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伊斯兰教传入中国不久，就被“中国化”了？原因其实很简单

提示：宗教是文化的一部分，从这个概念上讲，伊斯兰教在传入中国后，很快被本土化是一件极为正常的事情，不本土化就意味着被孤立，没有了发展的空间，甚至生存不下去。所以，伊斯兰教在过去的中国被称为大食教、清真教、回回教等等，在今天的中国，依然被称作“中国的伊斯兰教”，而这不仅仅是概念上的区别。

伊斯兰教“中国化”是指是伊斯兰教传入中国后的本土化进程。其基本含义是在坚持伊斯兰教教义教规基本原则的基础上，主动适应中国不同时期的政治社会环境，积极吸收中国传统文化，呈现出中国文化特色。它是中国伊斯兰教对中国主流文化精髓的吸纳与再创造，以及对时代精神敏锐把握，亦是中国穆斯林从自我融入，到自我认同，再到自我展示的宗教体现。

在谈论这个问题前，让我们先一起去看看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周边一个叫滚钟口的地方。

滚钟口，位于银川市区西北约30公里处，当地人也称这里为“小口子”。它是贺兰山的一个山口，三面环山，面东敞开，形似大钟。中央有一座小山，又像是钟内悬挂着的钟锤，人称“钟铃山”，“滚钟口”由此得名。这是一个不大的地方，但有一个最大的人文特色就是“三教合一”，在这里，人们可以同时看到清真寺、贺兰庙和老君堂，在敬香叩拜佛祖之后，转身就可以看到清真寺的星月标志。

滚钟口的“三教合一”反映了当地宗教派别和睦相处的氛围，因此，这里被联合国人居环境发展促进会等组织联合评为“中国最具民族特色旅游目的地”。这里的佛教建筑源于西夏李元昊，他做“西夏王”时，在这里修建了一处规模宏大的避暑宫苑，还有一些佛教场所。这座避暑宫苑也是西夏宫廷血案的发生地——公元1048年元宵佳节，宁令哥潜入滚钟口宫苑想要刺杀李元昊，不料与李元昊突然相撞，慌乱之中一刀砍去，削掉了李元昊的鼻子。不久，李元昊便死了。后来，这座壮丽的行宫虽然早已焚于兵火，至今遗址中仍然散布着很多大方砖、琉璃瓦等，依旧可以想见昔日的繁华。

明清的时候，人们在这里大兴土木，建造庙宇、楼阁，修建了贺兰庙、老君堂、大悲阁、斗母宫、小洞天、关帝庙、兴隆寺、晚翠阁、观音庙等14处庙庵台阁，这在山峰之上建了三座造型优美、小巧别致的白色喇嘛式塔。佛道开始在这里相融。

伊斯兰教的建筑相对晚一些，是一个不太大的四合院，虽然在这里人们看不到一些古建筑中的精美雕刻，但它却是克马伦丁长老的拱北（伊斯兰教先贤们陵墓建筑的阿拉伯语称谓）。16世纪，也门一位叫叫马克伦丁·本·欧斯曼长老的人来到中国，于银川等地宣教30余年，在穆斯林中享有崇高的威望。马克伦丁去世后，葬于贺兰山滚钟口，教民为纪念他，为其修建了陵墓。如今每年的7月13日长老的归真日（逝世日），这里都会有隆重的纪念日。

没有矛盾，相互接纳、吸收甚至融合，才能谈到共同的发展，这是实情，也是现实，甚至是真理。事实上，伊斯兰教传入中国后，就一直经历着本土化历程，一直积极吸收着中国儒、道等传统文化，并呈现出了“中国特色”。在教义教规的基本原则之外，还体现在宗教的名称以及清真寺的建筑上有所体现。

中国的伊斯兰教一般认为是在公历651年（唐朝永徽二年）从阿拉伯传入中国的泉州、广州等地。据《闽书》记载，“（穆罕默德）有门徒大贤四人，唐武德中来朝，遂传教中国。一贤传教广州，二贤传教扬州，三贤、四贤传教泉州。”陆上的传播，基本上也是同一时间段开始的。

伊斯兰（al-Islam)系阿拉伯语音译，原意为“顺从”、“和平”，但在过去，中国人并不称伊斯兰教为伊斯兰教，而是称大食法、大食教、天方教、清真教、回回教、回教、回回教门等。具体说，宋、元称“大食教”，明代称“天方教”或“回回教”，明末至清称“清真教”，民国时期称“回教”。1956年起统称伊斯兰教。

当时的“统称”可能有着这样的考虑：即是在中国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已经很多，除回族之外，还有维吾尔、哈萨克、东乡、柯尔克孜、撒拉、塔吉克、乌孜别克、保安、塔塔尔等等，如果将它再叫做“回教”，难免不会给人造成这样的错觉，即这些民族都是回族，或者，“回教”就是回民族的宗教。再说清真寺。阿图什大清真寺是新疆历史上的首座清真寺，但当时的人们称清真寺为“先知寺”、“礼拜寺”，唐宋时期称内地则称其为“堂”、“礼堂”、“祀堂”、“礼拜堂”；元代以后称“寺”、“回回堂”、“礼拜寺”，明代把伊斯兰教称为“清真教”，遂将“礼堂”等改称“清真寺”，沿用至今。

在古代汉语中，“清真”一词常被道家用来表示“纯真朴素”、“幽静高洁”之意，明代，中国的伊斯兰学者介绍伊斯兰教的时候曾使用“清静无染”、“真主原有独真，谓之清真”等词句来称颂伊斯兰教，称伊斯兰教为“清真教”，称其寺庙为“清真寺”。

后来，回族的穆斯林越来越多地将“清真”一词使用在对伊斯兰教的称颂和解读中，认为清则净，真则不杂，净而不杂是为“清真”，如此，“清真”一词与伊斯兰教的关联便渐渐牢固了起来。如今“清真”二字已经成为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代名词，拥有着包括生活准则、制度、规范等各个方面的内涵。

在建筑上，清真寺也是被逐渐本土化了的。牛街礼拜寺是北京市一座著名的古寺。因为它坐落在宣武区回民集中区牛街，所以称为牛街札拜寺、该寺初建于宋太宗至道二年（996年），当时这一带有许多果园，至今仍有以果物命名的街道，如枣林街，樱桃园，牛街是榴街的谐音，是石榴园的所在地。又因这里地势较高，故也称岗上。这座古寺面积约6000平方米，寺的建筑和布局，是典型的中国宫殿式和阿拉伯式相结合的手法，在中国传统的木结构形式上带有浓厚的阿拉伯装饰的风格，形成了中国式伊斯兰教建筑的独特形式。

牛街礼拜寺可谓中国传统宫殿建筑与伊斯兰建筑样式的完美合璧。不仅遵循了中国传统建筑布局中中心轴线的建筑形态，纵深布局，左右对称，极具美感。同时，在具体样式和设置又严格遵循伊斯兰教法：礼拜殿坐西朝东，穆斯林向西面向麦加天房方向礼拜，代表朝向的“米哈拉布”用六角攒尖亭式建筑，极具特色。另外，牛街礼拜寺殿内用色完全突破伊斯兰尚白尚绿的传统，全部采用朱红色，尤以大殿内的内柱及柱间拱门，火炎拱券漆红，刻经文贴金箔，纵横交错，层层叠叠，造成华丽、庄重之感。

除了牛街礼拜寺，在中国明清清真寺建筑都是融入了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甚至有时候人们仅从外观上一时难以分辨出那就是清真寺，比如宁夏同心清真大寺、永宁纳家户清真寺等等都是如此。它们都和牛街礼拜寺一样展示着独特中国伊斯兰教之美，阐述着伊斯兰教中国化的内在精神。

至于为什么会本土化或者中国化，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来自于穆斯林的自觉；另一方面则在于中国文化本身吸引和包容能力，而中国文明之所以从未中断的重要原因也在于此。

读史，我们会发现这样一个有趣的现象，即中国文化一直都在寻找一种“认同感”，这种认同不是得到其他文化的认可，而是对其他文化的认可，也就是说当一种文化融入中国文化的时候，一点儿也是接受中国文化是不可能的，也是没有办法生存和发展下去的。

比如说，历史上北方的一些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后，不接受中原文化不意味着无法立足，元代与清代大约就是这样的，而只有接受了、学习了，才能谈到融合，才能有发展。而中国文化恰恰是因为这个原因变得多元、强大，甚至到了不可战胜的地步。

宗教是文化的一部分，从这个概念上讲，伊斯兰教在传入中国后，很快被本土化是一件极为正常的事情，不本土化就意味着被孤立，没有了发展的空间，甚至生存不下去。所以，伊斯兰教在过去的中国被称为大食教、清真教、回回教等等，在今天的中国，依然被称作“中国的伊斯兰教”，而这不仅仅是概念上的区别。

最后，顺便说一句，我们今天看到清真寺，那种立柱式、大圆顶、接近于纯阿拉伯风格的建筑，基本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才兴起的，此前，中国的清真寺并不是这样的。（文/路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