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证”、明朝的“路引”都很重要！
在一个已经习惯了各种“证件”的时代，出行前办“证”比买各种票重要。
这种情况在在明朝同样如此，甚至更严格、更严厉！徐霞客游历天下是有“路引”的，按现在的说法，徐霞客也是有身份（证）的人。
徐霞客“冒充士人”得以四处游逛
明初的人口管理不仅在分工和职业上进行了限制和固化，也在活动空间上给予限制。当时规定，军民若离开本乡一百里，必须由州县官开具路引，略相当于后世的路条和介绍信，路引上要写明事由、前往地点以及本人的相貌特征，如有无胡须、胡须的颜色等。
明代中期以后，社会各阶层中，普遍出现了人口流动的现象，其中最基本的流动形式就是游寓或寄籍。明代士人游寓之风相当盛行，且山人、游客遍布各地，那些在科举仕进上已经失去前途的知识人，更是通过游历天下而维持自己的生计。
徐霞客大概可以归结为这类人，所以徐霞客基本的日常打扮就是儒生打扮。尽管徐霞客没有考取“功名”，但这样的日常装扮在明末已经没有人会认真追究了。
这样的日常装扮为徐霞客提供了诸多便利。比如说在江西的永新县，就凭这身打扮，在大年三十流落街头的这天，被同样儒生打扮的人收留。
同时，这样“冒充士人”的打扮，也为徐霞客四处游历减少了很多麻烦，至少在士人到处游寓的社会中，不会时时、处处去抽查徐霞客的“路引”。
徐霞客使用“路引”实例：
徐霞客凭借假冒“士人”，在旅游途中确实也避免了被查验“路引”麻烦，甚至直接就被忽略掉。
比如，徐霞客在云南南盘江考察的时候，从师宗到罗平途中的那个晚上就住在卫所的哨卡兵营中。本来就有查验“路引”职能的哨兵，不但收留了徐霞客，自始至终压根就没过问徐霞客的“路引”这回事！
当然，凡事都有例外。也就在这一段游程中，徐霞客从云南罗平进入贵州兴义再出转回到云南的亦佐县（今富源）的途中，就遇到了“较真”的哨兵。
《徐霞客游记》中这样记录：崇祯十一年（１６３８年）九月初七日，晨起，云尚氤氲。饭而行。有索哨者，还宿处，解囊示批而去。
翻译一下就是：初七日早晨起床，仍然是云雾迷漫，吃过饭就出发。有哨兵索要路条公文，又返回住处，解开行李找出批条给哨兵看了才通过。
所以，徐霞客出游带着“路引”是毫无疑问的。
徐霞客是如何获得沿途“路引”的？
任何证件最起码有有个时限，终身有效且无任何限制的证件基本不存在。像徐霞客最后这次“万里遐征”出游，一出门就是无数年、无数省，“路引”应该总是有个时效及地域限制吧？所以徐霞客确实面临着一个大问题！
那么，徐霞客是如何解决这个大问题的呢？这就牵扯到“路引”的发放问题。
明朝中叶以后，人口流动日趋频繁，政府采取了一些流动人口管理的灵活的措施。一般来说，“路引”的发放为府州县，但未必一定严格限制在户籍地。无数的文学作品中，我们都会看到主角理直气壮地说，“我们有xx发的路引！”这样的情节。
所以，徐霞客的在游记中，经常会有士人朋友写信给出游目的地主官这样的记录。这些内容是游记的重要部分，也是研究徐霞客重要的线索。
比如，徐霞客离开昆明开始滇西游览的时候，徐霞客在游记中就这样记录：
（十月）初五日，吴方生为我写信给永昌府的潘氏父子、腾越州的潘秀才；又为我请求许知府写信转给永昌府李知府；又为我写信给范复苏〔医生，是江西省人〕让他转写信给宾川州杨知州。下午，顾仆从晋宁州返回，并且带来唐大来写给陶不退的信。
徐霞客离开永昌前往云州（今临沧云县），永昌的云南乡试“解元”闪知愿写信给“杨云州”。
写这么多信的目的是什么呢？除了希望沿途这些人能给徐霞客帮助、资助之外，也有为徐霞客办理沿途“路引”提供方便和“背书”的作用，在某些场合还能起到证明身份的作用。
所以，徐霞客就是这样被一路“传递”、“护送”之下，既解决了“路引”的难题，又解决了旅费、旅途麻烦等诸多问题。
所以说，徐霞客一生全国游历壮举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并不是一个人的事情，是在无数人的支持、支撑、帮助之下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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