却为了政绩，隐瞒灾情，置人民生命于不顾。并且还逼迫百姓们交粮卖米。包拯了解到灾情后，写下了《请救济江淮灾民疏》，要求立即纠正不法官员误国害民的行为，并予严惩。皇帝采纳了他的建议。包拯从此被江淮人民称为“再生父母”。现在仍在上演的戏剧《陈州放粮》就是根据此事编写而成的。　　嘉祐元年（1056）十二月，朝廷派包拯权知开封府。次年三月包拯正式上任。在一年多的短暂时间里，他就把号称难治的开封府治理得井井有条。其中有两件事为人称道：一是整顿吏风，改革诉讼制度。开封府旧制，凡往告状者，必须先将状纸交给守门的府吏，再由府吏转呈，案件是否审理、何时审理，则由府吏通知。由于诉讼者不能面见长官，府吏往往借此敲诈勒索，营私舞弊，而有冤屈者常因送不起钱财而告状无门。包拯革除此弊，大开正门，使告状者可直接至公堂见官纳状，自陈冤屈，于是审案也更能公正合理。二是疏浚惠民河。惠民河也称蔡河，源自东京至通许（今属河南），直达淮河。后来为水运之便，又自新郑引闵水汇入，使之流量大增。时惠民河常涨水为患，大水时“门关折，坏官私庐舍数万区，城中系栰渡人”。包拯查知河水泛滥的原因乃“中官势族筑园榭，侵惠民河，以故河塞不通”，遂毅然下令，将所有跨河修建的楼台、花园、水榭全部拆毁，使河水得以畅通，解决了水患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