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史记、汉书对项羽记载的异同所感

作为史学史上的两部巨著，《史记》、《汉书》自问世以来，就被历代学者研究与比较，从未停息。而此过程中，产生了众多较为著名的史学研究课题，马班异同便是其中之一。

马班异同，又称班马异同，或史汉异同，或马班优劣论。此课题从古至今不乏研究者与著作，在阅览许多著作后便可发现，此课题的研究者们多采用微观分析与宏观比较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即先将《史记》与《汉书》逐段分析，列举两者所存在的微观上，往往一字之差的差别，然后研究以得出结论，最后再从宏观上通篇对比，指出其存在的差异，并分析以提出自身观点。在古代，有宋人倪思、刘辰翁《班马异同评》、明人许相卿《史汉方驾》这两部发轫名作。而向近现代看，则以白寿彝《司马迁与班固》、施丁《马班异同三论》、徐朔方《史汉论稿》和韩国学者朴宰雨的《〈史记〉〈汉书〉比较研究》等几部论著最有成绩。由此观之，无论何时，马班异同都是史学界一个引人注目的研究课题。

《项羽本纪》作为《史记》中最为优秀的篇章，向来不乏研究者将其作为研究马班异同的重点篇章，散论、笔记以及涉及的论说也是不可胜计。而传主项羽的传奇性与争议性，更是为这股研究浪潮推波助澜。因此，《史记·项羽本纪》与《汉书·项藉传》对比研究的著作或已汗牛充栋，研究课题的深度及广度或已达到了寻常研究者所难以企及的层次。而我作为新晋的历史系大学生中的一员，面对着篇幅巨大的《史记·项羽本纪》、《汉书·项藉传》以及浩如烟海的历代大家之作，不由得深感已之才疏学浅及学识鄙陋，恐难及先人之十一，因此自然是难以作出对先人研究成果有所提升乃至突破的文章。所以在此篇文章中，我便不再对二者微观上的差异进行详细的论述，仅是根据前人的研究成果及自身对《史记·项羽本纪》和《汉书·项藉传》对比阅读所获得的一些感受来提出一些愚见，望读者见谅。

本文所摘录段落源自中华书局标点本《史记·项羽本纪》，第295至339页，《汉书·项籍传》，第1795至1828页。《项羽本纪》共有45个段落，《项藉传》共有38个段落（作者应用贾谊《过秦论》作赞7段）。故将《项羽本纪》与《项藉传》31个段落作比较。（本文中的数据部分来源于前人考证成果，经笔者初步验证，较为准确，故有所借鉴、采用）

相比于前人研究多是详细比较、列举两篇传记之间的差异，并附以史实来论证孰对孰错、孰好孰坏，我更偏向与探究两位作者对于同一事件同一人物的记载为何会产生如此明显的差异。故此文便是旨在以《项羽本纪》与《项藉传》为例，探究马班异同出现的部分原因。

马班二人虽同为史学大家，在一定程度上能保证文章中史实记载的准确性与真实性，但史实记载不可能完全避免作者的主观性。不同的作者，对同一史实的材料选取会不同，记载的事件的详略会有差异，记载的角度也有差别，个人能力的高低导致文藻词汇、章理结构的使用也会有所不同，而等等这一切差异，都会使读者在阅读不同史料记载后，对同一事件的认知与理解产生偏差，甚至大相径庭。再者，马班所处的大的时代背景不同，个人的境遇及经历不同，由此形成的政治、文化等的思想观念也会有差异，故二人虽同为项羽作传，但差异是在所难免的了。我认为，我们所需要做的，就是从差异中捕捉到作者的思想与此种表达的目的。而这也正是我做此文的希望达到的目的之一。

经过对马班二文的通篇阅读，并参阅了部分前人的研究成果后，我认为马班异同产生的原因在本文中体现出来的有三种：一为作者个人能力的限制导致的差异，一为作者思想观念的差别导致的差异，一为作者的不同目的。

主观因素产生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一、作者个人能力的限制；二、作者思想观念上的差异；三、作者的不同目的。

一、作者个人能力的限制

相较而言，我认为司马迁的叙事能力要胜于班固。虽然通览马班二文，可发现二者互有得失，“有马得而班失者，亦有马失而班得者”。然而，得之多者在马，失之多者在班。正如前人所评：“分而观之各有得失之互见，合而观之量其得失之多少”“《项羽本纪》详核而生动，奕奕如有神气。《项籍传》概从减削，固极简直，然事迹厪具而神味索然矣。”由此看来，司马迁叙事详而入妙，而班固叙事略而从简，常常精简一字一句。乍看文章似更加简练明了，实则顿失神韵，错失神理。正如胡应麟所言：“子长叙事喜驰骋，故其记事芜蔓者多。谓繁于孟坚可也，然而胜孟坚者，以其驰骋也。孟坚叙事尚剪裁，故其词芜蔓者寡，谓简于子长可也，然而逊于子长者，以其剪裁也。”

如在《项藉传》篇首，班固删去“为秦将王翦所戮者”这八个字。此句话看似无用，并不能反映人物生平与性格，与文章较无关联，用在第一段传主出场之时实为不妥！然而这实际上是交代了秦、项间的世仇，有助于读者理解项羽叔侄为何很早就起兵反秦，给事件爆发以更多的合理性。

可见，《项藉传》在阅读体验与铺陈叙述的程度上是较为不及《项羽本纪》的。

二、作者思想观念上的差异

此处的思想观念指作者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认识与理解的集合。马班所处的时代不同，个人的境遇不同，由此孕育而成的思想观念自然也会有较大差异。从两篇传记的名称我们可以看出：司马迁划定历史人物归入哪一类纪传体的体裁，更多是根据传主生平事迹及个人的成就与影响力。班固定位历史人物则是更多依据传主所取得的地位。在司马迁看来，楚霸王项羽凭借其丰功伟绩足以归入本纪一类（将陈涉归入世家一类应也是如此）。但班固没有在《高帝纪》之前立《项羽纪》，而是选择立《项藉传》。在班固看来，项羽无天子之名，不能为其立纪。再者，《汉书》的帝纪以刘王室世系为纲目，体裁也要求他作传只能从创业之主高帝刘邦始。

但此也足以彰显马班在对于历史人物评价上的差异，即思想观念上的差异。

三、作者的不同目的

从对历史的还原程度上来说，司马迁更大程度上保留了事件的完整性，对事件的叙述更为详细具体，而班固则对于部分事件的细节乃至整体都有所删减。故从这一点来讲，司马迁的记载较为客观公正，而班固有意去引导读者对于历史事件的看法。至于其引导的目的何在，我们需要从其删减的内容中分析得出。

班固删减内容，主要集中在楚汉相争的一些重大事件，如鸿门宴、彭城之战、陈平间楚、彭越韩信会兵垓下等。在《项羽本纪》中，司马迁用1484字写鸿门宴，情景栩栩如生，生动地表现出刘项二人的性格，并隐晦地道出了项羽日后兵败的原因，反观《项藉传》的记述，仅有156字，减去了1328字。文中以“语在《高纪》交待”。而查阅《高帝纪上》，记鸿门宴事有600字，即使将二文对鸿门宴的记述相结合，与《项羽本纪》相较也可谓是删去了大量篇幅。删去的内容多为显现人物风采的对话。从一般读者的反馈便可看出，鸿门宴中的刘邦一言一行无不体现出其油滑老练的政客形象，而这又与汉朝统治者所希望构建的德厚流光、英明神武的高祖形象相冲突，为了维护其形象，班固便选择性地记述了此事件。而鸿门宴上的座次又显示了尊卑，班固为了给刘邦讳饰，便也删去鸿门宴中对坐次的记述。

由此管中窥豹，便可看出，司马迁对事件的记述多采取客观的态度，尽量为后人还原真实的历史。而班固出于维护汉王朝的形象，不得不对历史事件进行一定删改。

当然，司马迁在记述时，亦是带有一定的主观色彩的。如《项羽本纪》中，司马迁多以项王称项羽，并多处以动作、语言等描写方式为项羽树立起一个高大、威猛、豪情的形象，由此可见作者对于项羽的肯定与尊重。

总的说来，二文出现差异不仅有作者主观上目的性的原因，亦有作者客观上无法避免的史学研究及史料理解能力上的差异的原因。而就二文内容上比较而言，马班可谓各有得失，司马迁的记述更加注重客观、详细，力求将历史事件的原貌生动形象地展现给读者，所以其文字、结构的运用更加细致；而班固的《汉书》作为断代史，为了丰富开国皇帝的形象，并达到政治宣扬的目的，不得不对部分内容进行删减更改，以为全书提振，即使这样有损项羽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