跋陀禅师，意译为觉者，本是天竺人。早年在天竺时，性喜守静习禅，与同伴5入相随出家修道，其他5人都已正果，唯有他无所收获。跋陀乃勤苦励节，自怨自艾。已得道的一位同伴劝他说：修道要看机会，时机一到，自有成果我看你与中国有缘，我们还是到中国等待机缘吧。跋陀佛陀便与这位道友一同游历，于北魏孝文帝时来到魏都平城（今山西大同）。
北魏自孝文帝之后，禅法大行，一般僧人都以禅通为务，不重讲论。跋陀精于禅法，正好投合了北魏社会的习尚，深受孝文帝的敬重。孝文帝特地为跋陀设立禅林，凿石为龛，让他结徒修禅。修行所需的一切用品，都由国家供给，事事丰厚。而跋陀在平城修行段时间后，禅法更加精进，坐禅入定时常常出现一些人们难以理解的神异事迹，道俗都认为这是他道行高深而产生的微应，平城城内有一位姓康的富户，家财百万，崇重佛法，专门为佛陀造了一所禅院，让佛陀居住，静修禅业。修行中又有神异现象发生，康家老少惊奇赞叹，都以为跋陀已经得道成佛。消息迅速传遍远近城乡，跋陀由是声名大噪，誉动朝野。
孝文帝于太和十八年（494年）迁都洛阳，让跋陀也同行至洛，又由国家营造静院，拨给跋陀居住。那洛阳是东汉以来的旧都，地处南北之中，交通方便，文化发达，热闹非凡。况复迁都伊始，事务段繁，嘈杂倍于平时。跋陀修禅需要安静的环境，不适应洛阳城中的热闹忙乱气氛，便常常到洛阳城东南方的中岳嵩山，在那密林幽谷中屏营独处，流连忘返。孝文帝尊重跋陀的意愿，下敕令有司在嵩岳择地为跋陀造一寺院，官给衣食。跋陀把寺址选在嵩岳之少室山，亲自加以规划经营。寺成，即有名的少林寺，跋陀自任寺主。
天下禅僧听说跋陀禅师在嵩山立少林寺传授禅法，闻风而动纷纷赶来参拜受业。于是少林禅众，常满数百。跋陀加以妥善的组织和指导，使他们精勤修炼，一一把握禅要，达到预期的目的。跋陀又利用自己的影响，为少林寺建立了稳定的寺产，开辟了多种经济来源，保证禅众有吃有穿，无后顾之忧。他在少林寺初创时期做出的周密安排，日后成为少林寺的优良传统，无论来少林修道的僧徒如何增加，也无论遇到怎样严重的水旱灾害，少林寺始终保持寺业充实，僧廪丰溢的昌盛景象。所以历代少林徒众在安心修道之余，总是感激地追念缅怀佛陀的功业。
跋陀在少林寺定居之后，也还不时到洛阳城中走走，旨在物色合适的传法对象。有一天，他在洛阳市上看见一位少年，在天街井栏上反踢，连踢500下，技艺绝伦。一打听，知此少年姓杨，年长12。佛陀心想，这小孩身手如此不凡，若学道的话也一定能出类拔萃。设法和他接谈，听他声音洪亮，更断定这是一位好苗子。便问他愿不愿出家，那小孩回答说：这是我求之不得的。跋陀大喜，立即找到这小孩的父亲，征得其同意，便领着这小孩回寺，为他剃度取名慧光。慧光聪明颖悟，后来在禅学、《地论》、《四分律》学诸方面都有卓越的成就，是驰誉北朝的一代名僧。
跋陀又让弟子道房剃度了僧稠，教其禅法。后来僧稠在禅学上的修养达到极高的水平，跋陀称赞他说：“自葱岭已东，禅学之最，汝其人矣！”并传授给他更精深的禅门奥秘，使僧稠的禅法更加提高，历北魏、东魏、北齐三代，独步一时，备受帝王和道俗的尊崇。跋陀所传禅学，通过僧稠而盛行于魏、齐之世。
在跋陀大弘禅法之前，北朝的一般禅僧，往往不明经义，徒事修持。甚至有人把修禅与义学对立起来，用极端的态度排斥并企图废除讲论经义之事。跋陀反对这样的错误做法。他所行的禅学，本身是有理论作指导的；他于修禅之外也重视义学的阐扬，曾与梵僧勒那摩提等合作翻译了《十地经论》。他以禅师而兼习《地论》，不少《地论》师则兼习禅法，实际上都有定（禅定）、慧（义解）双修的倾向。他们的作风，对于北魏末年北方义学兴盛、中国僧人走上定、慧双修，禅智兼弘的道路，是有促进作用的，也可以说他们的行事已开风气之先。
跋陀晚年，仍住于少林寺，但已不参预寺务，也不再传法授徒他嘱徒众们互相学习，自相成业，自己移住到寺外一间小房子里独自静修静养。临终之前，亲自在这间房子的墙壁上手画神像，画讫而终。他画的神像，曾经保存了很长的时间，供崇敬他的人们瞻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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