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任人唯贤的用人思想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从尧、舜、禹时代的“选贤与能”、禅让贤人，到周文王礼贤下士，二请80余岁的老渔翁姜子牙为军师;从春秋末期孔子的“举贤才”，到战国末期荀子的“尚贤使能”，记录着我国古代淳朴、可贵的优良用贤传统。汉武帝时，这个优良传统为其所继承，并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他广开才路、任人唯贤，没有门第的规定，没有学派的限制，可称得上是不拘一格、唯才是举。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汉武帝接受了董仲舒“罢翔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但是他并不拘泥于此，而是以任贤为准则，广揽人才，同时并用不同学派的学者。田蛇好儒术，武帝用为太尉、垂相;主父惬治纵横家，武帝用为中郎、中大夫;郑当时治黄老之说，武帝用为右内史、大司农;严安治阴阳家，武帝用为骑马令;韩安国治法家，武帝用为中尉、御史大夫，行垂相事。这样，网罗了大批贤才，达到了才源广开、才尽其用的目的。因而司马迁说“今上(指汉武帝)即位，博开艺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学;通一伎之士咸得自效，绝伦超奇者为右，无所阿私。”
汉武帝还能够不拘一格、破格提拔出身低贱和没有名望的智能之士.他不囿于出身、门第，而重视本人的真才实学，只要他们有才能，不分贵贱都委以重任.建元元年，汉武帝刚一继位，就下诏“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并“亲策问以古今治道”.对其中有才能的人加以重用，如董仲舒、严助就是这次被任用的。元封五年，汉武帝下求茂才异等诏.诏日:“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马或奔跟或致千里，士或有负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架之马，跻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才、异等，可为将、相及使绝国者.”在这篇诏书中提出了那些“泛架之马，断弛之士”等为世俗所鄙视的人可以建立功名，因而有一大批出身低贱的人得到重用。如“卜式拔于当收，弘羊报于贾竖，卫青奋于奴仆，日碎出于降虏.”这些人以前只不过是“版筑贩牛之朋已”呵罢了，而今却成为汉武帝时期的重臣、名将。像汉武帝这样在用人方面大刀阔斧、不拘一格地选拔人才，是历史上少有的.他比汉初刘邦布衣将相之局进了一步，打破了等级的鸿沟，敢于重用像卫青、金日禅这样出身于奴仆、降虏的低贱之人。
另外，对于没有名望的人，汉武帝也能不拘一格.公孙弘“少时为狱吏”，因家贫曾`牧系海上……年四十岁，乃学春秋杂说”，可是汉武帝仍能越级拔摺。史载“公孙弘起徒步，数年至承相封侯’，画。对于公孙弘这样一个出身于狱吏的普通小民，最后能官至垂相，并且开了“无功而封侯”的先例，这虽然与汉武帝加强中央集权有关，但更主要的是汉武帝有知人善任、破格提拔的用人策略。
对于文士的选用，汉武帝也是不拘一格。文士多自恃其才，出言不逊、孤芳自赏、不合世俗。但是汉武帝能“举大德，赦小过，无求务于一人之义也。”取人之所长，避人之所短.因势利导地重用文士。东方朔是一个诙谐豁达、不拘小节的人。汉武帝即位之初，他上书白荐，说自己13岁学书，15岁学剑，19岁学孙吴兵法。又说白己“勇若孟贵，捷若庆忌，廉若鲍叔，信若尾生。”。东方朔如此高傲、狂妄，为世人所不容，但汉武帝却亲自召见，任为常侍郎和太史大夫之职。辞赋家司马杆!如是一个与司马迁齐名的大才子。景帝时他与临邓大富豪卓王孙的女儿一卓文君私奔.这在礼教森严的封建社会是为人们所不齿的。但是汉武帝亦能重用，把他召至长安，任之为郎.汉武帝就是这样不拘一格、破格提拔了各方面的贤才，为其“兴文治，建武功吻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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