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执一端：近现代史学家对王莽的评价为何反差如此之大？

班固在《汉书·王莽传》之后有一篇“赞”，称王莽“既不仁而有佞邪之材”、“肆其奸匿以成篡盗之祸”、“毒流诸夏”，“自书传所载乱臣贼之，考其祸败，未有如莽之甚者也！”

班固对王莽的这一评价，影响深远，班固之后一千多年的历史学家，对王莽大多沿用此评价，直到近现代，胡适先生发出不同的声音，首先站出来替王莽平反。

胡适认为：“王莽是中国第一位社会主义者。”认同王莽改革中的土地国有、均产和废奴三大政策。他甚至还直言不违地说：“王莽受了一千九百年的冤枉，至今还没有公平的论定。他的贵本家王安石受一时的唾骂，却早已有人替他伸冤了。然而王莽却是一个大政治家，他的魄力和手腕远在王安石之上……可怜这样一个勤勤恳恳，生性‘不能无为’，要‘均众庶，抑并兼’的人，到末了竟死在斩台上，……竟没有人替他说一句公平的话。”

我国近代历史学家、国学大师吕思勉也认为，以汉朝为出发点，即将王莽的优点全部用一个“伪”字掩盖的历史评价不公。

他说，王莽本身博学，礼贤下士，孝敬母亲及寡居的嫂嫂，地位越高而对人越谦虚，而且自己与自己家人的生活始终接近清贫，甚至王莽的妻子因为穿着朴素出门迎客被认为是仆佣。据此，吕思勉先生认为，凡是作伪之人，必然是有所图的，而王莽代汉称帝所图达到之后却并无改变，一生作为如一，又如何能称其为伪？

更重要的是，王莽改制成为中国文化的一次重大转变，在西汉及以前，凡是谈论政治的人大多对社会现状进行攻击要求改革，至东汉及以后，玄学、佛学先后兴起，都强调适应社会，而不再追求改革。王莽的行事，诸如恢复井田等，其实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从先秦以来仁人志士的公意，无论成败，都应由抱有此类见解的人士共负，而不是王莽一人之责。

我国另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翦伯赞则认为：“王莽不失为中国史上最有胆识的最聪明的一位政治家。”他在《中国史纲》中说，王莽改制“要将当时矛盾百出的社会经济制度加以改良。”

已故的北京大学著名历史学家何兹全先生曾于1951年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一篇题为《王莽》的文章。在文章中，何兹全先生认为：“王莽是个改良主义者，在政策上他是为了自身的利益，而同时又照顾了一般人民的利益的。比起当时黑暗的统治者来，王莽当然是比较进步的。”

近代也有不少史学家对王莽持否定态度。

比如，钱穆说：“王莽的政治，完全是一种书生的政治。”李鼎芳认为，王莽是一个政治投机家，是以改良主义、复古主义作掩护来进行其政治投机勾当的，决不能算是一个改良主义者。他在《论王莽》中说：“王莽曾经实行过一系列违反历史发展的所谓改制，这是想把历史拉回头的复古行径。”

李晴、张志哲等人将王莽改制的内容概括为四种情况：一，无关国计民生，毫无实际意义的；二，倒行逆施，违反历史规律的；三，实际办不到、行不通的；四，与民争利、夺民生计的。并据此认为，王莽根本不是一个什么有胆识的改革家，而是十足的皇帝迷，是一个好大喜功的野心家，“一个可耻的政治角色”，“典型的伪君子”。

此外，郭沫若也在《中国史稿》中，把王莽改制称为“一系列倒行逆施的政策和措施”。郭廷康在《论王莽的托古改制》中说王莽是“复辟奴隶制的总代表”，“王莽的‘托古改制’，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奴隶主阶级复辟事件。”旅美历史学家黄仁宇则指出，从王莽登位后发出的一系列诏书中看到，王莽的政策根本脱离了当时的实际环境，亦缺乏适当的用人安排。他在《中国大历史》中甚至讽刺王莽说：“他尽信中国古典，真的以为金字塔可以倒砌。”

当然，对王莽的评价有持肯定或否定的态度，也就有持中庸谨慎的态度。这些历史学家包括了范文澜、韩复智、胡寄窗、萧立岩、傅乐成等。

傅乐成在其著作中评论说，王莽具有超人的智力、辩才和威严，但也有重大的缺点，如过度的自信，一味的复古以及猜疑部下等。王莽的行为看来有些伪，也有些愚，但西汉的伪风并不始于王莽，他不过承袭此风而扩充之，结果以伪获得名声并篡位之后，得意之余，乃至无往而不伪。王莽有政治理想，其新法是为整个西汉政治作一通盘的改革，但因缺乏政治才能又迷信复古，事事行之以伪，才会看来令人有愚的感觉。王莽是实际政治的失败者，也是复古思想的殉道者，他在政治舞台上所表现的一切，虽然最后都归幻灭，但实在是不平凡的。

此外，范文澜在《中国通史》中说：“王莽是企图解决问题的一人”。胡寄窗在《中国经济思想史》中说：“王莽既不是一味模仿前人的抄袭者，也不是一个想把历史拉向后退的复古者”，“他绝不是一个进步的思想家，也不是什么改良主义者，王莽只是一个对经济问题具有一定观察力的封建剥削阶级的知识分子”。萧立岩在《略论王莽及其改制》中说：“王莽在中国历史并不是一个很坏的皇帝。”

客观评价一位历史人物不能非黑即白，很伤脑筋，特别是评价那些在历史上有争议的人物，更难更烧脑，王莽就是这样的一位历史人物。那么，我国近现代历史学家对王莽是如何评价的呢？你又更赞同哪种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