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父之仇，弗与共戴天：汉代“七女为父复仇”的故事是如何失传的？

在东汉众多画像题材的考古材料中，“七女为父复仇”的图像不仅出现在汉画像石中，在东汉壁画墓中也存在。其内容实际上反映了一则不为历代文献所记载，已经消亡千年的“血亲复仇”的孝子故事。

对于武梁祠和曹操高陵出土的七女报仇类像以往习惯解释为“水陆攻战”，今天一般称之为“七女为父复仇”其中至关重要的便足画像（或墓）上的榜题文，对解释而内容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特别是内蒙古和林格尔汉墓壁上的墨书榜题多达226项。这些文对每幅壁画乃至具体细节都做了明确而详细的解释，为解读这壁面提供极大的方便。

“七女为父报仇”故事虽然史籍中缺乏详载，一直难以断定，但是从山东嘉祥武梁祠、莒县画像石、河南安阳曹操高陵画像石，以及内蒙古和林格尔壁画墓的发现情况看，这个故事在汉代肯定曾经广为流传。

罗哲文先生就认为和林格尔汉墓壁画中“绘出了一幅榜题为‘七女为父报仇’的画面，木柱朱栏之下很明显地标出了‘渭水桥’三字，是知此画为借渭水桥这一古代有名的长桥来表现‘七女为父报仇’的主题。在桥上正中车骑之间还有‘长安令’三字，更进一步明确地肯定了这座桥是汉长安的渭水桥”。

事实上我们考察相关汉代壁画墓和汉代画像石的整个画面，“七女复仇”画面也都是以河桥为中心来刻画人物故事情节，由此可知河桥是“七女为父报仇”故事发生的特定环境。

有关秦汉之际在渭水上修桥的记录，文献记载大约从秦昭王时期就在都城咸阳以南的渭水上架筑了长桥，连接渭河北岸的咸阳宫和渭河南岸的兴乐宫，秦始皇统一全国以后，又在此桥基础上予以修缮、扩建。

《三辅黄图》记载：“始皇穷极奢侈，筑咸阳宫，因北陵营殿，端门四达，以则紫微宫，像帝居，引渭水贯都，以象天汉，横桥南渡，以法牵牛。桥广六丈，南北二百八十步，六十八间”。

《三辅黄图》中所说的横桥即秦汉之渭桥，因临近汉长安城的横门，后世注家多称横桥。七女复仇的对象在和林格尔壁画墓中题榜为“长安令”，而曹操高陵画像却在桥下题榜为“咸阳令”。秦都咸阳，西汉高帝元年（公元前206年）更名新城，七年（公元前200年）罢，属长安，武帝元鼎三年（公元前114年）又改名渭城。即秦代时有“咸阳令”“长安君”，而无“长安令”，相反西汉时更无“咸阳令”。

此类画像中无论是“咸阳令”，还是“长安令”，其车都处于渭桥中间，显然都是画像中主要的被攻击对象。两幅画像虽然表现了同一内容，但是故事中的主要人物却出现了明显的差错。分析出现这种差错的个中原因，或许正如徐龙国先生所言“东汉时期，人们对这一事件发生的时间已经比较模糊了”。魏晋之后，七女为父报仇故事最终彻底被人们遗忘也就在情理之中。套用邢义田先生的原话叙述，“这个故事不见于所见的文献，以收录列女故事为对象的《列女传》中也没有”。

关于“七女复仇”虽然《列女传》等没有记载，但是在早期文献中还是有一些蛛丝马迹。北魏郦道元《水经·沔水注》记述在陕西城固县北有“七女冢，冢夹水罗布，如七星，高十余丈，周回数亩。元嘉六年，大水破坟，坑崩，出铜不可称计。得一砖，刻云：项氏伯无子，七女造墩。世人疑是项伯冢。水北有七女池，池东有明月池，状如堰月，皆相通注，谓之张良渠，盖良所开也”。

这则发生在古代长安渭水桥畔的“七女为父报仇”故事，从考古所发现的地域分分布情况看，在汉代可能主要流行于北方地区，特别是为讲究忠孝和民风强悍的齐鲁幽燕之地所推崇。事实上，汉代今文经学派提倡以孝悌为本，提倡“复仇”思想，尤其对血亲复仇给予充分的肯定，也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在先秦文献中，与仇人不共戴天的观念也较为多见，如《孟子·尽心下》“吾今而后知杀人亲之重，杀人之父，人亦杀其父杀人之兄，人亦杀其兄。然则非自杀之也，一间也。”《礼记·曲礼》“父之仇，弗与共戴天。

兄弟之仇，不反兵。交游之仇，不同国。”《周礼·地官·调人》“父之仇，辟诸海外则得与共戴天，此不共戴天者，谓孝子之心不许共仇人戴天，必杀之乃止。”《礼记·檀弓》“子夏问于孔子日：‘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夫子日：‘寝苫，枕干，不仕，弗与共天下也’。”由此观之，我们便可知道当时儒者是如何提倡复仇，尤其血亲复仇的，《史记》、《汉书》不少相关事例的记载，东汉诸儒生集体为因复仇杀人的赵娥请命一事则为最有名的事例。

这些情况都是“七女为父报仇”故事流行的原因。随着魏晋之后，国家层面不再提倡“冤冤相报”复仇行为，甚至对恶性的“血亲复仇”行为进行惩罚，汉代流行的七女为父报仇的故事逐渐消失，淡忘于人们的记忆中。

（保留所有权利，转载请注明作者和公众号。资料来源：后晓荣 赵慧群，汉代“七女为父复仇”图像解读——考古发现的一则消亡千年的“血亲复仇”故事，《新疆艺术学院学报》 ，2017年6月第15卷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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