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作霖是不畏日本的爱国军阀吗？揭秘张作霖与日本人的“生意账”

长期以来，网上一直流传着张作霖不畏日本、力争国权的段子。如说一次日本人向张作霖求字，张在落款时将“手墨”写成“手黑”，并解释说：“对付日本人，手不黑行吗？这叫‘寸土不让’！”而在电视剧《少帅》中，张作霖面对日本人的威胁，也常常表现得很有“英雄气概”。这种艺术塑造，并不符合历史事实。

张作霖早期许诺：日本国如对本人有何指令，本人自必奋力效命

东北在清末即已成为日本势力范围，崛起于辛亥革命后的张作霖，若想主政东北，唯有同日本合作。1912年1月，张作霖拜访日本驻奉天（今沈阳）总领事落合谦太郎时，表达了自己反对革命的立场，“本人认为与其将东三省委于南方人之手，勿宁让予外人更为了当。当此时刻，日本国如对本人有何指令，本人自必奋力效命”。2月，张作霖再次向落合表示，“吾人现已失去应为之效忠之皇帝，则依附同种之日本，乃属理当然”。（《日本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辛亥革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第72、77页）几番示好后，张作霖终于获得了日方的信任。

在张作霖统一东北的过程中，日本援助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916年，为帮张作霖整顿奉天省（今辽宁省）财政，日本从朝鲜银行奉天支行借给其300万日元。在张作霖同冯德麟争夺奉天控制权、向孟恩远争夺吉林地盘时，日本都站在了张作霖一方。在第二次直奉战争后，奉军大将吴俊升说：“此战产生现在的结局，全靠日本人和日本政府的帮助。”尤其1925年，郭松龄反奉时，关东军更是直接出兵，才让张作霖转危为安。

张作霖被日本扶植成“东北王”后，其顾问菊池武夫判断，“得陇望蜀是人之常情，尤其他更是如此，一旦取得大的势力之后，必将起取天下之心。事至此步，（他）更需要我们的援助，即使举全满蒙之权利而出卖之，亦在所不辞。而在他遭到失败时，我深信更会如此”。（车维汉等：《奉系对外关系》，辽海出版社2000年，第93页）日本人眼里的张作霖，为个人野心会不惜出卖“全满蒙之权利”。

通过张作霖，日本在东北“合法”占有了大片矿山、土地

所谓“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张作霖在获得日本支持的同时，也以实际行动配合着他们在东北的扩张。当时日本人甚至评论说，整个中国“只有满洲完全处于排日圈子之外”。（沈予：《日本大陆政策演变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257页）

首先，帮助日本发展“中日合办事业”。如1913年，满铁（即“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日本在东北的官办企业）想要开采辽阳、鞍山等地铁矿，张作霖建议日方使用个人名义开办企业，以掩人耳目。他表示，“为了这些事业能够办成，本人也将不惜给予相当的协助”。后来通过中日合办的“振兴公司”，满铁获得了鞍山铁矿的开采权。1916—1920年，日本为“中日合办”企业投资由2800万日元，增加到了4亿日元。所谓“合办”，“实际上与日人单独经营无异，因为日方在企业中所得份额一般都会远远超过其应得之份，中方多得的股份，常常不过是森林、矿山等自然资源，或者日方不能合法获得的部分”。

其次，为日本在东北购买土地提供便利。张作霖对日本人说，要获得东北的土地，不需要北京政府的同意，他就有“有效的许可办法”。因此，日本在东北合法地购买了大量土地。如满铁以建厂为名，在1917年买了东北415万平方米土地，1918年又买了36万平方米，其中用于建厂的仅161万平方米，剩下的都被用于建立街道、住宅、医院、学校等。（赵英兰：《派系与外交：民国时期对日外交思想研究》，吉林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61—163页）

第三，任用日本顾问，方便了日方获取东北情报。从1913年到1931年，张作霖、张学良父子共聘用日本顾问18人。这些顾问总是“献策”，“这个‘策’就是同日本‘和平’相处，同时他们又表示他们是‘爱护’张作霖的”。（ 陶尚铭、关根勤：《张作霖的日本顾问》，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九一八”事变资料汇编》第18页）但日本政府密令这些顾问：“你应当设法使奉天省的军事设施效法帝国的军事设施，以便使中日军队在紧急时刻能够彼此合作”，“你必须努力向本部提供关于奉天省的军事、内政、交通、财政经济、地理资源和列强势力的情报”。如张作霖的顾问贵志弥次郎，同时也是关东军驻奉天特务机关长。（加文·麦柯马克：《张作霖在东北》，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年，第139、140页）

郭松龄反奉时，张作霖和日本签下密约，同意“日人在东三省和内蒙古东部享有商租权；将间岛地区（延吉等4县）行政权移让日本；延长吉敦铁路，使之和朝鲜铁路接轨；准许日本在洮昌道各县开设领事馆”等。1927年10月，张作霖在中国北方的统治摇摇欲坠时，日本又迫其签下了《满蒙新五路密约》，获得了修筑贯穿东北铁路的权利。这些密约后来成为张学良同日本交涉时的重大障碍。

羽翼丰满后，张作霖不甘心只做傀儡，同日本矛盾激化，遭到暗杀

一方面，在同日本的“合作”中，张作霖向日本出让了大量东北利权；另一方面，张也不甘心只做一个日本的傀儡，更不愿背上“卖国贼”的骂名。故而在羽翼丰满之后，张对日本也曾有所抵制。

张作霖在东北广泛投资企业，与日本争利。如1916年，日本在东北有31个电力公司，中国只有5个，而在1923—1927年，奉系一共建了20家电力公司，打破日本垄断。东北铁路原本大都为日本和俄国所有，张作霖地位巩固后不顾日本反对，自建铁路网，1921年时东北属于中国的铁路仅有58公里，到20年代末，已有1186.4公里，致使满铁收入大幅下降。张作霖还从日本以外的国家购买军火，并希望将美、英势力引进东北，改变日本独霸东北的局面。（赵英兰：《派系与外交：民国时期对日外交思想研究》，吉林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71—179页）

在与自身利害相关的重大条约上，张常常采取拖延、耍赖等方法，让日本无法如愿。袁世凯签订的“二十一条”和其附约中有很多关于东北的条款，张作霖暗中下达密令，加以抵制。上面说到的郭松龄反奉期间，张作霖同日本签订的密约，以及关于“满蒙五路”的条约，都长期没有兑现，日本内阁和关东军对张作霖很不满。（王海晨：《从“满蒙交涉”看张作霖对日谋略》，《史学月刊》2004年第8期）

日本原希望奉系在关外发展势力，维护其在东北的利益，但羽翼丰满的张作霖一心要扩大统治，甚至统一中国。1928年4月，面对北伐军的凌厉攻势，奉军节节败退。日本担心战火被引向关外，遂警告张作霖：“将来奉军败兵如经山海关，日兵须将其缴械。”日本催促奉军尽快返回东北，并索要更多特权，而张作霖希望日本能支持他继续留在北京。至此，日张矛盾彻底激化。关东军遂策划了皇姑屯事件，炸死了张作霖。

在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看来，除掉张作霖后，第一，奉系会四分五裂，因为“他们只是喽啰和头子的关系结合的私党”；第二，奉系崩溃，“从而引发满洲大乱”；第三，满洲大乱，“将成为于东三省建立新政权之契机”。也就是说，关东军计划趁张作霖死后的东北大乱，实现“满蒙独立”。（崔艳芳、仲晨星：《皇姑屯事件是日本武力解决“满蒙问题”的开始》，《大连近代史研究》2014年）

综而言之，将张作霖塑造成不畏日本、力争国权的爱国军阀形象，并不符合史实。为自身利益，张曾向日本出卖东北利权；同样，为了自身利益，张也曾抵制日本对东北利权的进一步渗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