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往来书信集》,梁培宽编注,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11月第一版
胡兰成与汪精卫的关系,虽不像其回忆录《今生今世》所鼓吹的那般亲近,不过他的确是汪记政权的干将之一,曾官居宣传部政务次长等高位,等到抗战胜利,遂遭清算、通缉,不得不化名逃亡,此后四年余,辗转于江南各地,其中在温州生活时间最长。避祸期间,他依旧难耐寂寞,招蜂引蝶,串亲访友,先后结识刘景晨、吴天五、夏承焘、徐朔方(步奎)等。1947年初,他给梁漱溟写信,按《今生今世》里的说法,他不愿一世隐于温州,将来还要出去打天下,当年友朋,经此浩劫,已经荡尽,“我得事先布置,想法子结识新人”,能入他法眼的新人,自然是一时之选。只是梁漱溟能够中标,除了因为“他于学问之诚,可算今日中国思想界第一人”,背后还有一点私密的缘故:梁漱溟手上有一个勉仁书院(勉仁国学专科学校),可作未来的落脚点,如其信中云:“……同时或可于书院教课,稍得资生之具,犹如入舍卫城乞食即为已足。”(1947年2月17日)
胡兰成与梁漱溟通信,始于1947年2月17日,终于1951年2月21日。这四年间,到底通了多少信呢,二人的关系是否达到了胡兰成所言的“相契”之程度?可惜此前只有《今生今世》的一面之词——鉴于胡兰成的品行,不免令人将信将疑——梁漱溟一方声音,始终缺席。如今《梁漱溟往来书信集》出版,虽然只收录了胡兰成的九封来信,而无梁漱溟的复信,不过这两万多字,足可作为参照,供今人探究《今生今世》“一本书撒了多少谎”(刘晓艺语)。
胡兰成给梁漱溟写信,署名张嘉仪或张玉川,嘉仪其名,玉川其字,至于张姓,借自张爱玲。据《今生今世》,他在温州初见刘景晨,便用此名,并自称河北丰润张佩纶的后人,引得刘景晨感慨“这是家学有传了”。倘就胡兰成与张爱玲——她是张佩纶的孙女——的夫妻关系而论,他认张佩纶为先祖,倒也合乎情理,而且,论才气,论眼力,他都要胜于张氏子孙,可望张佩纶项背,只是其心术与张佩纶差异实在太大。
从《梁漱溟往来书信集》所收录的梁漱溟与唐君毅通信来看,1950年胡兰成落脚香港,依然在使用化名。1950年12月31日,梁漱溟致信唐君毅,信末问及“张嘉仪玉川近通讯否,彼是否尚在日本耶”,唐君毅答以“玉川兄仍在日”,可为佐证(案,书中梁漱溟去信,日期作1951年12月31日,唐君毅复信,日期作1951年1月14日,对照胡兰成行踪,前者有误,应为1950年)。这就难怪梁漱溟自始至终不知张玉川的真身即胡兰成,“对其生平行事更一无所知”。
话说回来,胡兰成不仅虚造姓名,还虚造履历。他告诉梁漱溟:“生平未曾加入何种党派,少年时虽有所信,以诚实故,即有所信而情意微有不安者,终不加入,以免自欺欺人。大学已(应为“以”)贫故未毕业,即入海关做事,半年舍去,茫无所止,为中学教员七八年……”(1947年4月26日)这番话与胡兰成生平,完全对不上号。譬如自称由于贫困,大学未能毕业,事实上他从未读过大学,只是在燕京大学副校长室当过抄写员。这一谎言,后来还有用处。据夏承焘《天凤阁学词日记》,1947年7月10日,他与吴天五一同拜访胡兰成,“颇直率谦下,谓曾肄业北京大学,从梁漱溟、鲁迅游,与漱溟时时通信”。为什么不说燕大而说北大呢,那是梁漱溟曾执教北大的缘故,由此才能引出“从梁漱溟、鲁迅游”。当然,此刻他说“与漱溟时时通信”,却也属实。
胡兰成致梁漱溟信,主旨论学,其次论政。当时他正写作《中国文明之前身与现身》,后更名《山河岁月》,书中观点,如西方有文化而无文明,文明则在中国,中国有奴隶而无奴隶社会、礼乐存于民间等,屡见信中。这里不欲细论其是非,概而言之,胡兰成的学问特色,可谓有纵横家气。江弱水曾论胡兰成:“得之于民间的,是江湖气;得之于史上的,是名士气;两者合而成为胡氏特有的策士气。”策士适合形容其人,至于其学,我更愿意使用纵横家之说。纵横家治学,一贯六经注我,予取予求,不论古今中西,不管子丑寅卯,只要有用,一把抓来。其长处在气象,天马行空,放纵不羁,俗人读来,常有醒醐灌顶、别开生面之感;短处则在事实与逻辑,稍加推敲,漏洞百出,以致根基虚弱,遂成致命伤。
顺道说一句,胡兰成曾自诩“受过思想训练”,实则他的作品毫无思想训练的痕迹。他拿论文给张爱玲看,“她却说这样体系严密,不如解散的好,我亦果然把来解散了,驱使万物如军队,原来不如让万物解甲归田,一路有言笑。”这纯属大言欺人,其学问全无体系,智慧皆成碎片。这番话,反倒显出了张爱玲慧眼如炬,教胡兰成把强加的体系解散,唯有如此才能藏拙。
胡兰成的来信,梁漱溟曾拿给勉仁书院的同事邓子琴看——《今生今世》载有梁漱溟复信云:“至今接得的尊函五封,皆与在中大的友人传观,事前未曾征得先生的同意,尚乞恕之为幸。”——邓氏读后评论道:“张君颖悟力高,深于诗之比兴,其书中颇多令人喜悦处,阅之令人意消,惜其疏于历史,颠倒错乱不一而足,其尤甚者则以裨官小说为历史,其短在此,或其所长亦正由此。”他还用了一个词,叫“狂禅”,不由令人想起胡兰成解《碧岩录》的那本奇书《禅是一枝花》。最后他告诉梁漱溟,“张君不足以言中国文化学术而可以作中国文化鼓吹”,此言皮里阳秋,堪称绝妙好辞。
1976年8月,梁漱溟整理旧信,翻出邓子琴的批评意见,想来有所感,随后写道:“张君头脑思路远于科学,而近于巴甫洛夫学派所谓艺术型。联想超妙,可备参考。于人有启发而难资信据。”今世对胡兰成争议极大,有人誉之为宗师,有人斥之为小丑,有人认为其学问可开天地,有人则以野狐禅相待。对比之下,梁、邓二氏的评语,当得起“平恕”二字,可为今人之鉴。
抛开学问,再说事迹。单看胡兰成的书信与梁漱溟、邓子琴的评价,胡梁之间,恐怕难言“相契”,无论思想还是性情,他们均非同道中人。《今生今世》称梁漱溟收到胡兰成第一封信,当即回信,说“几十年的老友中,未有针砭漱溟之切如先生者”,只怕也是客套话,抑或胡兰成的编造之辞。不难发现,其第一封信泛泛而谈,并无多少针砭,真正见功力的应是第二到六封。
此外,《今生今世》屡屡说梁漱溟请胡兰成出山,或者到勉仁书院当教授,或者进京就职,“……(毛泽东)答应了梁先生开办文化比较研究机关,并问聘谁为副,梁先生推荐我,毛泽东亦同意了。”反观胡兰成致梁漱溟信,却充满求职之请:“先生在京如有学校方面或其他职业可以介绍,晚(胡兰成的谦称)可即时来京,但求免于冻馁,亦为观国之光,便于继续研究。”(1950年2月10日)“晚此番被学校同事中进步分子认为思想落后,即时失业,意欲出国,而怀屈子眷顾之情,念孟轲迟迟其行之义,不忍径去,故决定先到北京,尽其忠恕。”(1950年2月19日)后一封信措辞堂皇,实质还是求职,请梁漱溟施以援手。把书与信两相对照,此中真伪,一目了然。
我最感兴趣的情节,应是1950年初,胡兰成被温州中学解职之后,给梁漱溟写信,除了求职,还请他向执政者代为进言:“一、即刻停止制造阶级斗争。二、保持产业的平等和谐。三、平等开向现代西洋。四、如实建立中国史学。”并称梁漱溟把他的信转呈毛泽东,“毛泽东不以我的信为然”。不过查《梁漱溟往来书信集》,1950年2月胡兰成曾两度致信梁漱溟,只是其中并无这四条进言,主题还是赞颂中共、解放军和毛泽东(信中一律称“毛主席”),赞颂土改政策、“为人民服务”等。当然,仔细找来,信中的确有些委婉的批评或提醒,如称中共政策“必译成马列主义之语句而后能自坚其所信,而因此实易滋隔膜”,以秦政之失暗讽当世:“毛主席文章如西汉,然尚须诫之以秦隋之事。秦所变革,后世二千年来实受其利,而当时人民皆不堪秦法之严;汉之承秦,法犹是也,人民乃能安之绰有余裕,此中几微之辨,诚可思省,而今日则政府之行事,大体皆明白如划,莫以为非,然而民心总若有所不安,不得于心而求于气,以斗争为经常之自警自坚……”(1950年2月10日)
给梁漱溟写完这两封信,胡兰成便去上海,准备北上。不知他在上海有何见闻——以他的眼力与敏感,也许已经嗅出了光明之下的肃杀之气,正如半年后的张爱玲——忽改行程,取道广州,奔往香港,稍后远赴东京,与故土一拍两散。到东京之后,他致信谢梁漱溟,信中有言:“比者已行至沪矣,感于孔子闻赵杀窦鸣犊临河不济之事,遂不得到北京相见。仍请转告时人,今番原可以如汉唐之开创新朝,而彼自比于暴秦,谓以力可以服人。然袁绍语董卓,天下健者,不独明公,遂拔刀上马,出朝门投冀州而去。今天下健者,亦岂独毛公。”这番豪言壮语,慷慨激昂,大气磅礴,尤其那句“今天下健者,亦岂独毛公”,读来令人心折不已。
遗憾的是,遍寻《梁漱溟往来书信集》,不见此信影踪。胡兰成的日本来信,只有1951年2月1日一通,信中云:“远游之人,眷怀故国,明发不寐,草成致毛主席一函,幸为转达,不知有碍先生否?”不知“致毛主席一函”到底何所指,是以前那四条进言呢,还是新上书——胡兰成上书执政者的习惯,一直保持到晚年,代表作如《致邓小平书》《上蒋经国书》?只不过,他既然敢言“今天下健者,亦岂独毛公”,对比袁绍之于董卓,试图与毛公分庭抗礼,回头还要给毛公上书,未免自相矛盾、自我否定。所以,对于胡兰成是否写过这封斥新朝为暴秦,令梁漱溟“惟寒暄而已”的书信,只能存疑。
比胡兰成稍晚,张爱玲亦从大陆来到香港,三年后去往美国。她的思想转折,一般认为源自1950年7月24日召开的上海第一届文艺代表大会。当时夏衍担任大会主席,在其关照之下,张爱玲应邀出席,坐在后排,会场布满了灰蓝中山装,唯有她身着旗袍,外面罩了件网眼的白绒线衫,如鹤立鸡群,异常显眼。“这次会议对张爱玲的触动很大,也是她最终出走的原因之一,她发觉时代变了,而她自己却没有变,这中间就产生了难以逾越的距离,她是跟不上这时代了。”(《张爱玲年谱简编》,见肖进编著《旧闻新知张爱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不得不承认,这一对曾经的夫妻都是绝顶聪明之人,凭借先见之明,先行一步,避免了被即将到来的时代狂潮席卷而去。
2017年12月14日
供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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