织锦与刺绣 中国传统织绣文化里的瑰宝

作为中国丝绸中最为华丽的两种装饰技法和效果，织锦与刺绣是中国传统织绣文化里的两项瑰宝。

　　“织彩为文曰锦”“五彩备谓之秀”。

　　用多色织出或是绣成的丝绸当然是绚丽多彩、耀眼夺目的，

　　正如世界上凡是绚丽多彩的事物皆可以用“锦绣”两字来描述。

　　中国丝绸历史源远流长。早在5000多年前，我国已经开始对野蚕进行人工驯化，懂得利用桑树叶喂养家蚕，使之结出桑蚕茧，抽出性能优良的桑蚕丝。桑蚕丝具有纤细、光滑、透气且有韧性和弹性等特点，是所有纤维中最好的纺织原料，故被誉为“纤维皇后”。利用桑蚕丝织成的各种不同类型的美丽丝绸，不但穿着舒适，而且对皮肤有天然的保护作用。所以它一经问世，就为世人所钟爱。

　　自古以来，我国即为世界公认的丝绸发源地。栽桑、养蚕、缫丝、织绸是我国对世界文明的巨大贡献。在使用蚕丝进行织绸的同时，古时聪明的妇女还发现，将蚕丝用于针绣绣出自己喜欢的花型，更易于操控，于是便产生了刺绣。在这里，我们从中国的“锦”和“绣”，来一窥中国传统织绣文化里的华丽篇章。

　　织锦的演绎

　　中国的丝织工艺经过漫长的发展，不断丰富和完善。迄今为止，丝绸的品种类别大致可分为十四大类：绫、罗、绸、缎、锦、纱、绡、绢、绉、绮、纺、绒、葛、呢。在各类丝绸中，要数“锦”类品种（统称织锦）结构最为复杂、花色最为丰富、工艺最为精湛，价格也最为昂贵。它是丝绸中最美丽、华贵的品种，古代就有“织采为文，其价如金”之说。数千年来，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每一个朝代在织物结构、图案风格和加工工艺等方面，都必然会打上这个时代的烙印，因而就有最早的楚锦与后来的汉锦、唐锦、宋锦、元锦和明锦等织锦之间的区别，但它们之间又互为联系，相继发展，自成体系。

　　中国织锦的起源，可以追溯到距今3000年的周代。先秦史籍中，能见到多处“贝锦”“束锦”“衣锦”“美锦”“玉锦”“锦”等名称的记载。《诗经·小雅·巷伯》中载有“萋兮斐兮，成是贝锦”。据郑笺注：“贝锦，犹女工集采色以成。锦文也。”《六书故》所记：“织彩为文曰锦”。早在公元前11世纪的西周时期，就出现了比较简单的锦，在辽宁朝阳早期西周墓就出土了锦的残片，经线是多种颜色的，由经线显花，故称“经锦”。据《释名》解析，锦价高贵如金，故“锦”字从帛从金。《范子计然》记载齐国锦绣，“上价匹二万（钱），中万，下五千”，一般绢帛“匹值七百钱”。价差达15倍。《诗经·郑风·丰》：“裳锦裳，衣锦衣。”译成白话即“锦裳外面罩麻裳，锦衣外面罩麻衣”。因锦衣锦裳价贵，故用麻衣麻裳保护之。

　　两汉时期，织锦提花机构造和提花装造技术有了重大改进，织造功效大为提高。随着由长安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的开通（公元1世纪），今在沿丝路地区出土的汉代织锦纹样中丰富的珍禽异兽，穿插于山脉云气之中，汉体吉祥铭文嵌饰于其间，积淀了汉代精神文化的丰富内涵。

　　到了魏、蜀、吴三国鼎立时期，四川蜀锦是蜀国主要财源。当时曹魏和东吴都向四川购买蜀锦。在成都城南有锦官城处于流江（蜀江）南岸，用流江的水洗濯锦，其色鲜明，用他江的水则不佳，故号称“锦里”。晋朝左思《蜀都赋》描写成都“之里，伎巧之家。百室离房，机杼相和。贝锦斐成，濯色江波”，可见晋朝成都蜀锦生产的兴盛。由三国至晋南北朝及隋唐，蜀锦都是中国最重要的织锦；北朝时期由于不同民族、不同文化间交流频繁，中国织锦在图案风格和组织结构上都出现了历史性的重大变化。在纹样风格上，由汉代的动势平衡过渡到静势的对称，动物造型不再是汉代的气势奔腾，而转趋于安详温驯，居守于几何格架之内。在织锦的组织结构上，“经锦”逐渐向“纬锦”转换。

　　到公元7世纪初唐代初年，纬锦就在中国内地流行。此时益州大行台窦师纶亲自创制了一批划时代的蜀锦纹样，成为唐高祖、太宗时期的标准织锦样式。唐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记载： “敕兼益州大行台，检校修造。凡创瑞祥、宫绫，章彩奇丽，蜀人谓之陵阳公样……高祖太宗时，内库瑞锦对雉、斗羊、翔凤、游麟之状，创自师纶，至今传之。”文中提到的织锦纹样，在西北丝绸之路沿线出土和在日本正仓院保存的唐代绫锦中，都能见到其气势恢宏的风貌。蜀锦被称为中国织锦的第一座里程碑。

　　公元10至13世纪，中国封建社会趋渐没落，游牧民族契丹、党项、女真等族威迫中原，北宋政府每年向各地征收大量丝绸布帛，向契丹纳贡。北宋在少府监下辖有绫锦院、内染院、文绣院；另在开封、洛阳、润州（江苏镇江）、梓州（四川三台）设有绫锦院、绣局、锦上添花院等工场；在成都设有转运司、茶马司锦院。到南宋，丝绸业中心在杭州、苏州、成都三大锦院，雇工匠各数千人。宋代每年按品级分送百官臣僚袄子锦，分为七等，有翠毛、宜男、云雁细锦、狮子、练雀、宝照大花锦、宝照中花锦。另外有倒仙、球路、柿红龟背、锁子诸锦，及在上元节穿的灯笼锦（又名天下乐锦）。陆游《老学庵笔记》记载：“靖康初，京师织帛及妇人首饰衣服，皆备四时。如节物则春幡、灯球、竞渡、艾虎、云月之类，花则桃、杏、荷花、菊花、梅花，皆并为一景，谓之一年景。”宋代文献中谈到的织锦纹样，因出土和传世宋锦很少，如今在宋锦上已难见到，而在明清锦绫中，则能大量发现，它们的风格已在隋唐织锦纹样的基础上，融入了写生的手法，形成了既有写实味又有装饰味的独特风格，这种装饰风格一直传承到现代。明董其昌在《筠清轩秘录》中说：“宋之锦样，则有刻丝作楼阁者、刻丝作龙水者、刻丝作百花攒龙者、刻丝作龙凤者、紫金阶地者、紫大花者……”宋锦花色繁多，反映出品种设计和挑花技术及提花工艺的划时代进步。

　　明清时期江南三织造生产宫廷所需龙袍及铺陈锦缎，工技达手工丝绸艺术的最高峰，品种花色都在宋锦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明朝南京所生产的云锦，以气魄宏壮、金碧辉煌为特色，著名品种如妆花缎、织金缎，技艺均传承于辽宋。而苏州所生产的重锦、宋式锦、匣锦的织物组织和纹样风格，更保持两宋遗风。可以说，宋锦是我国织锦工艺由传统过渡到现代的桥梁，也是中华丝绸科技艺术发展史上的第二座里程碑。同时，当今宋锦和蜀锦、云锦一起均被列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

衣画而裳绣

　　刺绣，古代称之为针绣，是用绣针引彩线，将设计的花纹在纺织品上刺绣运针，以绣迹构成花纹图案的一种工艺，古代称“黹”“针黹”。 它是随着蚕丝的使用，丝织品的产生与发展，而逐渐兴起的古老工艺。

　　据《尚书》记载，早在4000多年前的章服制度就规定“衣画而裳绣”。在先秦文献中有用朱砂涂染丝线，在素白的衣服上刺绣朱红花纹的记载。至周代，设官专司其职，《周礼·考工记》曰：“五彩备谓之绣”，其五彩只是指中国古代最为重要的赤、青、黄、黑、白五色，而到唐代的织彩则是对丰富多彩的统称了。

　　目前传世最早的刺绣，为战国时期湖南长沙楚墓中出土的两件绣品。完全用辫子股针法（即锁绣）绣成于帛和罗上，针脚整齐，配色清雅，线条流畅，将图案龙游凤舞，猛虎瑞兽，表现得自然生动，活泼有力，充分显示出楚国刺绣艺术之成就。汉代已有了宫廷刺绣，在敦煌千佛洞、河北五鹿充墓、内蒙古北部地方、新疆的吐鲁番阿斯塔那北古墓中皆有出土，尤其1972年在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大批种类繁多而完整的绣品，多为波状之云纹、翱翔之凤鸟、奔驰之神兽，显示出汉代刺绣的精湛技艺。

　　唐代刺绣的发展达到鼎盛，其刺绣作品与宗教艺术有着密切的关系，如大英博物馆藏有东方敦煌千佛洞发现之绣帐灵鹫山释迦说经图，日本奈良国立博物馆所藏释迦说法图等，都与当时对佛敦隆盛的信仰有直接关联。同时，刺绣图案也与绘画关系密切，佛像人物、山水楼阁、花卉禽鸟都成为刺绣图样，丝线的颜色以及针法都更为丰富，还运用金银线盘绕图案的轮廓，加强实物之立体感，可视为唐代刺绣的一项创新。

　　历来各时代的刺绣作品与绘画有着不可分离的关系。自晋唐以来，文人士大夫们嗜爱书法、绘画，书画乃当时最高的艺术表现，于是书画风格对刺绣产生极大的影响。这种关系发展到宋代，更加明显。宋代的刺绣更致力于绣画，风格也愈趋细腻。宋代朝廷开设绣局、锦上添花工场，对刺绣工艺进行奖励提倡，故而推动了刺绣工艺的发展。明代董其昌《筠清轩秘录》载：“宋人之绣，针线细密，用绒止一二丝，用针如发细者，为之设色精妙光彩射目。山水分远近之趣，楼阁待深邃之体，人物具瞻眺生动之情，花鸟极绰约谗唼之态。佳者较画更胜，望之三趣悉备，十指春风，盖至此乎。”此段描述，大致说明了宋绣之特色。

　　明清时期，封建王朝的宫廷绣工发展规模壮大，同时在民间先后出现了许多地方绣，先后产生了苏绣、粤绣、湘绣、蜀绣，号称“四大名绣”。此外还有顾绣、京绣、瓯绣、鲁绣、闽绣、汴绣、汉绣、麻绣和苗绣等，都各具风格。刺绣的针法也更加丰富：齐针、套针、扎针、长短针、打子针、平金、戳沙等几十种。发展至今，刺绣已深入平常百姓生活，包括生活服装，歌舞或戏曲服饰，台布、枕套、靠垫等生活日用品，以及屏风、壁挂等陈设品都有精美的刺绣，“刺绣”这项古老的技艺也被誉为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古代的刺绣作品也因保存难度较大，其价值远超过其他收藏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