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最喜欢的学生是曾巩，并非苏轼，为何又将文坛盟主传与苏轼

文章标题“欧阳修最喜欢的学生是曾巩，并非苏轼，为何又将文坛盟主传与苏轼”

曾巩字子固，江西南丰人，我国北宋时期著名的散文家，生于公元1019年，病逝于1083年江苏南京，终年六十五岁。曾巩的散文成就很高，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北宋古文运动的重要骨干。可遗憾的是，尽管曾巩得到文坛宗师欧阳修的极力推崇，但他却是“唐宋八大家”中最令我们当代人感到陌生的一位。也许欧阳修最喜欢的弟子不是苏轼，而首先是曾巩。那么欧阳修对曾巩的喜爱程度如何体现？

在我们现在看来曾巩或许很多人都不知道曾巩有什么特别之处，在和他同时期的同事朋友对曾巩的评价极高。秦观曾经评价曾巩“曾子固文章绝妙古今，而有韵者辄不工”意思说曾巩写文章妙绝古今，可是曾巩不擅长写诗和词这样的韵文。所以曾巩流传至今的诗作有四百多首，虽然与苏轼、欧阳修这样的诗词大家无法相提并论，但是大多也都写得比较质朴、雄浑超逸、寓意深刻。

其实曾巩应该是欧阳修最喜欢的学生。欧阳修第一次见到曾巩，对他的评价就非常高，而且在一篇文章中评价曾巩说“吾奇曾生者，始得之太学。初谓独轩然，百鸟而一鹗”——欧阳修【送杨辟秀才】意思说：“我一看见曾巩，他就像那个在一群鸟当中的雄鹰一样，随时都有可能展翅高飞。”并且给别人夸耀说“过吾门百千人独于得生为喜”——曾巩【上欧阳学士第二书】意思就是“在我的门下人成百上千的人向我求教，我是天下文宗，要来向我求教、要想投到我门下的人很多。但是我独最喜欢的就是曾巩。”

欧阳修对曾巩的偏爱程度不仅止于此，曾经苏轼科考文章写得非常好，本应该是第一名的水平，而欧阳修觉得只要是写得这么好的肯定是曾巩写的，为了避嫌却给了第二名。所以欧阳修对曾巩的水平是坚信不疑。同样有一次，有人请王安石写家谱，王安石写好了以后，那家人就把家谱送给欧阳修审阅。因为没有署名欧阳修看过后，就怀疑是不是王安石写的？觉得写得这么好不太可能是王安石写的，肯定是曾巩写的。从这两件事说明曾巩写文章的水平非常高。欧阳修是当代文宗不仅自己写文章，还要鉴别别人的文章，欧阳修能认可，说明曾巩是有过人之处的。

而且王安石对曾巩也是倍加推崇。曾经有人诽谤曾巩，说曾巩人品不好。王安石就写了一首诗替曾巩辩护，在诗中有这么几句“曾子文章众无有，水之江汉星之斗。......借令不幸贱且死，后日犹为班与扬。”——王安石【赠曾子固】意思是说：曾巩的文章没人能跟他比，他就好比天上的星斗，就好像陆地上的江海一样。并且夸张的说曾巩要是死了那也是班固和扬雄一样的人流传千古。王安石同样是唐宋八大家之一文章和诗词在北宋也是领袖群伦，而且后来官居宰相识人眼光定不非凡，所以被王安石推崇的人，水平肯定也错不了。

同样苏轼对曾巩也倍加推崇，苏轼比曾巩小十几岁，可是他们俩是同年的进士，同样是欧阳修的门生。有一年苏轼的老乡，两个书生写了一些文章想要找人求教，苏轼专门为此给曾巩写信，推荐这两个书生去拜见曾巩，而且后来苏轼还专门请曾巩为自己的伯父写墓志铭。苏轼能邀请曾巩给他的家里的伯父写墓志铭，那就说明对曾巩的文章是极大的肯定，而且苏轼在一首诗中也特别地写道“醉翁门下士，杂遝难为贤。曾子独超轶，孤芳陋群妍。——苏轼【送曾子固倅越得燕字】在这首诗中苏轼对曾巩的评价说欧阳修门下有水平的人很多，可是我就觉得曾巩水平最高，他这花儿一绽开，其他的花都很难看。

通过这么多最有代表性的例子，那就充分说明曾巩水平确实很高。曾巩能成为欧阳修最为欣赏的弟子那也是无可厚非的事情。而当时的文坛对曾巩的评价如此之高，但是欧阳修最终却将领袖文坛的重任交给了苏轼，并没有交付给曾巩，其中有什么样的原因值得我们探究。

曾巩的文章固然写得好，但是曾巩的文章有一个特点。曾巩的文章，第一是固守原始的儒学的理，曾巩的文章所阐述的儒学的道理是保证它绝对地纯净，对其他教派是完全排斥的。而苏轼却是包罗万象，出入于儒、道和佛教之间的，他既通儒又通佛又通道。第二曾巩的文章和苏轼还有一个区别，曾巩的文章主要是重实用。曾巩写的史论比较多，写的议论文比较多，曾巩的文章里边他要讲道理，而且这个道理非常地端正，非常地纯净。常言道水至清则无鱼，而曾巩的文章议论得太多，它就不是那么生动。所以有人评价曾巩的文章，“典雅有余，精彩不足；庄重有余，活泼不足；思想有余，趣味不足。”

然而苏轼的文章浩瀚如海，既能典雅；也能庄重；不仅活泼；而且有趣味。有思想；有文学；也有精彩。而且比起苏轼来讲，曾巩的文章没有苏轼那样浩瀚的思想，没有那样广博的学识，没有那样一种非常通达的人格，所以综合来看，欧阳修、苏轼、王安石等人这样高地评价曾巩，其实有一定道理，曾巩是有自己的特色。他的特色就是他阐述的道理很端正，写文章非常地规范，他的文章的布局那也是非常地合乎一般散文家的这样一种审美的标准。就是非常地端正；非常地典雅；非常地庄重；非常地富有深度，但它可能就不是那么生动了。

在这样一种情形底下，而写得精彩的、写得活泼的、写得通达的，自然最有可能执牛耳成为文坛的宗主。当然其中还有别的原因，苏轼本人他在政治上的影响力也很大。苏轼在朝廷中和地方上都有阅历，并且民众基础在唐宋八大家中是其他几人望其项背的，而综合来看曾巩不论在文学的影响力，还是政治上的影响力，是和苏轼不能匹敌的。所以欧阳修将领袖文坛的重任交给苏轼是最合适的人选，而且苏轼在这些方面完全发挥了他文坛领袖的作用，“苏门六君子”就是最好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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