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雅到世俗:中国古代青楼文学的变迁

何为青楼文学？陶慕宁认为，“凡是描写青楼女子或是反映嫖客与她们流连奉酬时的心理感受的作品均属于青楼文学”，娼妓自身的文学创作也在其内。

实际上，中国古代文学中的青楼传统历时弥久，早在春秋时期，红黛、绿云等意象便出现在文人的笔下，至唐代，青楼文学更是发展为一种浪漫文雅的传承，到了明代，青楼文学日益显示出世俗化的倾向。

总之，青楼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一直常演不衰，并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呈现出不同的特征。

大多数学者认为青楼文学开始于六朝时期江左的艳歌与咏妓艳诗，在这之后，又出现了记载娟妓色艺性情的笔记小说，并留下许多文人墨客携妓冶游的作品传世。

在中国古代的文学作品中，自先秦以来，便不乏有对娼妓的描写，且大多以描写歌妓舞女的容貌体态为主，这是以男性的审美作为依据，具有艳丽美色的娼妓，其容貌与神姿是男性的主要观感对象。

这种对娼妓美色的描写便成为后代娼妓形象的原形，到了汉代，甚至将歌妓舞女的仪态与神女相比附，正如康正果所说：

“特别是歌妓舞女的身上，才有可能培养出一种专供男人玩赏的美色。她们是一群尤物，集色艺于一身，经过专业的训练，她们在自己身上显示出一种造做和雕饰的体态和神态。为了邀宠献媚，她们用丽服、胭脂、首饰和程式化的姿态把自己竭力装扮成迷人的偶像。”

魏晋南北朝时期，流传于市井的诗歌则以多情的娼妓为主要内容，对于娼妓的描写不再局限于其艳丽的容貌仪态，而多以娼妓的情欲或是她们的生活心声为主，这个时期的娼妓形象较之前代更为真实丰富。

有些文学素养颇高的娼妓，诸如西晋绿珠、翔风，南齐的苏小小，她们受到主人的影响，也纷纷开始挥毫作诗，她们与文人的风流韵事也被记载了下来，如南朝刘义庆的《世说新语》、《拾遗记》等书，在《世说新语·汰侈》中便记有石崇与娼妓的故事，石崇在宴会上命娼妓劝酒，凡客人饮酒不尽者，即斩娼妓，而王敦为激怒他，故意不饮，石崇一怒便连杀三人。

还有许多文学家，诸如谢眺、沈约、王僧孺、丘巨源、何逊、柳浑、戴嵩、刘孝绰、沈君攸等人都写过有关娼妓生活的诗作。

隋唐时期，狎妓冶游之风渐成风气，文人士子对于娼妓的描写更是层出不穷，付诸于诗词歌赋、笔记、小说等各种文学样式，内容多为娼妓与文人士子、官僚富商及市井常人的关系。

诗词歌赋方面，文人士子传承了六朝以来的咏妓诗风，并突破了历朝历代对于娼妓形象的塑造，在数量上亦有质的飞跃。如李商隐的《碧城三首》“紫凤放娇衔楚佩，赤鳞狂舞拨湘弦。”

李白的《对酒》“玳帽宴中怀里醉，芙蓉帐里奈君何。”而白居易的《江南喜逢萧九彻，因话长安旧游，戏赠五十韵》更是将娼妓的服饰与歌舞，宴会的场景，妓馆的环境，嫖客与娼妓间的互动描绘的淋漓尽致。到了唐代后期，更是出现了一批专写男女恋情的艳情诗歌，到了韩偓时达到顶峰。

在笔记方面有关娼妓的描述大多集中在其美色及其技艺上，在娼妓故事之后不忘表明其训诫的宗旨。在传奇小说方面，文人在创作上开始有意识的重视关于娼妓形象与生存现状的描写，如孙棨的《北里志》、崔令钦的《教坊记》等，所塑造的形象大多是美好的，对待感情“情真意切，矢志不渝”，如李娃、红拂、霍小玉等，都是美丽多情重义的化身，她们虽然身份低微，但心地善良，情操崇高，其形象正面而刚烈，能收拾缺乏情义的风尘惯技而完全发露真情。

造成唐代这种文学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性文化的开明，官吏宿娼不仅不受法律约束，甚至还会被视作一种风流韵事加以效仿，文人士子们自然羡慕这种生活方式，甘愿沉醉于温柔乡。

另外，唐代后期社会的衰退使得人们迫不及待的及时行乐，正所谓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而此时也出现了一批可以独立创作的娼妓个体，如薛涛、鱼玄机、关盼盼、等人，她们均善于文辞与口才，诗笔艳荡而工。

薛涛在她巧岁时被韦皋诏令侍酒赋诗，并以校书郎的称号奏请；鱼玄机的《赠邻女》中“易求无价宝，难得有情郎”则成为千古名句；关盼盼更是曾写出《燕子楼》三首来抒发对已故丈夫的怀念，可以说，她们已在这个时期占据主动地位，亦标志着青楼文学的一个巅峰时期。

自宋代以后，受到商品经济的发展与思想解放的影响，大众娱乐与市民文化得到普遍发展，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随之发生变化，伦理道德、社会秩序受到严重抨击与扭曲。

在世人追逐声色享乐的背景下，通俗文学得到繁荣发展，娼妓的数量大幅增加，并由此产生了诸多社会问题，这些现象亦成为文人创作的题材。在宋代的青楼文学中，宋词可谓是其中翘楚，那些不能在诗文中流露出来的暖昧缠绵之意，都可以写进词中，娼妓可以作为词人歌咏的对象，又使他们的情绪得以延伸，而与娼妓交往最为密切的当属柳永。

他所著的《乐章集》，大部分的篇幅都与娼妓有关，或是书写她们的忧虑追求，或是描写她们的轻歌曼舞，长期混迹于青楼的经历使得他能了解娼妓，并同情她们的际遇。号称苏门四学士的秦观、黄庭坚、晁补之和张耒也都浪迹青楼并饮誉词坛，甚至还因诗词的酬和而和娼妓结下友谊。

同样也有一些聪明颖悟的娼妓，能够学得填词的技巧，于是也将自己的恩怨情仇谱入词中，如琴操，陈凤仪，严蕊等，她们大多作为小令，且词意明朗浅易，于内容而言，无外乎自伤沦落与缅怀相思两类，如“蜀江春色浓如雾，拥双旌归去，海棠也似别君难，一点点，啼红雨。此去马蹄何处，向沙堤新路，禁林赐宴赏花时，还忆着。西楼否？”

词在宋代恰如诗在唐代，己经成为了娼妓与士大夫之间的一种特殊的语言，在其他妇人被剥夺求知的权力之时，还要求娼妓这一群体掌握这种具有高难度的语言文字，实在是中国封建社会一种独有的现象。

宋代的传奇小说较宋词而言，成就则显平平，并且理性说教的意味浓厚，代表作有《王幼玉记》、《谭意歌传》、《义娼传》、《甘棠遗事》、《李师师传》等，大部分作品的主旨是用来标榜贞节与妇节，因作品中所塑造的人物形象被当作了解作者理念的工具，因此形象略微呆板，且缺乏感人的魅力。

元代是由蒙古族建立的王朝，他们的统治实行民族歧视政策，将汉人至于末等地位，并废除了科举制度，阻断了文人士子的晋身道路，这种治世思想是对儒家纲常伦理的极度蔑视，在这种社会背景下，文人们报国无门，只能将自己的才华投注到文学创作之中。

元曲是各种文学样式中最真实、自然地描述青楼女子的内心世界，不同于唐代传奇委婉曲折的故事情节，也不同于宋代弥漫着道德说教的话本，而元曲比它们多了一种相濡以沫的情感共鸣，因他们在娼妓面前，不再高高在上，亦没有了那份优越感。

他们大多描写娼妓的不幸命运，或是受到官府压迫，或是受到嫖客欺辱，或是受到龟鸨的凌虐，在《江州司马青衫湿》、《杜蕊娘智赏金线池》、《荆楚尘重对玉疏记》、《李素兰风月玉壶春》中都是描写虔婆逼令娼妓嫁与富商而拆散有情人的故事，关汉卿的《救风尘》则道出了娼妓的另一种悲剧命运。

在作品中，周舍凭借种种特权与雄厚的财富，对娼妓宋引章大献殷勤，待到迎娶过门之后，先是打了五十杀威棒，后来更是朝打暮骂，对比之前他为引章提领整衣，夏日摇扇、冬日暖被的付出，后来的施逞淫欲不过种收支相抵，宋引章的下场还不如一件玩物。

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在元曲中，娼妓总是钟意于那些失意潦倒的文人，为此，她们不惜拒绝富商，顶撞老鸨，宋引章正是在寒士与周舍的权衡中选取了后者，才会吃尽苦头。

明代中叶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传统的思想观念发生转变，商人作为一种新兴力量登上历史舞台，文学作品的审美情趣也随之发生变化。有钱有势的商贾成为青楼娼妓的新宠，而曾经被诗意化的青楼逐渐倾向于世俗化，娼妓更是注重金钱利益的追逐与现世的享受，“卖油郎秦钟本钱只有三两，却要把十两银子去嫖那名妓”。

正是受当时世风的影响，在唐宋时期，青楼文学主要是描写才子佳人间浪漫的爱情故事，其重点在文人与娼妓的才情风月上，注重的是一种高雅情调，虽然也描写到青楼里尔虞我诈、唯利是图的一面，但作者大多将其安排为展现娼妓情爱之坚贞的反衬。

而到了明代，青楼文学中的主人公逐渐由文人转变为商贾，文风也由高雅转向世俗，金钱至上的观念与世俗意识渗透于娼妓的迎送往来之中，曾让人引以为傲的坚贞爱情也转变成娼妓与嫖客间的逢场作戏，权势纠葛，现实嗜利性的一面展露无遗。

除此之外，作者也塑造了一批崭新的人物形象，他们寄生于青楼妓馆，如帮闲、架儿、行头及圆社等人，如此，作者更为全面的展现出青楼风貌，不仅只有色艺俱佳的妙人，而且还有一帮男子，大多善于察言观色，巧于阿谈奉承，他们既维持了青楼的正常营业，又依附于她。

同时，在元明两朝，统治阶级极力推崇程朱理学，提倡禁欲贞节，在此背景下，广大女性的地位降到了历史最低点，“女人祸水”与“男尊女卑”的思想见诸于各类文学作品，女性常常处于一种弱势地位。

而受到启蒙思潮与阳明心学的影响女性的地位得到提升，文人的笔触开始扩展到其他领域，并将视角投注到市井，更真实全面的展现娼妓的生活，揭开青楼的内幕：

描写娼妓生存的艰难与不幸的遭遇；描写娼妓肩负起国仇家恨的历史使命，巾帼不让须眉；描写娼妓向往自由爱情，有的因沉溺于淫欲而无可自拔，有的以死标炳人格……

虽然明代的娼妓更为注重艺术修养的研习，但在诗文方面成就欠佳，更多是与富商巨贾的唱和应答之作，充满下里巴人的俚俗气息。

明代中后期，随着奢靡淫侈之风的流行，青楼文学逐渐涌现出一批青楼狭邪小说，广泛地描写了众多人物的狎妓生活及娼妓的悲惨命运。

在《海上花列传》中，赵二宝听信史天然的甜言蜜语，一心一意置办嫁妆，结果对方一去不复返，落得负债累累只能重操旧业，又因疏于应酬而遭到赖公子的毒打。《海上繁华梦》中，花彩蟾因出局晚而被打耳光；花惜惜“怕侯谱涛发火，只能饮酒，为压酒劲而拼命喝水，终至当场大吐，一个喷嚏，当众把尿洒了出来。”

这些作品较之前的青楼文学，更为真实全面的揭示了青楼世界的种种黑暗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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