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演变和理论文献述评（上）

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从十月革命到1991年联盟解体，苏联在政治、经济、文化等一系列领域都一度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探索的开拓者和示范者，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探索方面同样如此。苏联马克思主义留下了卷帙浩繁的理论著作和文献，其中不乏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杰作和探讨马克思主义的精品，值得我们研究和思考。

依据苏联的政治和社会发展历程，可以把苏联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演进划分为以下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1917年到1936年苏联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即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苏联马克思主义在这一时期的发展伴随着一系列斗争和争论，最终受到斯大林支持的体现列宁主义基本观点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占据了主导地位。第二个阶段是从1936年到1953年斯大林逝世。这一时期不仅苏联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而且苏联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深深地打上了斯大林的烙印。第三个阶段是从1953年到1986年苏共27大的召开。这一时期，苏联的社会生活仍然是以所谓的斯大林体制为基本框架的，但是呈现出一些不同于斯大林时期的特点，苏联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也同样如此。第四个阶段是从1986年到1991年苏联解体。这是苏联的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也是苏联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改革和陷入混乱的时期。

一 苏联过渡时期（1917—1936）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文献

过渡时期是苏联与国内外的敌对势力进行残酷斗争的时期，也是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高歌猛进的时期。为了探索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不同的理念、认识、策略之间的争议是不可避免的，创造性的成就与探索中的失误也必然地联系在了一起。

第一，面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崭新课题，列宁在逝世之前做出了一系列重要探索，这是苏联过渡时期的首要马克思主义理论成就。

第二，过渡时期苏联的意识形态和思想文化领域出现了一系列斗争和争论，其中有两次是列宁直接领导的。

首先是反对宗教唯心主义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斗争。在十月革命后的初期，一大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仅仍然占据着大学讲台，而且继续控制着主要的出版机构、刊物和学术团体。他们有的宣扬宗教唯心主义，有的直接攻击马克思主义和苏维埃政权，出现了所谓的“路标派”和“路标转换派”。列宁等布尔什维克对他们的思想进行了批判。

此外，苏维埃政权开始创办一系列的学院、出版社和刊物，如1918年成立的以研究社会科学为主要任务的社会主义学院（1924年改名为共产主义学院），1919年成立的斯维尔德洛夫共产主义大学，1921年成立的以培养社会科学领域的干部为主要任务的红色教授学院；1921年创立的党的出版社——红色处女地；以及1921年起陆续创办的《共产主义革命》《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和《布尔什维克》等刊物。

同时，随着1922年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苏联）宣告成立，布尔什维克开始了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反击。1922年7月，苏维埃政权建立了书报检查制度，并在同年夏天解散了一些从事反苏维埃活动的学术团体和学会，查封了两种最反动的杂志《思想》和《经济学家》。1922年夏天，苏维埃政府逮捕了一批从事反对马克思主义和苏维埃政权活动的资产阶级教授和作家，并在同年秋天，经列宁亲自圈定名单，将其中的161人驱逐出境。1922年秋天，苏维埃政府颁布了新的高等学校章程，削弱了教授委员会的权限，并对高等学校教师和学生的社会成分提出了要求。到1927年前后，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控制的各种刊物和学术团体逐渐停止了活动。

其次是列宁对以波格丹诺夫为首的“无产阶级文化派”的批判。“无产阶级文化派”鼓吹一种文化虚无主义观点，是当时布尔什维克内部“左倾”思潮的代表。列宁在批判中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对待文化遗产的科学态度。

第三，1924年1月列宁逝世后，在联共（布）（即苏联共产党）党内尤其是领导层，约·维·斯大林与列·达·托洛茨基、格·叶·季诺维也夫、列·波·加米涅夫、尼·伊·布哈林等人就如何理解和阐释列宁主义，一国能否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等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的理论争论和政治斗争。在捍卫和阐释列宁主义的过程中，斯大林逐渐确立了在联共（布）党内的领袖地位。

列宁逝世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布哈林等人发表了一系列阐述列宁主义的论著，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例如，季诺维也夫提出：“列宁主义就是垄断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是帝国主义战争、民族解放运动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但是这些论著也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问题。斯大林在《论列宁主义基础》（1924）和《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1926）等论著中批判了各种错误观点，捍卫和发展了列宁主义。例如，斯大林认为，季诺维也夫的错误之一是把列宁主义从国际无产阶级的学说变成俄国特殊情况的产物。斯大林指出：“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确切些说，列宁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策略，特别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策略。”此外，斯大林还阐明了列宁主义的历史根源、基本问题，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贡献以及列宁主义方法的实质等内容。

在联共（布）党内关于一国建成社会主义问题的争论中，斯大林于1924年相继发表了《论列宁主义基础》《托洛茨基主义还是列宁主义？》和《十月革命和俄国共产党人的策略》等论著，批判了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捍卫和阐发了列宁主义关于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

从1925年开始，在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等问题上斯大林与布哈林发生了争论，在批判布哈林的过程中，斯大林就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大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思想和理论。在这些思想指导下，苏联停止了新经济政策，加快了社会主义改造的进程，逐步形成了一种以高度集中为主要特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体制，并把这一体制等同于社会主义制度本身，这就是所谓的苏联模式，或称斯大林体制。1936年苏联宪法的颁布，标志着苏联已进入社会主义阶段，也标志着斯大林体制的形成。

第四，在苏联过渡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域，除了马克思主义与宗教唯心主义的斗争，还出现了两次大规模的哲学论争——机械论派与德波林学派的争论和对德波林学派的批判。这些论争主要是围绕着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和理解而展开的，它们在理论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有促进作用，但是通过这些斗争和争论所形成的苏联的“哲学管理体制”则有很多消极的方面。在苏联过渡时期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历史理论和政治经济学理论等领域，也都出现过类似的论争。不过，过渡时期的苏联马克思主义史不仅仅是一个斗争和争论的过程，其发展还体现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哲学等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初步形成，以及苏联理论工作者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系列问题的研究和阐发等方面。

第五，在苏联过渡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著作的出版和马克思主义史研究取得了突出的成就。

首先，这一时期苏联编辑和出版了大量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和文献。1920年12月8日，俄共中央决定建立马克思主义博物馆；1921年1月，又将博物馆改名为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在院长达·波·梁赞诺夫的主持下，研究院开始在世界范围内广泛搜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始文献，出版《马克思恩格斯文库》（同时用俄文和德文出版）和《马克思主义年鉴》。1924年，《文库》发表了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1925年，首次以俄语和德语两种文字出版了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后来还出版了马克思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20世纪30年代初，苏联首次发表了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文，部分）、《数学手稿》和马克思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1932）。与此同时，苏联大量出版了马克思和恩格斯重要著作的单行本。

1923年和1924年，苏联开始出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不久因故改变，没有出完）。1924年5月，苏共十三大又作出了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决定，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开始用俄文（1928）和原文（1927）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受苏联肃反扩大化的影响，用原文出版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1版，简称MEGA）的计划在1935年停止了，但是俄文版的出版工作一直在进行。

其次，列宁和普列汉诺夫的著作也大量地整理出版。1920年再版了《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这实际上是这一经典著作的首次大量出版，因为1909年该书的第1版书店只出售了几百本，其余的则被没收。1923年，根据苏共中央的决议组建了列宁研究院，并于1931年与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合并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1920—1926年出版了共20卷、27册的《列宁全集》第1版。同时决定出版汇集了列宁的书信、演讲、准备材料以及其他文献的《列宁文稿》。

1929—1930年《哲学笔记》发表并于1933年出版了单行本（全文），弗·维·阿多拉茨基和尼·亚·卡烈夫等人在编辑出版《哲学笔记》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同时，在20—30年代，列宁的所有主要著作都以单行本形式出版和再版。30年代还完成了《列宁全集》30卷本第2版和第3版和《列宁文稿》29卷本的出版工作。除了列宁的著作，20年代还出版了普列汉诺夫的哲学著作选集。1923—1927年出版了24卷的《普列汉诺夫全集》。

再次，这一时期出现了一大批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经典作家的基本思想为研究对象的论著。其中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主要有梁赞诺夫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和《马克思主义史概论》，老布尔什维克阿多拉茨基编的《马克思恩格斯生平事迹年表》以及他的《马克思主义基本问题大纲》（1922），康·安·波波夫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论农民和无产阶级革命》（1928）等。

阿多拉茨基是最早致力于研究列宁思想的学者，他的代表作有《列宁著作中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论文，1922）和《作为哲学家的列宁》（论文，1924）等。1925年还出版了由阿多拉茨基编的列宁关于历史唯物主义论述的文选。20世纪20年代研究列宁哲学的重要论著还包括老布尔什维克弗·伊·涅夫斯基的《作为唯物主义者的列宁及其最初著作》（论文，1924）和老布尔什维克瓦·亚·贝斯特里扬斯基的《列宁是唯物主义者和辩证法家》（1925）等。

1931年1月底，联共（布）中央通过的《关于〈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的决议》明确提出了列宁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新阶段。30年代出现了一大批研究列宁哲学思想的论著，如阿多拉茨基的《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基础》（论文，1932），《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25年》（论文集，1935），马·波·米丁的论文集《唯物辩证法的首要问题》（1936），波·亚·恰金（1899—1974）的《90年代列宁捍卫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斗争》（1940），费·亚·戈罗霍夫的《列宁和历史唯物主义》（1934）等。

二 苏联斯大林时期（1936—1953）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文献

这一时期苏联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主要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首先，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和不足。其次，以政治、经济和文化高度集中为主要特征的所谓斯大林体制进一步发展和巩固。再次，在1941—1945年期间，苏联人民在反对德国法西斯主义侵略的卫国战争中取得了伟大胜利，而且苏联也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胜法西斯主义的决定性力量。同时，当时高度集中的体制也决定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和不足与斯大林的个人功过有着紧密联系。斯大林既有伟大的历史功绩，也有严重的错误和失误，例如，搞个人崇拜，滥用权力，践踏党内民主和苏维埃民主，“肃反扩大化”，等等。

如果以苏联卫国战争为界，可以把1936年至1953年这一历史时期进一步划分为战前、战中和战后三个阶段。战前阶段的苏联马克思主义理论既是20世纪30年代前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继续，又由于《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发表而发生了变化。

在1938年，为了对苏共全党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斯大林主持编写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该书主要叙述的是1883—1937年联共（布）成立和发展的历史，也总结了布尔什维克党领导无产阶级取得一系列胜利的基本经验。 该书尽管有一些不足之处，但是在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堪称一部里程碑式的著作。

为了强调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基础，斯大林亲自撰写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四章第二节，后来作为单独的小册子——《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出版，成为斯大林哲学思想的代表作。斯大林在书中阐述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定义，辩证方法的四个基本特征，哲学唯物主义的三个基本特征等问题；阐发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因素——生产以及生产的三个特点，从而回答了什么是历史唯物主义。该书在继承列宁哲学思想的基础上，清晰、通俗和基本准确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理论，并在一系列观点上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时，该书也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在当时苏联的哲学领域，《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小册子的学习、注释和宣传一度取代了正常的学术研究。

1941年到1945年的卫国战争则进一步改变了苏联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正常进程，法西斯主义及其理论基础以及其他与战争相关的理论问题成为当时苏联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主题。

苏联卫国战争胜利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一方面，苏联的国际地位空前提高，东欧和亚洲新出现了一大批社会主义国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现了蓬勃发展的态势。另一方面，为了遏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主动挑起了与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冷战。冷战不仅贯穿于经济和政治领域，意识形态领域同样成为两大阵营和两种势力交锋的重要阵地。就苏联国内形势而言，一方面，社会主义事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好局面；另一方面，苏联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一些痼疾并未根除，并由于冷战等因素而有所加剧。

在这种形势下，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又被斯大林为首的苏共中央提上日程。新一轮的斗争首先是从文艺界开始的。1946年，苏共中央做出决议，严厉批判了文艺界出现的无思想性的形式主义、不问政治、脱离现实、崇洋媚外以及丧失布尔什维克战斗精神的倾向，并责令杂志《列宁格勒》停刊，杂志《星》彻底整顿。

在哲学领域，继1944年苏共中央做出批判格·费·亚历山大罗夫主编的《哲学史》第3卷的决议后，当时主抓意识形态工作的苏共中央书记安·亚·日丹诺夫又秉承斯大林的旨意，于1947年组织召开哲学讨论会，批判亚历山大罗夫的另一本著作——《西欧哲学史》。日丹诺夫认为该书存在着关于哲学史的定义不正确和丧失了哲学的党性原则等问题。在批判过程中，日丹诺夫阐述了哲学史研究的对象、方法、范围和目的等问题，形成了一个比较系统的哲学史理论。这一理论有积极的成分，但是很多观点并不符合哲学史发展的实际，导致了对哲学史的简单化、片面化和公式化的理解。

苏联历来存在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名义粗暴干涉自然科学的错误倾向，1948年又出现了在生物遗传学领域对摩尔根学派的批判。随后反对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批判运动也出现在物理学、化学、控制论、心理学、生理学等领域。受到斯大林支持的对摩尔根学派的批判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自然科学领域的运用简单化和庸俗化的一个极端表现，严重阻碍了苏联自然科学的发展。

总之，通过从1946年开始的向资产阶级思想的进攻运动，苏联在思想文化领域形成了所谓的日丹诺夫主义，其消极成分甚多，造成了苏联思想文化领域的种种问题。

此外，在1950年，斯大林参与了苏联的语言学讨论并写作出版了《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小册子，探讨了语言的本质、语言与思维的关系、质变的非爆发形式、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等哲学问题。斯大林还参与了关于政治经济学的讨论并写作出版了小册子《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1952）。斯大林在书中除了探讨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等政治经济学问题，还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规律观、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内涵的三个方面等哲学问题，并对自己以前提出的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完全适合生产力的论断做了修正。

尽管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束缚和限制了理论工作者的创造性，但斯大林时期的苏联马克思主义理论仍然在发展并取得了不容忽视的成就。这些成就既体现在斯大林的论著中，也体现在苏联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成果中。

例如，这一时期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著作的工作仍在继续。1928年开始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1版在1947年出齐。在《马克思恩格斯文库》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各种手稿也相继问世。1946年—1950年期间还出版了《列宁全集》第4版，共35卷。因这一版内容遗漏较多，后来又补充了8卷，到1966年出完。同时，也是在这一时期，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并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一场哲学争论和斗争。

不过，在这一时期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著作的工作中也存在着不足之处。例如，由于对马克思和恩格斯一些早期著作的不正确认识和轻视，使它们没有收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1版，甚至一开始也没有收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只是后来才增补进去。再如，斯大林哲学思想的局限性导致了他对列宁《哲学笔记》的轻视，这使得《哲学笔记》既没有收进《列宁全集》的第2版，也没有收进《列宁全集》的第3版（《列宁全集》的这两版都出版于30年代）。

这一时期斯大林的思想受到了无原则的吹捧。例如，斯大林的哲学思想被说成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顶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列宁阶段”的提法也变成“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列宁斯大林阶段”。对斯大林思想的这些抬高是难以经受住历史考验的。

综上所述，从1917年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史研究还主要处于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原著思想进行研究的阶段，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整体性研究还较少，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通史类著作也较少。

三 苏联后斯大林时期（1953—1986）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文献

苏联的后斯大林时期可以进一步划分为三个阶段：从1953年3月斯大林逝世到1964年10月尼·谢·赫鲁晓夫下台是赫鲁晓夫阶段；从1964年10月到1982年11月列·伊·勃列日涅夫逝世是勃列日涅夫阶段；从1982年11月到1986年2月苏共27大召开是苏联改革的酝酿阶段。

赫鲁晓夫阶段苏联政治和社会生活的第一个主题是批判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赫鲁晓夫在1956年苏共20大上所做的秘密报告在这方面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1956年6月30日，苏共中央还通过了《关于克服个人迷信及其后果》的决议。赫鲁晓夫阶段的第二个主题是改革，这一改革实际上涉及了苏联的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和苏共的指导思想等各个领域。不过，由于赫鲁晓夫的改革路线存在着根本缺陷以及赫鲁晓夫本人的一些缺点，他的改革最后归于失败。

勃列日涅夫在执政之初也曾大力推行经济改革，但是在强大的习惯势力面前，改革很快销声匿迹。在整个20世纪70年代以及80年代初，保守和僵化的倾向在苏联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中逐渐占据了上风。在80年代初，在两任苏共最高领导人尤·弗·安德罗波夫和康·乌·契尔年科短暂执政便相继去世后，1985年3月11日，54岁的米·谢·戈尔巴乔夫成为苏共最高领导人，他制定了全面改革的方针。

尽管上述三个阶段有着相对不同的主题，但是苏联的后斯大林时期也存在着区别于苏联其他历史时期的一些特征：

首先，在经济领域，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在这一时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苏联的综合国力得到全面增强，成为稳居美国之后的世界第二强国。同时，苏联在经济建设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尤其是苏联经济体制的弊端逐渐显现出来，到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苏联的经济增长速度趋缓，经济改革的呼声日高。

其次，在政治领域，基本上保持了斯大林时期形成的政治体制，但是批判了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苏联的政治生活出现了较为开明的局面。不过，在政治领域也存在着领导干部脱离群众，对个人自由的过度压制，社会主义民主不能充分发扬等问题。

再次，在思想文化领域，也基本上保持了斯大林时期形成的思想文化体制，但是纠正了斯大林时期在这一领域的一些极端的和错误的做法，尽管以行政手段干涉学术自由等问题仍然存在。另一方面，在批判个人迷信的过程中存在着矫枉过正的倾向，出现了一股旨在怀疑和否定社会主义的“解冻”思潮，而苏共没有能够对这股思潮给与有效的批判和遏制。

同时，在国际关系领域，苏联开始与美国进行全球争霸并一度占据上风，这一战略逐步演变为错误的霸权主义政策，同时也给苏联带来了沉重的经济负担。

最后，在指导思想领域，苏共在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前提下，又提出了一系列新观点。其中有些观点至今仍然是存在争议的，例如，1956年苏共二十大提出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体系和平共处以及和平竞赛的观点，世界战争是可以防止的观点以及有可能实现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和平过渡的观点；再如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提出的“一切为了人，一切为了人的幸福”的口号和1971年苏共24大和1976年苏共二十五大提出的苏联已经建成了发达社会主义的观点。另一些观点则明显脱离了实际，也背离了马克思主义，例如1959年苏共二十一大提出的社会主义在苏联已经取得了最终胜利的观点；以及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提出的苏联已成为“全民国家”，苏共已成为“全民党”的观点。

这一时期的苏联马克思主义理论也呈现出一系列新特点：

首先，就管理体制而言，这一体制的基本原则仍然被保持着，但是进行了一定的改进，一些简单粗暴的做法得到了纠正：第一，哲学与自然科学的不正常关系得到了改善，不再对自然科学观点随意贴政治标签；第二，不再过分夸大社会科学的党性原则和批判职能，不再对非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持一概否定的态度；第三，尽量减少对不同的学术观点做行政裁决，尽量避免以政治迫害代替学术争论；第四，允许学术争论中不同派别的存在，尽管还没有达到公开允许的程度；等等。

其次，这一时期苏联马克思主义理论出现了明显的“人道化”倾向：第一，在讨论哲学等理论问题时，人的因素以及主观的、能动的、主体的方面得到了更多的肯定和强调。在哲学领域出现了“本体论派”与“认识论派”的长期争论，其中“认识论派”试图排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方面；第二，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关于人的理论问题以及关于人的主观性、主体性、能动性的理论问题越来越受到重视。对人道主义的研究、对人本身的研究、对全球性问题的研究，相继成为苏联哲学研究的热点。这种人道化倾向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补充和发展的积极作用，但是，一些抽象人道主义性质的非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内容，也被引入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

再次，这一时期苏联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只是内容有所调整。以哲学领域为例，由费·瓦·康斯坦丁诺夫担任主编的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集体著作《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1958）出版后多次修订和再版，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权威版本。该书的基本框架不再依照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小册子，而是表现为对30年代米丁等人主编的哲学教材的一种回归。就研究对象而言，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领域大大拓展。就理论成果而言，这一时期苏联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成就，出版了卷轶浩繁的论著，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势头，尽管也存在着论著的质量和数量不成比例以及创造性不足等问题。

此外，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著作的出版取得了突出的成就。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在1954—1966年期间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同时，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还与民主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合作，开始了用原文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工作，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2版，简称MEGA。

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还在1958—1965年期间出版了《列宁全集》第5版，这一版不仅收入了列宁已完成的著作，而且收入了列宁的许多准备材料——计划、笔记、札记、对文件的修改等等。在这一版全集收入的约4000份著作和文件中，约有1000份是首次公开发表的。同时，出版列宁档案中新的和未发表的文献的工作还在继续，《列宁文稿》已出版了39卷。到80年代初，苏联列宁著作的总印数已超过5亿3千万册。

这一时期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史，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也取得了突出的成就：首先，出版了一批马克思主义哲学通史类著作。例如，1957—1965年出版了由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撰写的6卷本《哲学史》，其中第3、4、5、6卷探讨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6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出版了《苏联哲学史》5卷本，其中第3、4、5卷涉及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苏联的发展史。从1972到1981年间还出版了《辩证法史》系列著作，其中第4、5卷讨论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史的马克思主义阶段和列宁主义阶段。这些著作从总体上看都具有相当高的理论水准。

其次，这一时期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早期思想的研究走向深入。从50年代末到60年代，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的出版，尤其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大量早期著作首次用俄文完整出版的推动下，苏联出现了一个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形成的理论高潮，出现了米·瓦·谢烈布里亚科夫的《青年恩格斯》（1952）、捷·伊·奥伊泽尔曼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1962年第1版，1974年增订第2版）、尼·伊·拉宾的《围绕青年马克思思想遗产的斗争》（1962）和《青年马克思》（1968）等重要著作。同时，1965年新版《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章的发表进一步推动了相关研究，负责这一新版出版工作的是格·亚·巴卡图利亚。此外，В.А.卡尔普申和奥伊泽尔曼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研究，马·莫·罗森塔尔的著作《马克思〈资本论〉中的辩证法问题》（1955）以及埃·瓦·伊利因科夫对《资本论》中抽象和具体的辩证法的研究也很重要。

60年代末到70前代初，苏联又出版了一批涉及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的重要著作，如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编的《马克思传》（1968）和《恩格斯传》（1970），以及凯德洛夫的著作《恩格斯和自然辩证法》（1970），等等。

同时，这一时期的苏联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列宁阶段做了进一步的研究，出版了大量的论著。这些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继续研究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驳斥修正主义者提出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倒退到旧的形而上学的观点。这方面的代表作有《列宁是一个哲学家》（1961）和凯德洛夫的著作《列宁与20世纪自然科学中的革命》（1969）等。第二，继续研究列宁的辩证法思想，这方面的代表作有罗森塔尔的著作《列宁与辩证法》（1963）和巴·瓦·科普宁的著作《列宁的哲学思想与逻辑》（1969）等。第三，在60年代，苏联学者还重点研究了列宁关于主观因素（包括思想）在历史上的作用的思想，驳斥了国外一些学者认为列宁高估了主观因素在历史上的作用的观点。第四，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的列宁阶段进行整体性探讨，例如恰金的著作《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中的列宁阶段》（1960），苏沃洛夫的著作《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中的列宁阶段》（1976）以及米丁的著作《列宁思想与现时代》（1981）等。

此外，这一时期还加强了对拉法格、梅林、威廉·李卜克内西、罗莎·卢森堡、狄慈根、葛兰西等革命社会民主党代表人物的研究，对普列汉诺夫的研究也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 1956—1958年间还出版了五卷本的《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

这一时期还出版了一批涉及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苏联发展历史的著作，例如《哲学史》第5卷和第6卷，《苏联和欧洲社会主义诸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社会学》（1965），《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马列主义哲学史概要》（1961），苏沃洛夫的《苏联的马列主义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为反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修正主义所做的斗争》（1961）等。

这一时期苏联学者对国外马克思主义和左翼社会思潮的研究主要表现为对“社会改良主义修正主义和反共主义观点”的批判，相关论著也很多。批判的对象主要包括三类思潮。一是“现代修正主义”，代表人物是科尔施、青年卢卡奇和法兰克福学派等。二是现代托洛茨基主义、无政府主义、无政府—工团主义等形形色色的“左倾”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等。三是资产阶级的“马克思学”和“苏联学”等“反共主义”理论。

总之，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1991年苏联解体前，苏联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著作的出版和马克思主义史研究与苏联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其他领域一样，出现了较为繁荣的局面。有大量论著问世，而且其中不乏高水平作品。

四 苏联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1986—1991）的理论和文献

苏联的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是一个政治和社会生活发生急剧变化的历史时期。在改革初期，以戈尔巴乔夫为主要领导人的苏共中央试图把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作为其基本的出发点，当时的某些改革措施也具有积极之处，对此不能一概否定。同时，导致后来错误的改革路线的一些因素和苗头也已经出现并不断发展着。以1990年苏共二十八大上戈尔巴乔夫提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确立为标志，苏联的改革发生了变质，由社会主义的改革变成了对社会主义的颠覆和向资本主义的和平演变。就资本主义制度在苏联境内的复辟而言，戈尔巴乔夫等人的确达到了他们的目的。然而，这不过是表明了戈尔巴乔夫等人对苏联社会主义事业的背叛和对苏联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根本利益的背离。而且，与之伴随着的是苏联国民经济的崩溃、社会的动荡和统一的多民族联邦的解体。

如果把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分为内政和外交两个方面，实际上戈尔巴乔夫首先进行的是外交方面的改革，其理论基础就是在《改革与新思维》（1987）等论著中提出的国际政治“新思维”。新思维主张全人类利益高于阶级利益，本质上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现时代世界社会历史发展的一系列基本观点的背离。从新思维出发，戈尔巴乔夫的某些外交举措对于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推动和平和裁军起到过积极作用；但是，戈尔巴乔夫的外交方针逐渐走向了对美国等国际资本主义势力的妥协退让，不仅损害了苏联无产阶级的国家利益，而且损害甚至出卖了一些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无产阶级的国家利益。

就国内改革而言，戈尔巴乔夫首先在思想文化领域提出了“民主化”、“公开性”、“多元论”等所谓的新观点，这些新观点的实际效果是鼓励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彻底否定，鼓励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彻底否定，鼓励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复活和泛滥。导致了苏联政治和社会生活的混乱和动荡。

鉴于经济改革困难重重，戈尔巴乔夫等人的观点进一步右转，开始把民主社会主义这种反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拯救苏联的一根救命稻草。同时，戈尔巴乔夫等人下决心进行彻底的政治改革。1990年3月，苏联修改宪法，否定了苏联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实行多党制。这是苏联向资本主义制度演变关键的转折点之一，它充分暴露了戈尔巴乔夫等人的政治改革根本不是什么政治体制改革，而是摧毁社会主义政权。

1990年7月，在苏共二十八大上戈尔巴乔夫等人正式确立了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基本纲领，这也标志着苏联共产党的变质。这一纲领的基本内容是：在经济领域，主张以私有化为核心内容的“经济民主化”，否定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在政治领域，主张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制，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在思想文化领域，主张意识形态多元化，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在苏联共产党的建设这一领域，主张民主社会主义的建党原则，改变苏联共产党的基本性质。在民族关系领域，主张以改革联邦制为核心内容的“民族关系民主化”，否定联盟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在国际关系领域，宣扬“新思维”，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外交方针。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本质上是一种民主社会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的背离。

苏共二十八之后，苏联的形势急转直下。经济领域的彻底私有化方针加剧了苏联国民经济的崩溃。资产阶级性质的政治组织开始逐渐夺取国家的政权。民族分裂势力和复辟资本主义的势力相互勾结，使苏联逐步走向分裂。在1991年“8·19”事件这一试图挽救社会主义的势力的最后尝试失败之后，苏联向资本主义制度演变和联盟解体的悲剧命运已无法扭转。1991年12月，苏联正式解体。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原标题：苏联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演变和理论文献述评（上）——苏联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研究概览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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