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明王朝1566》中, 为什么改稻为桑政策无法顺利开展下

《大明王朝1566》这部剧拍得很好，非常深刻，解答其中的问题，也往往需要长篇大论，这次也不例外。?

“改稻为桑”虽然是个虚构的历史事件，但却是有历史依据的，也客观真实地反映了明朝嘉靖年间朝堂与底层社会的现实状况。

从出发点和理论上讲，“改稻为桑”本来是件好事，能增加国库收入，老百姓也能得到比种稻更多的收益，但从实施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了必将会归于失败，这就是大明王朝的悲哀。

先说一下“改稻为桑”的背景和原因：

大明王朝的最高中央内部刚刚经历了一场重大的政治危机。

嘉靖的朝堂搞的是三角平衡的政治格局，以严氏父子为首的严党把持着朝政，而以徐阶、高拱为首的清流掌握着另一派势力，他们互相争斗，水火不容。而司礼监太监吕芳则居中平衡，抑强扶弱，维持着这个三角的平衡。?

以久旱无雪的异常天象做为契机，徐阶为首的清流党籍着户部亏空的理由，将天象与朝政联系起来，首先向严党发难，企图将严党推倒。

但严氏父子严防死守，又顺势对清流发起反击。清流在争斗中节节败退，眼看就要一败涂地。紧急关头，嘉靖出场，挽救了清流的颓局，他左右平衡，旁敲侧击，与严嵩达成了默契。严嵩放清流一马，三方继续维持着朝堂的平衡局面。

朝堂上的三方势力仍然可以继续延续着平衡，但是国库也没有办法凭空变出银子来，亏空怎么办？

归根结底，还是缺钱。

于是，严嵩提出了“改稻为桑”的主意。

从经济角度上分析，“改稻为桑”这个计划确实很高明，与洋商进行贸易，获得外汇，能够提高明朝政府的财政盈余，还能使原本种稻的农民改为种桑后，增加收入。

嘉靖很高兴，同意了这个建议，还特地强调，不许增加田税，加重老百姓的负担，要让老百姓得到实惠。?

这个计划有弊端吗？事实上漏洞非常大，但以徐阶为首的清流党虽然发现了问题的所在，但却没有一个人提出来，因为清流党根本不在意这个计划是否有可行性，而是故意默许通过，为的是要扩大和利用政治对手的漏洞。

高层不经过深入实地的调研和考察，拍拍桌子就定下了方案，而到了下面基层执行过程中，这些弊端就彻底暴露出来了。

执行政策落实的地方官胡宗宪发觉了这个计划的不妥。他认为：这项计划太过操切了，应该用三年的时间，逐步地进行缓改，这样就能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发现问题，并给予修正和解决，还是能够有成功的把握。但是上层却要求一年之内就必须得到成果，这很不现实，利民反而变成了伤民。

仅仅从纸面计划上看，改稻为桑似乎是个好事情，增加了国库收入，农民的收益也能得到一些提高，还振兴了当地的纺织业，资本家也能赚到不少钱，从朝廷到地方，从官员到百姓，本来应该是皆大欢喜的。

真的就那么美好吗？完全不是。

政策是好，但执行起来可就完全变了味道。 于是，各路神仙纷纷登场，拉开一幕轰轰烈烈的“改稻为桑”的大戏。

上面咱们说过，朝廷有三派势力：严党、清流、司礼监，那咱们就来看看，在这项政策的执行过程中，严党、清流、司礼监都干了些什么，他们各自的目的又是什么？

一、严党上层的决策到了基层，执行落实的严党基层官员们根本就不考虑实际情况，而要求当地作坊必须在一年内完成五十万匹丝绸的纺织任务。

为什么时间要求这么紧迫呢？胡宗宪所提出的三年逐步缓改不是挺好的吗？

真正的原因是：如果按照三年时间逐步缓改，那利益可就都让朝廷和老百姓得了，而上下互相勾连的那些各层执行官员、地方上的皇族、士绅、富商和地主豪强怎么能有机会从中获取暴利呢？

改稻田为桑田，种桑所获得的经济收入要比种稻高很多，那么田地越多，获利也就自然越多。

根据明朝祖制，朱姓皇族拥有封地，但不需要向国家交纳田赋，他们自然想大量的兼并田地，以获取更多的财富。

根据明朝祖制，获得功名的士绅也不需要纳粮，他们也想多兼并一些土地。

富户和豪强当然也想分一杯羹，多占一些田地了。霸占了田地以后，再让原有土地的农民租种，成为他们的佃户，也可以大赚一笔。

纺织行业的资本家们也赞成“改稻为桑”，因为管理桑田要比管理稻田需要的劳动力要少得多。这样的话，就必然会有一部分农民失业，失业了就肯定要找工作，纺织厂正好把这些农民雇来做为廉价的劳动力。

执行政策的官员们也想捞一把，通过土地性质的变更和买卖，那些皇亲、富户、豪强和资本家们想获得土地，就要经过官员们的手，这些官员们就能从中拿到大笔的回扣。

但是原有土地上的老百姓可不同意，人家有自己的土地，为什么不能自己种桑，自己养蚕收茧，自己卖丝，自己赚钱呢，非得把土地卖给你皇亲、富户、地主和资本家？

所以，如果想逼着老百姓把田地交出来，必须要有要挟，怎么样要挟呢？加快政策的执行，用粮食要挟。

迅速执行政策，毁掉了稻田，绝了田地里的稻米收成。逼着农民卖田换钱，用钱买粮想能活下来。你要不卖，今年又没有收成，就饿死你全家！

真是一群混账！

于是，为了加快“改稻为桑”的执行，当地官员调来本是用来保境安民的士兵，让他们骑着战马践踏秧苗，破坏稻田。

但戚继光很生气，他的军队可不是用来干这种事的，他一怒之下，把兵调走了。

但严世蕃和郑泌昌、何茂才却干脆施了毒计，竟然趁着雨季，拆毁了河堤，造成大面积的水灾，淹没了两县的稻田，借天灾酿人祸。

两县被淹，百姓受灾，生存都成了大问题。没有粮食，就活不下去了。而皇族、乡绅、地主和豪强们就乘机低价收购，巧取豪夺农民的田地。

悲愤的农民发出怨声:中国古代皇权专制下最底层的就是可怜的农民，皆以食为天，能吃上饭比什么都重要，没有兵荒马乱，不饿肚子就算是盛世，千恩万谢了。

土地就是农民的命根子，只要有自己的几亩土地，面朝黄土背朝天，辛辛苦苦一辈子，能从庄稼地里有些收成，吃上一口饭，即便是受到层层盘剥，苛捐杂税，他们也不会造反，而更愿意做个顺民，可受欺负、受委屈的总是这些生活在最底层的贫苦农民。

毁堤淹田，就是要绝了农民们的命根子。

而严党的论调是:他们用皇权国法来压制底层的百姓，敢于抵制，就扣上通倭的大帽子，杀一儆百：地方大员胡宗宪首先急了眼，他可不愿意眼睁睁地自己治下的老百姓们遭此灾噩，活活饿死，于是就向朝廷请求赈济，并四处借粮，要救百姓们。

那么，掌管国家粮食的清流们又是怎么样的态度呢？

二、清流党

当老百姓逢此危难之时，向来自诩清高，而处处与严党作对，彼此间斗得你死我活的清流高层――徐阶、高拱、张居正这些高官们却首先想的并不是拯救百姓于水火，而是要借着这个机会尽快扩大事态，以酿成更大的恶果，以好捉住严党的把柄，而斗倒政敌。两县受灾，数十万灾民在饥寒交迫中挣扎，无家可归，如此危急，胡宗宪向户部请求调粮赈灾，却被徐阶和高拱百般搪塞，向其暗示并无粮可调。 张居正在裕王府中议事时终于表露出了清流党的真实意图：几十万老百姓的生死，在清流的这些高层眼中也就是一块烂肉。为了朝堂上的争权夺利，宁愿置万千黎民之生死不顾。

这就是清流，要饿死受灾的老百姓们，从这一点上，他们的意见与严党竟然是完全一致的。即然清流的高层都不允许赈济灾民，可想而知，清流的中层又是怎样的态度了。

徐阶的门生、胡宪宗的好朋友，时任南直隶巡抚的赵贞吉，他的治下是鱼米之乡，粮食丰饶而充足。但当胡宗宪前往江苏借粮，赵贞吉却是这样答复的：灾区的老百姓们被这两道铁闸夹在了中间，左右都没了活路。

一边是严党，他们毁堤淹田，逼迫农民们贱卖田地，表面上为了执行“改稻为桑”的国策，实则是为了兼并农民手中的田地，而从中获取暴利，中饱私囊。

另一边是清流，他们推三阻四，拒绝救灾，就是想迫使老百姓因饥闹事，激起民变。目的是为了抓住严党的把柄，打击政敌，争权夺利。两派的政见虽然不同，彼此如仇雠，但他们的行为居然是完全一致的。

为救灾民，胡宗宪东奔西走，绞尽脑汁，却四处碰壁，一无所获，万般无奈之下，他也唯有发出一声长叹：

那么，在朝堂上做为平衡严党和清流势力的司礼监，他们代表的是皇权，又会持怎样的态度呢？

三、司礼监

做为嘉靖皇帝的权力代表，司礼监就是皇帝的大管家，为皇帝谋取利益，当然，他们也要从中截流，为自己牟取实利。即然司礼监的作用是维系严党与清流之间的平衡，在事态发展中，当然少不了他们的身影。

杨金水就是司礼监方面的中层干部，他受宫中委派，兼任着江南织造局和浙江市舶司总管。他来到浙江，一是为了给嘉靖皇帝管钱，捞银子，二是要充当眼线，监视和平衡严党和清流的人员。

毁堤淹田的内情是怎么回事，杨金水的心里自然是一清二楚。但杨金水首先考虑的是与洋商的订单和纺织商人的丝绸，灾区的那些老百姓的死活与他没有半毛钱关系，他是丝毫不会在意的。

但是，事情即然已经出了，上面当然要追究责任，下面也要平息事态，而司礼监是负有监查责任的。按照大明王朝官场的一贯德行，责任都是尽量往下摁，基层人员当然是首当其冲的替罪羊。

先是把水灾的原因归为修缮河堤不利，杨金水就交出了自己的手下李玄顶罪。 小太监李玄是河道衙门的监管，说句良心话，就算工程款项上有贪腐，但河道那都是去年新修的，用李玄的话说，“固若金汤”，再不济，也不可能这么快就决口了。

但上层要下决心让你当炮灰，担责任，那就会想方设法让你栽进去。 杨金水这样解释：

为了企图掩盖毁提淹田的实情，把决堤的原因说成是了修缮河道不利。 最没有背景的底层人员被拿出来顶缸杀头，以平民愤。

但毕竟淹死了很多人，数十万百姓受灾，这可是件通天的大案，一旦到了嘉靖亲自过问的程度上，那是不允许欺瞒的。杨金水受召进京面圣，又把责任推给了严党。

嘉靖帝明白了他的苦心： “这个杨金水还是得力的。”

为了给毁堤淹田画上句号，牺牲了最基层的执行人员：马宁远、常伯熙、张知良和河道监管小太监李玄。

司礼监牺牲了体制内的基层人员李玄，而体制外的人员又是怎样的结果呢？

四、明朝商人沈一石

浙江传奇商人――首富沈一石，也参与了“改稻为桑”。

做为商人资本家，沈一石的主要目的当然也是兼并土地、获得廉价劳动力、扩大生产，以此而获取高额的利润。

但在大明王朝这样一个国度，要想搞实业，没有一点背景势力，还想能办成事情？当然不可能。而沈一石则依附在司礼监的门下，以此做为政治保障。

但做为一个商人，参与到了这种深涉政治斗争的事件中去，他就很悲哀地成为了政客们手中的棋子。

用之，弃之，掠之，杀之。

沈一石并没有从“改稻为桑”的行动中得到一分钱的好处，反而搭上了自己最后的财产。海防急需军饷，失败的施政又需要承担者，沈一石就沦为了众矢之的，所有的人都理所当然地认为，他是献上祭坛的最佳祭品。

嘉靖点头，官员赞许，司法执行，沈一石获罪抄家，一代首富，便葬身火海。

做为商人，沈一石有错吗？ 其实沈一石就代表着无数明粉口中所谓的“明朝的资本主义萌芽”！

沈一石和别的那些奸商是有着本质区别的，沈一石是资本家的代表，他是要为这个国家和老百姓创造价值的。 但在大明王朝的土地上，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根本就没有任何可以生存的土壤。

按照明朝的祖制，这个国家的法令对待商人十分苛刻，商人的地位十分卑贱。沈一石时时处处严守法令，他穿着布衣，喝着冷水，吃着最劣质的食物，守着最低等人的礼节。

做为司礼监的编外人员，沈一石以他商人的精明眼光，早已看出来，“改稻为桑”是一步死棋，但他依然想通过努力，去追求那梦幻的泡沫。当希望的肥皂泡破裂的那一刻，他明白了，这个国家根本就没有他这样的资本家商人的丝毫立足之地！

沈一石也自知难逃一死，于是，他用自己的生命和最后的财产导演了一出大戏，先是打着织造局的旗号去买地，后又改成了奉旨赈灾，在层层盘剥，重重压力之下，沈一石最终成为了这个腐朽黑暗的王朝的献祭。

熊熊烈火中，孤独的沈一石留下了他悲愤的遗言：在大明王朝的这片土地上，根本没有资本主义的活路！

海瑞审案，杨金水发疯。 那么大明王朝的清官就能救得了老百姓吗？

五、大明清官海瑞

从严格意义上来讲，海瑞无党，他并不属于那些所谓的“清流”。 而以现代的眼光来看，海瑞其实就是“理智明粉”。 他并不属于那帮“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的三无扯淡派的范畴。在本剧中，海瑞是个勘破大明朝局的人，他有着自己的宿命和任务：如何在明朝当时的体制下，调整优化结构，把明朝从逐步走向覆灭的道路上挽救回来。

咱们来看看，如果真的要挽救明朝，海瑞应该怎么办。

改稻为桑，嘉靖发现问题了没有？当然发现了。 但他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痴不聋，不做当家翁”。

嘉靖关心的是：在不引发民乱的前提下如何缓解当前的财政危机，增加国库收入。

严党关心的是：如何通过“改稻为桑”而贪腐牟利，中饱私囊，敷衍皇上。

清流关心的是：如何通过“改稻为桑”，激起民变，扩大事态，打倒严党。

皇族士绅们关心的是：如何通过改稻为桑，兼并农民手中的土地。

奸商们关心的是：如何通过改稻为桑，把农民变成失地流民，最终成为廉价劳动力。

有没有任何一方，考虑过老百姓的死活呢？

上上下下都是以改之名，坑害百姓，从贫苦农民的身上榨取最后一滴油水。

在本文中，小编多次提到了“明朝祖制”，而造成这种现象最根本的原因正是大明王朝的祖制国策啊。

绝望的海瑞发出这样的怒吼：

海瑞的清醒在于看清了大明王朝腐朽到根子里的皇权祖制。

但这个，能改吗？

忠君爱国只是个美好的理想，勤政爱民是为官的本分。 而一次又一次，以牺牲小民为代价，换取所谓的“顾全大局”，真的可行吗？

“顾全大局”四个字，让大明王朝的政治生态逐步腐烂，政治格局陷入了死循环，最终再也无可救药，向着最终覆灭的命运一去不返。

而底层的老百姓决不会永远都容忍自己像蝼蚁一样被鄙视，被辗死和抛弃。当风暴来临，水必覆舟！

结论：大明王朝“改稻为桑”的政策，从开始实施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了必然走向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