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我国为什么出现粮食大减产？

1985年我国发生了粮食大减产。该年粮食总产量37911万吨，较上年减产2819.7万吨，降幅达6.9%。这是自1959-1961年“大跃进”后，又一次粮食大减产。

这一次粮食大减产，使人均粮食产量从390公斤跌回到358公斤(按当时的收人水平和营养水平，粮食供需平衡的标准是人均原粮385公斤)，打破了粮食问题已经过关的美梦，朝野震动。

问题是，这一年本来风调雨顺，又处在改革开放以来数年中一直将农业问题作为中央一号文件，非常重视农业的时期，为什么会发生粮食大减产，而且粮食产量怎么会突然下降这么多呢?

一．1984年的粮食大丰收

1949年以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国农业生产一直徘徊不前。1957年人均粮食产量302公斤，到1978年也不过317公斤，21年间只增加了15公斤。奋斗了30年，温饱问题仍然没有解决。

1978年安徽大旱，面临缺粮的威胁，肥西、凤阳等地农民，冒着坐牢的危险自发地干起包产到户。这一改革最终得到高层领导支持，短短四年便风靡天下，全国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种自发的制度创新实质上就是把归公了的使用收益权还给个体农户。同时，国家大幅度提高粮食收购价并实行统购外超购加价和生产资料补贴的办法。劳动与其报酬一旦密切结合，就立刻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粮食产量飞速上升。1979-1984年粮食总产量年均增长率4.2，远高于农业集体化时期1953一1958年的3.4%。1984年粮食总产量40730万吨，人均390公斤，一举解决了国家层面的温饱问题。

二．1985年粮食大减产的原因

但是新的问题来了。由于仓储、流通渠道没有准备好，粮食总量供大于求，发生了建国以来第一次“卖粮难”，即低水平的阶段性粮食过剩。对此，领导层产生了一些错觉，以为粮食已经过关，要从抓粮食转为抓钱了，于是转而采取抑制粮食生产的政策:改粮食统购、超购加价为合同定购。合同定购价是“倒三七”价(即三成按原来统购价，七成按原来超购价)，低于原来的统购价加超购价，使种粮农民收人减少;同时又取消生产资料补贴，使生产成本上升。成本与收益一增一减，种粮效益大大下降，挫伤了农民投人的积极性，于是农民便缩减种粮面积，减少粮田投入。1985这一年总播种面积中粮食作物比重由一年的78.3%降为75.8%;灌溉面积减少，化肥施用量、农机总动力增速减缓，导致粮食作物单产下降，从1984年的177.1公斤降为170.9公斤(按实际耕地面积计算的单产)。

与此同时，过快地调整农业生产结构:粮田改果园，还提倡陡坡耕地退耕还林。1985年一年果园面积增加785.8万亩，增速23.6%，退耕还林1403万亩。

农村经济好转，农民就要攒钱盖房，还20年来住房的欠账。是年农民建房大增，一年占用耕地146万亩。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释放了农村剩余劳动力，使乡镇企业异军突起，1985年乡镇企业大发展，企业个数比1984年翻了一番，达到1223万家，占用耕地139万亩。

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召开，经济体制改革从农村转向城市，发布《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年底就掀起一个建设高潮，1985年国家建设又占用耕地201.4万亩，比上年剧增34.8%。

国家建设、乡镇企业、农民建房三项合计，建设占用耕地485.4万亩，加上农业生产结构调整，耕地改果改林，以及这年比较大的水灾毁地，1985年这一年耕地减少2797万亩，而当年开发新耕地不过883万亩，于是，一年耕地净减少1513.8万亩，比上年翻了一番，成为建国以后第二个耕地减少高潮(上一次耕地减少高潮是1958-1959年的“大跃进”时期)。 耕地面积大幅度减少，耕地上粮食作物播种面积比重减少，再加上单位面积产量下降，这些因素凑在一起，于是造成1985年的粮食大减产。

三．经验与教训

这一次粮食大减产，引发朝野震动，催生了新中国第一部《土地管理法》和第一个土地管理机构——国家土地管理局。这意味着决策层重启对中国土地问题的关切，而且把土地问题的焦点从只注意土地产权制度的改革转到土地管理制度(土地资源配置和利用的制度)的建设上。

这是土地事业的一次重大进步，但是对这次粮食大减产的经验教训总结得不够。把粮食减产的原因归之于建设占用耕地过多，因而把土地管理工作的重点放在保护耕地面积、严格控制建设用地上;而忽视了因农业生产政策不当，打击了农民种粮积极性，导致单产下降的因素，没有注意到为保证粮食安全而保护耕地必须将耕地数量和质量一起保，而且重点要放在保护和提高耕地质量上。走了十几年弯路，直到本世纪初才提出保护耕地必须质量、数量一起保的政策。这也是足以为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