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康等：《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研究》连载系列之一

第二章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收入分配的理论要点

一、马克思关于社会再生产四环节的理论，及消费需求与分配状况的内在关联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阐述了单个资本再生产的四个环节：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强调了生产的决定作用，分配与交换的反作用与中介作用，以及消费的最终极的意义。[1]马克思有关资本循环及其实现理论从这四个基本环节入手，揭示了商品经济社会自我发展的内在机制，以及社会财富实现增殖的方式。资本循环与市场机制中的价格机制、供求机制、竞争机制相互配合，共同发挥作用，构成了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理论框架。

在资本循环过程中，有两个关键点：其一是在生产资本阶段，资本通过吸收剩余劳动而使自身发生增殖；其二是在商品售卖阶段，商品资本转化为货币资本。假如商品卖不掉，资本循环就无法回到原来的出发点，资本的再生产过程就会中断，所以马克思把这一阶段称为“惊险的跳跃”。在市场经济中，商品的销售能否实现主要取决于两方面的因素：一是商品自身的售价和质量；二是社会的总体需求能力，而社会的总体需求能力又和社会财富的分配有密切的联系，因此，社会管理主体的经济政策对于社会资本的循环、周转、运动会产生重要影响。

同时，资本的循环周转是否顺利也直接关系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根据马克思的消费理论，满足社会消费能力中的资本增值是资本运动的根本动力，它决定了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结合西方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富人的边际消费倾向较低，穷人的边际消费倾向较高，如果社会财富的分配倾向于富人，那么增加消费的空间就是比较有限的，整个社会的消费能力不会有很大的提高，消费对于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就会减弱。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中出现的贫富差距扩大及其中的紊乱与不公，影响了经济发展的均衡性及可持续性，对以经济内生动力机制实现“惊险的跳跃”也产生不利的制约。中国的贫富差距主要表现为地区差距、城乡差距、行业差距、行业内部差距等，这些情况一方面说明生产力的分布不均和要素流动的不充分导致了收入差距拉大，另一方面说明收入差距拉大导致了货币边际效用递减，影响整体购买力水平的提高。

因此，加大收入分配优化调节力度，提升其公正性、规范性，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的增长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同步，并使低收入者收入适当增加，中低收入群体持续扩大，贫困人口显著减少，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是使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有效途径，具有全局意义和战略意义。

二、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揭示的“按比例”规律

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揭示了为保证社会再生产顺利进行，社会生产两大部类之间、各部类的不变资本、可变资本与剩余价值的配置之间，必须保持适当比例关系的基本经济规律。[2]根据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可知国民经济中各产业互相促进、协同发展，不能相互割裂，三个产业中，由于第三产业提供的服务，使第一、第二产业的资本循环周转得以顺畅，从而提高了资本的利用效率，支持了社会财富的增值。这也就是从产业结构的比例及未来发展变化的趋势上，阐明了生产结构及供给结构的变动，是回应需求及其结构的变化，从而，才能从整体上完成社会产品实现过程中的“惊险的跳跃”。

马克思指出，社会再生产是生产消费和生活消费的统一，这个过程既包括生产消费（直接的生产过程）和作为其媒介的形式转化（从物质方面考察，就是交换），也包含个人消费和作为其媒介的形式转化也即交换。社会再生产实现的核心问题在于实现物质的与价值的两个补偿，归根结底就是“合乎比例”问题。社会总产品的价值补偿和物质补偿，表现在市场上，是要求所有生产部门的产品要卖得出去，即通过卖掉产品收回价值，实现价值补偿；还要买得进来，即通过购买，把已消耗掉的各种物质资料买回来，实现物质补偿。由于供给结构具有一定程度的刚性，结构调整往往相对滞后，使得现有生产体系不能充分提供有效供给，这是造成供求间结构性矛盾的根本原因。因此，必须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动态地实现经济总量和结构的均衡。

近年来，在中国市场配置资源能力逐渐增强的转轨过程中，发生了分配格局的变异，除了城乡差距显著以外，还有城乡内部差距拉大的问题与不同行业间贫富差距长期扩大的趋势。收入的两极分化，形成了有消费能力无消费需求和有消费需求无消费能力两个阶层，使经济运行矛盾加剧。以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显然政府宏观调控中需要运用收入政策优化收入的分配与再分配，提高城乡低收入者的收入，使他们潜在的消费意愿转化为现实的消费需求，强化内需与经济发展的动力机制。

三、马克思的社会扣除理论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3]中，提出了社会总产品分配所应遵循的顺序及其分配原则，即社会总产品对社会成员进行分配时，必须根据社会再生产和社会公共消费的需要，依次进行一系列扣除，这就是著名的“社会扣除理论”。具体的扣除包括：第一，用来补偿消费掉的生产资料的部分；第二，用来扩大再生产的追加部分；第三，用来应付不幸事故、自然灾害等的后备基金或保险金。……剩下的总产品中的其他部分用来作为消费资料。在把这部分进行个人分配之前，还得从里面扣除：第一，和生产没有直接关系的一般管理费用，和现代社会比起来，这一部分将会立即极为显著地缩减，并将随着新社会的发展而日益减少；第二，用来满足共同需要的部分（如学校、保健设施等），和现代社会比起来，这一部分将会立即显著增加，并将随着新社会的发展而日益增加；第三，为丧失劳动能力的人等设立的基金，总之，就是属于所谓官办济贫事业的部分。

马克思关于社会总产品分配的上述扣除理论，指明了社会总产品分配的顺序和原则，并阐述了社会总产品分配的内部结构，覆盖了初次分配和再分配，要求在社会总产品分配中，对满足社会再生产的需要与保证社会共同消费的需要形成适当的协调，这是整个社会经济进步和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条件。上述“六项扣除”的每一项，都和政府政策与财政分配相关，特别是其中用于教育的部分、用于后备和保险的部分、用于弱势群体社会保障的部分、用于社会管理的部分等，需与其他相关政策和机制构成系统工程的优化状态。

四、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保障理论

社会保障是化解国民生活后顾之忧和调节国民收入分配，决定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安排。马克思、恩格斯并未提出过社会保障的概念，他们的社会保障相关思想贯穿于其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解剖之中。马克思对社会保障的必要性表示认可，同时指出资本主义的社会保障措施不过是资本家维护其自身利益的工具，其根本目的是更多地榨取工人阶级的剩余价值，实现剥削最大化，以获取更多的利益。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阶级得到的社会保障基金表面上看是资本家提供的，实质上来源于工人阶级创造的剩余价值，因此，其本质上带有欺骗性和虚伪性。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也从社会再生产和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角度论述了建立社会保障的必要性。社会保障制度产生于工业化代表的社会化大生产的进程中，是抵御相关社会风险的重要手段之一。马克思在著名的社会扣除理论中指出，在把社会总产品进行个人分配之前，还得从里面扣除包括学校等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设施，以及用来保障社会弱势群体的专门基金等。[4]恩格斯也在《反杜林论》中着重强调社会保障基金对未来社会的稳定发展、政治安定、国民教育的重要作用，指出社会保障基金应在社会主义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中发挥应有的作用。[5]

马克思认为，国家是社会保障的责任主体，恩格斯对此作了进一步阐述，提出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新社会要求以国家化的形式来推进和实施工人的保险事业，国家当局是保证社会保障制度贯彻实施的最终主体，在未来社会必须由国家或由国家通过立法和行政权威等措施来实施，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社会保障制度的公平与效率。[6]

马克思指出，社会公平是社会主义社会保障的价值取向，真正的公平并不是以同样的标准来对待每一个人，而是对每一个人的不同需求都给予同等的关注。[7]马克思的公平观是以劳动为基础的，劳动是每一个劳动者都拥有的最基本的权利，是生产环节的公平。社会保障是以保障社会公平为目标的再分配领域的公平，是在分配环节对公平的最后保障。

五、马克思的相对贫困理论

马克思指出，无产阶级或工人阶级可以从增长的社会财富中分一杯羹，在经济繁荣时期扩展其享受范围，这是马克思中后期的著作如《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工资、价格和利润》（1865年）中所阐述的工资理论。

马克思理论阐述中，强调无产阶级或工人阶级的相对贫困。相对贫困主要体现在两点：一是工人所得在社会总收入中所占的比例较之前更小；二是相对于被资本主义生产所激发出来的新需求而言，工资的匮乏——也就是说，工人的实际工资也许的确是增加了，但这并不妨碍工人仍然陷于相对的贫困（实指收入分配中的差距扩大）之中。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不管工人的报酬高低如何，工人的状况必然随着资本的积累而日趋恶化，所反映的就是工人阶级的相对贫困。相对贫困所必然带来的是相对社会地位的下降，正如马克思在《工资、价格和利润》中所指出的，虽然工人生活的绝对水平依然照旧，但他的相对工资以及他的相对社会地位，也就是与资本家相比较的地位却会下降。这意味着虽然生活条件比过去好了，但活得却更没尊严了。虽然马、恩身后社会实际生活中社会福利制度的发展淡化了与此相关的矛盾，但马克思的分配思路仍可对我们深化认识收入分配等问题带来重要的启发。

六、关于征收高额累进税、遗产税的思路和政策主张

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为顺应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首先，无产阶级革命将建立民主的国家制度，从而建立起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然后，无产阶级要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实施各种措施来限制乃至消灭私有制，恩格斯曾列举了12条最主要的措施，包括用征收高额累进税、高额遗产税，对全体社会成员实行同样的义务劳动制，取消一切私人银行等。马、恩与此有关的思路、设想和建议，在《共产党宣言》[8]第二章中有明确的意见表述，对于收入分配调节机制优化有重要的启示。

（本章执笔人：韩晓明 贾康）

[1]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第733—762页。

[2]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资本论》第二卷第三篇），人民出版社，第435—550页、第551—592页。

[3]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第11—35页。

[4]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第20—21页。

[5]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第538页。

[6]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第4—5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第277页。

[7]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第20—21页。

[8]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第461—504页。

（未完待续）

贾 康 介 绍

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中国财政学会顾问，中国财政学会PPP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国家发改委PPP专家库专家委员会成员，北京市等多地人民政府咨询委员，北京大学等多家高校特聘教授。1995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被评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高层次学术带头人。多次受朱镕基、温家宝、胡锦涛和李克强等中央领导同志之邀座谈经济工作（被媒体称之为“中南海问策”）。担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财税体制改革”专题讲解人之一。孙冶方经济学奖、黄达—蒙代尔经济学奖和中国软科学大奖获得者。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和“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曾长期担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1988年曾入选亨氏基金项目，到美国匹兹堡大学做访问学者一年。2013年，主编《新供给：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创新》，发起成立“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和“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任首任院长、首任秘书长），2015年-2016年与苏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给经济学》专著、《供给侧改革：新供给简明读本》、以及《中国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获评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和央视的“2016年度中国好书”），2016年出版的《供给侧改革十讲》被中组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国家图书馆评为全国精品教材。2017年领衔出版《中国住房制度与房地产税改革》、《新供给：创新发展，攻坚突破》、《构建现代治理基础：中国财税体制改革40年》等。根据《中国社会科学评估》公布的2006～2015年我国哲学社会科学6268种学术期刊700余万篇文献的大数据统计分析，贾康先生的发文量（398篇），总被引频次（4231次）和总下载频次（204115次）均列第一位，综合指数3429，遥居第一，是经济学核心作者中的代表性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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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学问的甘苦，如鱼在水，冷暖自知，不足为外人道，但关于做学问的“指导思想”，我愿意在此一披襟怀：写出一些论文或著作并不是目的，这是探索之途上的一小步，是争取为人类的思想认识之海中加一滴水。我深信，一切人生的虚荣浮华都是过眼烟云，而真正的学术和真知灼见，才能垂诸久远。

—— 贾 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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