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扒皮”曾外孙谈自己的曾外祖父，还原一个真实的“周扒皮”

在辽宁省大连的瓦房店，曾出过两个有名的人，一是文盲作家高玉宝，一是坏地主周扒皮。关于他们两人之间的故事还曾一度被收入小学语文课本。高玉宝的故事因其出版《高玉宝》一书而为人熟知，作为故事另一个主角的坏地主周扒皮，却鲜有更多的资料，最近记者采访到周扒皮原型周春富的曾外孙孟令骞。

孟令骞说，我没有为曾外祖父翻案的打算，只是想还原那段历史，让大家知道周春富不过是偏僻乡下一个守旧、节俭，甚至吝啬到极致的小富户。

“周扒皮”： 勤俭仔细在当地出了名

曾外祖父周春富是闯关东后落户辽南复县（今改名瓦房店市）阎店乡和平村黄店屯的。通过勤俭持家、不断攒钱买地，至20世纪40年代末期，家里已有近200亩地，同时还开了几个小作坊，成为当地的殷实之户。家里有五男三女，有大有小，农忙时，由于家里人手不够，地里和作坊忙不过来，周春富就陆续雇起长工和短工。老头雇人的条件就是要求庄稼活做得好。

曾外祖父勤俭仔细是有名的。老头对自己特别抠门儿，对家人更是如此。碗中剩下的粉条，得捞出来晒干，留着下一顿吃。老头向儿女们提倡：饭要吃八分饱，吃多了，剩下的都成臭屎。出嫁的女儿回娘家不能过夜，因为这样会多吃一顿饭。相反他对长工一直很客气。

王义桢从1942年开始给周春富做过近两年长工。我先后三次见过他，他能对我很清晰地回忆起老东家——

我去那年，（周春富）老头60岁。不闲着，铡草他帮着续草，他续草铡出的苞米秸长短匀齐，牲口爱吃。夏天上身不穿衣服，后背晒得黑紫黑紫的。人会打算，仔细。老头有个特殊要求，伙计也好，儿女媳妇也好，不准穿红挂绿。我二十出头，老妈给做件小白褂。老头说，王伙计，给你染染吧，不要你钱。都说老头狠，那是对儿女狠，对伙计还行。没说过我什么，我单薄，但会干。老头说，会使锄，能扛粮就行。老头对儿女严，院子里不能有鸡屎，孩子回家了就拿起小铲子在院坑里拾掇。

我在他家早起是真的。因为人家养成了习惯，冬天天没亮点了火油灯，家里人做饭的做饭，喂牲口的喂牲口。人家都起来了，你伙计还能赖在被窝里吗，起来没有事就掴着筐拣狗粪。

“文革”期间，曾在周家做过长工的孔兆明，被要求上台“忆苦思甜”，揭露“剥削故事”，孔兆明讲着讲着却走了嘴：“我们当时在周家吃的是啥？吃的都是饼子，苞米粥，还有豆腐，比现在吃的好多了……当时在周家一年能挣8石粮，可养活全家！”孔兆明马上被干部拉下台。

后来，因为有地近200亩，外加几个小作坊，曾外祖父在土改中被划作双富农，等同于恶霸地主，被当作“阶级敌人”的典型抽打而死。半夜鸡叫： 关于“鸡叫”的真相调查

《半夜鸡叫》中的地主周春富，是我曾外祖父的真名真姓。在书中，周春富因“残酷剥削”长工而有“周扒皮”绰号，为催大家早点上工，半夜躲进鸡舍学鸡叫，引起公鸡们打鸣，后遭小玉宝设计痛打，这是其中最生动最著名的情节。

近年来，有不少作者撰文指出，无论从农学、动物学和当时农村普遍租佃关系的史实来看，这些细节与事实相悖。大连地区养鸡有30年的高级畜牧师房司铎做过研究，他认为公鸡啼鸣有两个必要条件，一必须是成年公鸡，二必须有自然光感刺激。辽宁地区南部农村锄地一般在小满、芒种至夏至季节进行，日出时间是早上4时28分。黎明出现在日出前一个小时，亦即早上3时30分，太阳微弱的辐射光可对鸡的视觉发生刺激，产生啼鸣条件反射。但这时的光线很弱，人的视觉还不能对物体的细小特征进行识别。所以在半夜三更（即午夜12时），一片漆黑条件下，是不能从事田间操作的。就算是把长工赶到黑灯瞎火的庄稼地里，也只能是要长工换个地方继续睡觉。

从20世纪40年代初到1947年辽南土改期间，曾外祖父家里，老大、老三负责种地，老二跑外生意，其他孩子读书。因为人手不够，陆续雇过长工和短工，从两三人到六七人都有。高玉宝虽然自称在老周家放过猪，但周家人从来没见过高玉宝。

一直和雇工一起干活的外祖父周长义排行老三。他2008年春节后离世。他很明确地表示，咱家没剥削过人，以前也从没见过高玉宝这个人——

1963年春夏之交，他（高玉宝）来了一趟。我和人正在地里干活。高玉宝40岁模样，招呼大家一起要开个小会。黄店有两个生产队，山后队的人没理睬他。吕××（外祖父说话含混不清，我听了几回都没听清这个人的名字）跑过来了，他参军回来当上队长和把头组长（五副犁铧一个互助组），领着高玉宝，现找了几个人，高玉宝隔老远在地里跟那几个人握手。我这也是第一次见到高玉宝。高玉宝对我说：谁说我没在你家干过活？！我学木匠时还给你家做过马槽子。这事很多人都清楚。人家来调查，你们照我那样说没有错。高玉宝又说他现在很烦恼，小人多。他又对我说，写周扒皮不是写你家的事，不是写咱这地方的事，但天底下能没有这样的事吗？小说是拿（到）全国来教育群众的，有没有重名重姓的，肯定有。回去告诉你们家里大人和小学生，不要乱讲话。

高玉宝这番话那个上午讲了“六千遍”，中心意思就一句：外面来人问要回答，我在老周家干过活。

给曾外祖父家做过10年长工的刘德义，解放后做过大队的贫协主席。刘德义的儿子说他从来没听他爹说过周春富在半夜学鸡叫。虽然后来高玉宝说书中主人公的故事“似我非我，他中有我，所见所闻，集中概括”。但他公开场合一直坚持“半夜鸡叫”是真的，这种说法显然和同乡的回忆出入很大。

20世纪90年代后，高玉宝很少回乡。因为乡里乡亲后辈晚生总有人问他，是否真有半夜鸡叫这回事？我也在一篇报道里看到过这样的文字，高玉宝忙于作报告，甚至他姐姐去世了也没回乡。高玉宝： 文盲作家的神话背后

高玉宝写的自传体小说《高玉宝》，1955年出版发行后，一版再版，共印行500多万册，国内用7种少数民族文字印行，并翻译成近20种外文印行，仅汉文版就累计发行450多万册，成为当时文学作品发行量之最。

按照高玉宝的自述，1948年参军后的高玉宝是个典型的文盲，但奇迹在两年后发生了，1951年1月，高玉宝完成了20万字的自传体长篇小说《高玉宝》草稿。1955年4月20日，中国青年出版社首次出版单行本，更是推出了集作者名、书名、主人公名于一身的自传体小说《高玉宝》。从只认识几个字到成为作家，只用了三年时间，这就是当时被宣称为伟大的文艺战士高玉宝。高玉宝的出现，几乎空前绝后创造了文盲成为作家的先例，而《半夜鸡叫》更成为忆苦思甜、进行革命教育的经典教材。

但这只是一个刻意塑造的神话而已。高玉宝多年来一直对外宣称其《半夜鸡叫》等自传手稿被军博馆收藏。但我几经实地调查，军博文物处并没有他的自传原稿。那么到底是谁成就了《高玉宝》？难道也是集体创作所得？最后，一个叫荒草的人进入视野。

在20世纪50年代的《人民日报》等媒体上，署名为荒草的文章曾接二连三撰文宣传高玉宝。荒草，原名郭永江，曾任《解放军文艺》副总编辑、八一电影制片厂副厂长。其他的则几乎一无所知。

一直到2008年，通过四川资阳文艺网一篇文章，才有了重大突破，文章介绍说，《高玉宝》长篇自传体小说，13章12万字，为资阳的作家郭永江所著。在半信半疑之下，经资阳作协主席唐俊高介绍，最终找到了资阳从事史志研究的作家王洪林，王与郭永江生前有密切的书信来往。1993年郭永江临终前，在信中对王洪林说，当年《高玉宝》一书13章均为他所写。

当时全军为配合扫盲，树立典型，让郭永江帮助高玉宝修改自传，他向组织表态要随时付出生命代价来修改好这部书稿，做好幕后英雄。但高玉宝的原稿实在太差，他无法修改，最后在组织授意下干脆代笔。他写完一章，高玉宝照着抄写一章，然后组织上拿到《人民日报》等报刊发表。总政文化部文艺处与出版社约定，以后每版书必附荒草《我怎样帮助高玉宝同志修改小说》，稿酬平分。

不过在反右之后，郭永江的后记和名字逐渐退出再版的《高玉宝》，郭永江从“帮助修改”到“提供辅导”，最后到彻底退出的过程，均是出于组织上的要求和当时的政治需要。但他在临终前，写信给资阳文献学会，郑重声明《高玉宝》是他的著作。

从事家乡史志研究的王洪林受我诚恳相求，于2008年10月专门下重庆代我探访过郭永江的后人。据郭永江的子女介绍，其父荒草晚年讲过，“半夜鸡叫”是根据民间传说加在周春富身上的。当时的写作背景是——

1950年代初期全军全国范围大扫盲。文盲战士高玉宝表现积极，用画字的方式写自传（高玉宝早年画的字，后人在他90年代开始展示的入党申请书可以看到），被部队推为典型上报上去。穷苦出身的战士不仅学文化还能写书，批判旧世界歌颂新世界。为了把这个典型放大，部队派专业人士帮助高玉宝。为了使书更能教育人，体现旧世界之黑暗，地主阶级之罪恶，就要移花接木、改头换面进行深加工。为了表现真实，书中一切都采用真名真姓真地点，自然发生的“故事”就是真实的。至于坏地主半夜学鸡叫，纯属于灵感来袭。

而为什么只写了周春富周扒皮，而没写王春富王扒皮，这是因为周春富在高玉宝的家乡土改过程中，被作为恶霸地主批斗死去。这是他参军在部队搞的诉苦教育中可以就近找到的“控诉”对象。

我的曾外祖父因此成为“周扒皮”。这是他的第一出“幸运”。而第二出“幸运”是在60年代初期开始的阶级斗争中，“周扒皮”成为阶级教育中的反面典型。全国周姓同学都得到一个天然的绰号：“周扒皮”。第三出“幸运”是在改革开放后，“周扒皮”成了一切苛刻自私霸道的无良雇主的代名词。这是我的曾外祖父周春富绝对没有想到的。也可能是当年的“周扒皮”制造者没有想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