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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官改县之谜
汉高祖六年（公元前201年）置广饶县，此广饶县名之始。东汉时废广饶。西晋时期，复置广饶县属齐国。至隋，隋文帝开皇三年（583年），移千乘于广饶，县名改为千乘县。金熙宗天眷元年（1138年），改千乘县为乐安县，属益都府。自此，历经元朝、明朝、清朝至民国县名无变更。民国3年（1914年）改乐安县为广饶县。
为什么民国初年乐安县复称广饶县，一直以来，无论是关于广饶的文史资料，还是广为流传的民间传说，都与“乐北戕官案”有关。
“乐北戕官案”发生在1914年（民国三年）2月23日，乐安县知事王文蜮带领衙役到乐安县北部的碑寺口村一带催验地契，横征暴敛，激起民愤，被乡民乱棍打死。事件发生后，山东都督、民政长连夜指派岱北观察使与都督府参谋长带领两支马队和3连步队，立即驰行乐安县，要“严拿首要，按律惩治，如有乱党主使煽惑，冀图起义，即行相机剿办”。当时，乐安县北部的乡民有50余人被抓捕，13人惨遭杀害。之后，山东当局又电至袁世凯庚电。此刻，乐安县北部的乡民深知北京政府不会就此罢休，必将派兵进行镇压。而官兵一到，必无瓦全。于是，他们大多逃往博兴县东部一带，投亲靠友，暂避风头；还有的则逃到东部海滩淤地。数日之间，碑寺口村一带数村徙避一空，老幼妇女不见一人。面对这种状况，当局深恐“长此流亡，难免不变为流寇，乃缮写布告数张，张贴于博兴县与乐安县各村，布告大意是：胁从罔治，如能捆送正凶，讯明属实，则优予奖励；当此春耕之际，安分良民，务即回乡里，各营生业；倘仍避居境外，难免涉于嫌疑。
“乐北戕官案”发生后不久，乐安县改为广饶县。于是，人们认定之所以改县，是因为杀了县官，当局本欲把乐安县人全部杀光，但惟恐引起天下大乱，所以将乐安县的广大老百姓饶恕免罪，而把乐安县改称广饶县。这样看来，“杀官改县”似乎是毋庸置疑的。然而，历史事实果真如此吗？
广饶学者芦苇先生首次揭开了鲜为人知的事实，还历史一个真实面目。1982年，他在撰写《广饶县地名考略》时，发现“杀官改县”的疑点很多。第一，广饶，按通常解释，应是“广阔富饶”的意思，把它解释为“广大老百姓被宽大饶恕”似乎文理不通；
第二，据旧志记载，西汉时有广饶，如果“广饶”因杀官而来，那么西汉时没有杀县官，怎么会有广饶县？第三，因杀官而改县的说法，在正史和经典著作中无正式记载，也就是说，只是口头流传，并无可靠证据。
于是他跑遍了山东省图书馆、省档案馆、山大图书馆、山师大图书馆等，查阅了100余种有关资料，在山东省图书馆所藏的民国初年的政务界报刊杂志中，发现在《东方杂志》第十卷第九号“中国大事记”上，有一段转载《内外时报》的文字：内务部改定各省重复县名……凡两县同名者，存其先置，仍还古城。接着，又在《内外时报》第五期上，找到了《内务部改定各省重复县名及存废理由清单》（一月三十日呈请大总统批准）。
其中关于乐安县改定县名及存废理由是：“山东省，拟改定广饶县。〖理由〗山东乐安县，金时因千乘改名，迄今仍之。与江西省重复，定名在后，应即改定。查该县旧为广饶县，至隋时始省去，今县城南尚有故城。拟即定广饶县。”
关于“乐北戕官案”，在《东方杂志》第十卷第十号“中国大事记”中也有所记载：民国三年二月二十三日。鲁省办理验契以来，乐安县知事王文蜮，因该县各乡呈验寥寥，特于日前亲赴各乡督催。本日行抵西北乡思口（碑寺口）地方，晚宿刘绅家，乡民聚众暴动，拥人知事卧室，用土枪击射，旋即因伤身死。嗣由省长派岱北观察使带队驰往查办。
大量翔实可靠的资料证明，广饶复名与“乐北戕官案”没有任何联系，改县在前，杀官在后。
那么为什么“杀官改县”的故事却广为流传呢？因为一月三十日呈请大总统批准改县的报告等大总统批阅后，又一级又一级的传达下来，在通讯信息不发达的封建社会，加上政令不畅，等改广饶县的批文到达时，恰恰是“乐北戕官案”发生后，人们不知内情，把两者合并起来，加之联！
来源老小妮
摄影乐安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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