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回顾| 全面揭开日本在华北实施残酷经济统制掠夺的罪行

1992—1996年，笔者和天津社科院历史所张利民等一起与天津市档案馆合作，完整发掘、整理、利用“国民政府河北平津区敌伪产业处理局”大宗档案文献，首次全面揭开了二战期间日本在华北沦陷区实施经济统制掠夺的内幕和罪行。

该项大宗档案文献的发现颇有戏剧性。

意外发现

1992年我去天津后，工作单位也调至天津社科院历史所。当年秋，我开始在天津寻找新的史学研究课题。

在研究领域，我偏好经济，经济虽不如政治军事斗争那般热闹，却往往是决定政权和政治派别在斗争中成败的重要因素。从第一个项目“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起，我就偏重研究边区政府工作和经济建设并重视档案文献的发掘利用。其实那时我就很想搞清楚日伪统治下的华北沦陷区的经济状况。

天津是近代华北的经济中心，既是工业、金融中心，也是出入口贸易中心，因此，天津市档案馆理应存有较多有关华北经济的档案文献。基于这样的推断，我到天津市档案馆尝试寻找有关华北沦陷区经济的档案文献。

在那里，通过我的老校友意外发现有介绍日本在华北建立的类似“南满铁道株式会社”（以下简称“满铁”）的对华北所有基础产业和国防资源产业实施垄断性投融资和控股管制的大型殖民国策会社——“华北开发公司”的资料和文章！还有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的书生们撰写的一部《天津经济地位》的重要文献书，记录了他们接收敌产概况及日本当年在华北的主要经济侵略活动。我从历史档案保管处处长那里得知，该馆藏有当年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接收敌产的大宗档案：正卷1.5万卷，副卷约3万卷，近半个世纪没人动过，这些确实都是日本华北开发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和相关大财阀的正式移交报告和营业报告。我欣喜万分！没想到竟在这里真正发现了二战期间日本在华北实施经济统制掠夺的大宗原始档案！

合作共赢

据了解，想用这批档案，要获得档案馆批准，还需获得课题立项和科研经费并与档案馆合作开发。我立即向天津社科院及历史所领导作了汇报，请他们支持。院所领导很重视该项目，立即为我配了两名助手并介绍毕业于南开大学、刚从日本作访问学者归国的历史所研究人员张利民与我合作，还帮我向天津市社科规划领导小组申请立项和经费。市里很快批准了该项目并两次拨款共1万元作为启动经费。此后我们又得到南开大学著名教授魏宏运的支持，向“国家社科基金”申请立项并获经费1.57万元，天津社科院院长从院长基金拨款5000元，总计3万余元，进一步加大了研究经费投入。

1993年初，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为迎接抗战胜利50周年（1995年）筹资准备出版一套以会长刘大年为主编的抗日战争系列丛书，正向全国征集有价值的新书目。我们将主持该项工作的秘书长、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常务副馆长请到天津考察我们该项史料的重要价值，希望将首部史料书——近百万字的《日本对华北经济的掠夺与统制》纳入该项丛书的出版系列。最终，我们的项目获得了肯定，不仅解决了大部头史料书的出版经费和渠道，还扩大了史料的宣传和影响。1993年3月，我们以天津社科院名义与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常驻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和天津市档案馆正式签订了合作开发编辑出版《日本对华北经济的掠夺与统制》档案史料集的协议。

历史所同志负责该史料书的粗选、精选和篇目章节设计，撰写该书序言、各章按语和所有注释。我的老师、天津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侯老师担任几十万字日文资料的主要翻译，张利民做辅助翻译。

天津市档案馆则调历史、现行、编研三处十几位同志负责为我们免费提取、复印该项目有关的全部档案与资料。复制件最终归档案馆所有和保存，我们有使用权，这就帮我们省去一大笔提档和复印费。他们还为我们精选出的几十万字中文档案资料进行抄写、断句、校订等编辑工作。我们将他们列为该书的编辑人员，付给抄写校订费，出版后还付编辑费。

该书纳入抗战史丛书系列后也算抗日战争纪念馆的成果，所以纪念馆的同志不仅为该书出版与经费奔波，还积极为该书的选材与编目提供建议。

正因我们三家始终目标一致，密切协作，真正达到了合作共赢，才使该部八九十万字的史料书能在一年多的时间里编完，并在1995年抗战胜利50周年纪念时按时出版，获得了很好的社会效益。

震动海内外

“国民政府河北平津区敌伪产业处理局”档案被接收后因多次移动、迁徙、调阅，造成部分缺失与数据不全。因此我们又调阅了与之相关的伪华北政务委员会、伪天津市政府、伪海关总署等的档案及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在接收该批档案时形成的成果：《抗战期间日人在华北的产业开发计划》《日本侵占区之经济》《天津经济地位》，以及随该批档案同时接收的原属华北开发公司和满铁等集结发行的资料书：《华北建设年史》《中联月刊》《中外经济统计汇报》《支研经济旬报》《北支年鉴》等。我们还利用了从日本外交史料馆复制的日本档案及日本学者战后研究成果，如《华北交通株式会社创立小史——华北の交通史》《日本の资本输出》及《战时日本の华北经济支配》等。我们将这几方面原始档案资料、统计数据报表及研究成果加以综合对比、分析、研究，对二战期间（1935—1945年）日本在华北沦陷区实施经济侵略、统制与掠夺的全貌有了一个更加清晰的认识，也掌握了较为准确的数据。

在此基础上，我们精选出近85万字的重要档案文献，分15章编辑翻译成书：前三章介绍了日本在华北实施经济统制掠夺的主要决策机关及演变；主要经济政策和计划；华北伪政权的建立、辖区，经济主管部门及重要政策法规；操控华北经济命脉的日本国策会社和大财阀的组成、发展、主要经济活动等主导华北沦陷区经济本质的决定因素。第四章至第十五章则分交通、电力、通讯等基础产业和矿产、冶金、盐业、化工、农业等重要资源产业及财税、金融、贸易、劳工等12个部门行业，分别精选编辑了日本对华北经济各业实施全面统制掠夺的具体罪证。为使读者了解这部重要史料书，我们在研究的基础上，撰写了翔实的序言和各章按语，揭示了1935年7月至1945年8月的10年间日本对华北实施经济侵略、统制与掠夺的概况及各章所述内容特点、选材原则与史料评介等。这样我们就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大典之际，首次向海内外公布了日本在二战期间对华北实施残酷经济统制掠夺的重要罪证。该书一出版就在海内外引起巨大反响。

与此同时，为解决写史过程的难点疑点，我们在1993—1995年先后撰写了《日本北支那开发株式会社的经济活动及其掠夺》《日本的华北产业开发计划与华北沦陷区经济史之分期》《华北开发公司资金透析》《华北开发公司与日本政府和军部》等12篇共12.5万字的专题研究论文，发表在《近代史研究》《历史研究》《抗日战争研究》等各大学术期刊上。1997年5月，我们完成了课题的最终成果——32.5万字的专著《日本在华北经济统制掠夺史》的撰写和出版。

该专著以受战争全局影响的日本对华北经济实施统制掠夺的政策计划为纲，分五个阶段披露了日本从1935年7月至1945年8月的10年间在华北实施经济侵略、统制与掠夺的全部罪行，即：（1）1935年7月至1937年7月“七七事变”前，日本对华北的大肆经济扩张与渗透；（2）1937年7月至1939年12月日本占领华北后，在华北迅速建立一套完整的殖民经济统制体制；（3）1940年1月至1941年12月从欧战爆发到太平洋战争爆发的两年间，日本按“日满华经济建设要纲”和“华北产业开发第一次五年计划”（修正案），对华北沦陷区之国防基础产业和重要资源产业进行大规模重点开发与掠夺；（4）1942年1月至1943年6月太平洋战争前期，日本实施“大东亚共荣圈”和“基于大东亚经济建设基本方策的华北建设十五年计划”，对华北国防资源加速开发掠夺；（5）1943年7月至1945年8月太平洋战争后期，战局逆转，日本实施内线决战体制，为“困兽犹斗”，实施“基于黄海、渤海地域国土计划之华北产业建设要纲”，对华北经济实施血腥的法西斯统制与疯狂劫掠，使国防产业畸形膨胀和沦陷区经济崩溃，遭华北民众强烈反抗。此外，我们还论证了华北沦陷区经济在日本整部战争经济机器中的重要地位、特点及最终崩溃的缘由，并在反复考证的基础上，制成19个“华北沦陷区主要经济部门统计表”附在书后，供读者深入研究时参考。这样我们就以较客观的史实和准确的数据，完整地揭示了二战期间日本在华北实施经济统制掠夺罪行的全貌，为国内外读者深入研究日本军国主义的对华经济侵略罪行，起到了“引玉之砖”的作用。

史料书与专著发表后在海内外影响很大，很快就被抢购一空。新华社对此书的专项报道迅速被国内各大报刊转载，并引起日本驻华使馆和“时事社”（时事通信社）的关注与专访。专题研究论文被收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的《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文集》，定为大会发言论文，并被日本神户大学刊物《中国现代史研究》等刊发与转载；专著还被国内学者著作《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沦陷区人民的抗日斗争》《河北经济史》及中日韩三国共同撰写的“东亚三国近现代史”引用。

原标题：我们揭开了日本在华北经济统制掠夺的内幕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责任编辑：何迪雅 排版编辑：何迪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