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中日关系的重要因素

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中日关系近年来的变化呢？当然，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其原因既可以从中日关系的历史、冷战后国际环境的变化中去寻找，也可以从日本本身的变化以及日本人的民族性格中去寻找，还可以从中国国家实力和政治环境等方面去寻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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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问题

有记者提到，影响中日关系的核心问题是历史问题，其中主要是参拜靖国神社、日本教科书修订和民间赔偿问题。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有关日本政治领导人参拜靖国神社的报道一出现，就常常引发中国政府和民众的强烈抗议，认为参拜供奉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是别有用心的，是要恢复日本的军国主义传统。这些抗议经由日本媒体报道之后，常常引起日本民众的反感。

日本政治领导人参拜靖国神社之所以成为中日矛盾的一个焦点，与靖国神社的历史变迁有紧密关系。靖国神社的前身是建于1869年8月6日的东京招魂社，最初是为了纪念在日本内战戊辰战争中为了恢复明治天皇的权力而牺牲的3500多名武士。1879年，明治天皇将其改为靖国神社，“靖国”二字出自《左传·僖公二十三年》的“吾以靖国也”，意思是使国家安定。从那时起，靖国神社就成为国家级的祭祀场所。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对外扩张的步伐加快，靖国神社开始供奉包括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等战争中为日本战死的军人及家属。当时日本全国其他52处神社都由内务省管理，唯独靖国神社由军方管理。

日本战败之后，占领军总司令部在1945年12月发出了“神道指令”，切断了靖国神社与国家间的特殊关系。1952年9月制定的日本和平宪法的第20条提出政教分离，规定国家不可以介入任何宗教事务，靖国神社变为一个非政府的独立宗教法人。1978年10月，靖国神社的宫司松平永芳趁举行秋祭的机会，将东条英机等14名甲级战犯的亡灵以“昭和殉难者”的名义列入靖国神社进行供奉，从此靖国神社的性质就发生了重大变化。此后，日本裕仁天皇再也没有正式参拜过靖国神社，而在二战之后1978年之前，他每年都要参拜靖国神社。

靖国神社

从靖国神社的历史变迁可以看出，靖国神社问题的实质就是日本政府如何认识和对待过去的侵略历史。这既关系到曾经遭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之害的亚洲各国人民的感情，也关系到日本这个国家今后的走向。这也是为什么日本政府首脑正式参拜靖国神社的报道会引发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被侵略国家的强烈抗议。其实，日本国内对政府首脑正式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也有很大争议：日本旧军人的后代和右翼势力一直把靖国神社作为精神寄托，力主通过推动政府首脑的参拜将其国有化；一些日本普通民众认为政府首脑参拜靖国神社是违宪行为，违背了宪法规定的政教分离原则；另有一些日本民众认为靖国神社与他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是用来祭奠亲人、祈祷和平的场所，并不一定意味着“恢复军国主义”。但无论如何，日本政府首脑都应该考虑到日本国内民众以及曾经遭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之害的亚洲各国人民的感情，停止参拜靖国神社。

教科书问题是日本国内不同历史观碰撞的焦点，也是不断引发日本与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被侵略国家持续摩擦的关键问题。在中日邦交正常化后，1982年和1986年日本右翼篡改侵略历史的教科书被日本文部省审定为合格。之后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和21世纪初期，日本的历史教科书经过几次修订，都不同程度地淡化甚至美化了日本的侵略历史，其中1997年日本电通大学教授西棍干二、东京大学教授藤冈信胜、右翼漫画家小林善纪、明星大学教授高桥史郎等人成立的“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炮制的历史教科书是一部全面美化日本侵略历史、宣扬军国主义历史观的代表作。围绕教科书问题，中日之间的斗争不断，也成为中日关系恶化的一个重要历史原因。

民间赔偿问题是靖国神社问题和教科书问题之外的另一个影响中日关系的历史问题，具体包括残留化学武器、慰安妇、强制劳工等问题所涉及的团体、个体利益。虽然中国政府在1972年放弃了日本对中国的国家间战争赔偿，但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民间就赔偿进行了许多尝试和努力，但大部分都失败了。民间赔偿问题严重影响两国民间感情，也损害了中国受害者的情感。

这些历史问题成为横亘在中日两国民众心理和情感中的一块巨石，严重影响中日关系。正如一位日本记者所言：“中国人因为日本侵略的历史而厌恶日本；而很多日本民众认为中国老是揪着历史问题不放，也对中国心生厌恶；中国人又觉得日本人美化侵略历史，不思悔改，因而更加厌恶日本人；日本人也因而更不喜欢中国。由此成为一个恶性循环。”

天儿慧在《日本人眼中的中国》一书中也提到，很多日本人觉得日本无论怎么道歉，中国还是反复执拗地要求日本“反省”“道歉”，这使日本人开始感到厌烦，“中国也不要太过分”“到底要道歉到什么时候”之类的反感情绪逐渐加强。日本人的内心怀疑中国方面的做法是在打“历史牌”，把历史问题作为有效实行对外政策的筹码。

2005年，中国多地进行“反对日本加入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行列”的游行。图为7月7日在香港的游行活动。

藤平新树在《日本应当惧怕中国的崛起吗？》一文中也指出，很多日本人觉得日本道过歉了，而且不止一次，他们陷入了深深的“道歉疲劳”中，认为中国抓着“道歉”这件事情不肯放，是在向日本打“历史牌”，而不仅仅是向日方索求歉意这么简单。同时，藤平新树指出，2005年4月在中国各地掀起的“反对日本加入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行列”的游行中，日本人觉得中国的警察不仅没有对日本使馆采取任何保护措施，也没有对日本人的资产进行保护，因而进一步激化了日本的“道歉疲劳”情绪，也增加了日本国民对中国的厌烦和不满，并认为中国的媒体和教育是直接导致中国国民对日本以及日本人充满敌意的原因，而不是日本人本身。

我们承认，历史问题是中日关系变差的一个原因，但不是根本原因。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这些历史问题也存在，但为什么没有成为影响中日关系的问题呢？实际上，任何国家的现实利益永远超过历史问题。对历史的解读是基于现实利益的考量。当现实有利益共享的时候，就会把历史问题解读得好一点；如果现实有利益冲突的时候，就会把历史问题作为一个矛盾点放大。所以说，历史问题并非中日关系恶化的根本原因，中日两国政府对现实利益的考量是更为核心和根本的原因。

领土和海洋划界争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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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访谈中，一位日本学者认为包括钓鱼岛领土的归属和东海海洋划界等现实利益争端是影响中日关系最重要的因素。在钓鱼岛问题上，中国主张钓鱼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而日本则认为钓鱼岛之前为“无主地”，是日本人首先发现了钓鱼岛，并于1895年1月将其划归冲绳县管辖。近年来两国政府和国民围绕钓鱼岛主权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夺，但并没有达成有效的解决方案。2012年9月，日本政府宣布对钓鱼岛“国有化”，引发了中国国内大规模的反日大游行，造成了中日关系的进一步恶化。

钓鱼岛

20世纪90年代后期，中日两国在划分东海大陆架问题上产生争议。1996年日本通过《关于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法》，两国对东海大陆架的划分出现重合。日本提出以“中间线”原则划分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而中国则坚持国际法中的“大陆架”原则。面对矛盾，中国主张“公平”原则，但双方对“公平”的理解不同：中方认为中国海岸线长、人口多应多分，而日本认为“公平”是平均分。2008年，中日双方就东海油气田的开发产生的冲突签订了协议，在中间线附近划了“共同开发区”。但随着2010年东海“撞船”事件的发生，双方的谈判搁置，东海问题仍然没有解决。

目前围绕钓鱼岛主权的领土争端和东海大陆架的油气资源争夺是中日两国之间最大也是最难调和的现实利益矛盾，需要两国领导人和民众以政治智慧和开放心态一起来寻求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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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崛起和“中国威胁论”

访谈中，日本学者和记者都提到中国的快速发展对中日关系的影响。由于中国的快速发展和日本的长期停滞，“中国威胁论”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就开始在日本蔓延。相当一部分日本学者和民众认为中国崛起对日本造成了威胁，主要表现在最近20年来中国以经济为主，同时也包括政治、外交、军事、社会等各个方面的快速发展变化导致日本人的中国印象发生变化，而且中国的这一发展变化主要体现在一些硬实力的快速增长，如经济、科技和军事能力的快速进步和提高，使中国在解决领土纠纷和台湾问题上更可能采取强硬立场，进而加强中国对亚洲地区主导权的争夺。尤其是中国已经在2010年在经济总量上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载人航天等高端科技的发展也成为中国科技进步的象征，建造航空母舰和打造蓝色海军的举动也引起整个世界的关注。中国的这些发展虽然显示了中国的力量，增加了中国人的民族自豪感，但是同时也招致日本等西方国家的恐惧和疑虑，导致了日本人对中国印象的变化和“中国威胁论”的出现，也使中日之间经济实力地位的变化成为影响中日关系的一个重要的结构性因素。

图为中国第一艘航空母舰“辽宁舰”，于2012年9月25日正式交付海军；由此，中国成为世界上第十个拥有航母的国家。

虽然中国持续在和平发展的道路上推行其军事现代化，但是中国的军事现代化使日本担心中国会凭借日益增长的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大举扩张并控制东亚地区。日本国际政策研究所的报告《日中关系的新篇章——克服历史问题走向共存和共同发展》中指出，中国军费连续20年以两位数增长，同时中国军费开支和军事意图不够透明，中国近年来海上力量和空中力量迅速增强，再加上近年来中国海军舰艇进入所谓的“日本水域”，中国反卫星试验的成功，这些使得日本和整个东亚地区陷入担忧之中。

在访谈中，一位日本记者的比喻很贴切，他说：“虽然表面上中日之间的关系变差是历史原因或者体制差异，实际上中国的突然崛起是造成中日关系变差的根本原因。中国的军事力量提高了，边界要求也提高了，这使日本人的戒备心理提高。中国人可能感觉不到那么强烈的变化，但是日本人的感觉变了。正如一个孩子从10岁变成了20岁，能力提高很多，孩子自己对成长的感觉不大，但外人的感觉差异很大。不仅日本人有这样的感觉，东南亚国家也这么想。今天东南亚国家普遍害怕中国，因为中国强大了。”

对于日本政府近年来持续炒作和渲染“中国威胁论”的意图，不少学者和日本问题专家分析认为，主要是想用中国威胁做挡箭牌，以压制日本国内的反对势力，为增强日本军事力量并强化美国及东亚各国对其实施新安保法的理解和支持。对此，值得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各国人民的警惕。

日美同盟的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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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中，一位日本学者指出，日美同盟的强化也是影响中日关系的关键因素之一，对东亚地区的安全格局至关重要。日美同盟是依托《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在冷战初期建立起来的。其核心内容是为日本提供安全保障。根据该条约，如果日本受到攻击，美国就应该提供军事保护。日美同盟在不同阶段目标不同，冷战时期主要针对当时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中国、朝鲜。冷战结束后，日美同盟于1996年做了再定义，将原来主要保卫日本安全扩大到维护日美两国在整个亚太地区的安全主导地位。当时美国对华政策主要是既接触又遏制，日美同盟对中国有战略预防作用。“9·11”事件后，日美同盟的作用进一步扩大，在亚洲太平洋地区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发挥了关键影响，不仅包括了中国台湾问题、朝鲜半岛问题，而且包括亚太地区公海的安全问题、俄罗斯问题、阿拉伯与穆斯林问题、东南亚问题、反恐问题等。如此广泛的合作使得日本在美国的东半球战略上举足轻重。

日美同盟的强化在很大程度上是针对中国的，阻碍了亚太地区安全问题的解决，对中国构成了一定的战略威胁，因此日美同盟也成为影响中日两国关系的重要因素。2005年日美之间开展“2+2”会谈，讨论亚太地区的安全形势，将台湾问题明确纳入会谈范围；2012年11月29日，美国参议院全体会议决定，在2013财年“国防授权法案”中增加一个附件条款，明确规定《日美安保条约》的第五条适用于钓鱼岛问题，明确干预钓鱼岛问题。

除了上述提到的影响中日关系的四个原因之外，也有记者和学者在访谈中提到中日政治制度的差异以及中日媒体某些妖魔化对方的报道对中日关系的影响。不可否认，体制差异和媒体报道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中日关系的走向，但这些并不是根本原因。因为体制差异在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初期也存在，但那个时候并没有影响中日关系。另一方面，媒体报道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国家利益、政策以及国民情绪的影响，目前中日两国媒体的某些妖魔化报道更多地源于两国的政治关系和现实利益的冲突。因此，中日两国实力的对比变化所带来的现实利益的变化是影响中日关系的根本原因。无论是钓鱼岛领土争端、日美同盟的强化，还是中国的崛起和军事力量的增加，都与两国的国家利益息息相关。

摘自《日本人眼中的中国形象》一书。

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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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少燕 责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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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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