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禹作敏 __天津大邱庄的前世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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禹作敏

大邱庄属天津静海县，位于天津市西南30公里。1978年起，禹作敏带领村民缔造了一段中国农村改革的“神话”。1993年，禹作敏被判20年有期徒刑走下神坛。1993年至2008年，大邱庄撤村建镇。在30年的改革进程中，大邱庄如同中国农村改革的试验田，集体经济，民营化的企业改革等无数的故事在这里流传。大邱庄是一个解析政治和经济纠葛的典型案例，扮演着一个国家发展缩影的角色。

大邱庄位于天津市西南30公里，距天津机场45公里，离天津新港60公里，紧靠津沪铁路和京福高速公路，即将兴建的丹（东）至拉（萨）高速公路傍区而过，并在距镇区2公里处开设专门进出口，国家（地区）与国家（地区）之间的贸易往来。距出口10公里丹拉高速公路与京福高速公路相接。地理位置优越，交通发达便利。

大邱庄镇地势平坦开阔，地面自然坡度很小，地面高程2.9米，地质构造为新华夏系第二陈降带，上为深厚的新生带松散沉积，表层为4-8米，以下为海相地层，表层土壤类型为潮土，即硫酸盐化潮土。

大邱庄镇属于暖温带、半湿润（大陆型）季风气候，四季分明，光照条件充足，春季干旱多风少雨，夏季炎热雨量集中，秋季昼暖夜凉，温差较大，冬季寒冷干旱少雪。

大邱庄建村于明朝永乐二年即公元1404年。当时，明朝为开发中国北部的闲置土地，颁布了移民法规，一些移民便来到这片荒无人烟的土地，搭起了窝棚，开始了近似“刀耕火种”的落后生活，因当时这里移民以“邱”氏居多，便起名邱家庄，后改名大邱庄。随着人口的繁衍和迁入，到解放前夕全村有200多户，1600多人，主要有张、刘、李、马、禹五大姓。

解放前的大邱庄村破烂、零散。村庄不大，东一块、西一片，道路坑洼不平，房屋是清一色的土坯房无砖无瓦。村内较富人家有些家庭器具，木器，也包括炊事用具等。更多无家具摆设，穷人屋里是清一色的“四清”（即个墙旮旯）和“四土”（即土墙、土地、土坑、土台子）。

大邱庄一带的耕地是退海之地，滨邻渤海，土地盐碱，地势低洼，几百年来盐碱和沥涝便成了大邱庄人不能逾越的两道障碍，为克服两种自然灾害的不利影响，一代又一代的大邱庄人进行了很多尝试，其中效果较明显的应属“台子地”，所谓“台子地”就是在土地上挖沟筑田，田筑高了，沟挖深了，即可防涝又可排碱。但是由于旧社会土地都掌握在私人手里，各自为政，“台子地”建的高低不平，横七、竖八，粮食亩产很低，就是好地块，在好年景亩产也不过150斤，一般年景不过百斤。

历史上的大邱庄穷人有十难：一是吃粮难，二是吃油难，三是吃水难，四是吃菜难，五是住房难，六是穿衣难，七是上学难，八是治病难，九是照明难。十是说媳妇难。

1978年至1993年，是大邱庄缔造神话的15年。在这15年间，大邱庄以不可思议的速度，率先崛起，成为中国老百姓心中顶礼膜拜的“圣地”，被称为“天下第一庄”。不少土生土长的大邱庄人同外人聊天时，经常会蹦出“过去”“以前”“原来”“从前”诸如此类的词汇。一般意义上来说，这些都是指1993年以前的生活。1993年以前，大邱庄至少有三样东西格外光鲜耀眼，以致让中国其他村庄的农民艳羡不已：一个超强的经济实力、一套“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体系和一位领导人。

大邱庄的起步比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提出的“解放思想”口号还要早。在举国茫然的1976年，时任大邱庄大队党支部书记的禹作敏，起用了村里人称“刘万能”的能人刘万明。刘原来在天津一家冶炼厂当工人，此人不仅懂冶炼技术，而且在天津的同行中有一批熟人。在禹作敏的大力支持下，刘万明利用大队凑起来的10万元钱，低价从轧钢厂买来旧部件，串成3台轧钢机搞冷轧，当年就赚了27万多元，第二年又赚了60多万元。如此下来，刘万明、刘万全兄弟俩成就了大邱庄的发家工厂，再以滚雪球办法，“母鸡下蛋”，由一个厂变成4个厂。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起，大邱庄的钢铁企业就开始迅速裂变、扩张，一个企业繁衍成几个，“以钢为纲”，带钢、线材、管材生产线一条接一条建起来。此时，支撑大邱庄集体经济的四大企业集团津美、万全、津海和尧舜也相继形成。1992年，大邱庄的企业发展到达一个顶峰。当时，这个天津小村甚至惊动了《纽约时报》，他们这样写道：“这个村有4400人，却有16辆奔驰轿车和100多辆进口的豪华小轿车，1990年人均收入3400美元，是中国平均收入的10倍，1992年，大邱庄的工业产值据称达到了40亿元。”

经济的腾飞与发展，也给福利体系穿上一件黄金般的外衣。“那个时候什么都是发的，连水电都不要钱。”村民描述禹作敏时期大邱庄的集体福利体系时，流露出怀念的情绪。这个“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制度，包括房子、车子、子女入学以至医疗等14项福利待遇。当然，获得这些好处是必须付出代价的，“你什么都得听禹书记的”。在这个乌托邦般的村庄中，人们在享受着“从摇篮到坟墓”福利的同时，也失去了部分的自由。尤其是乡镇企业，领导人权力空前强化，以及政企不分、产权不明、资源非市场化配置，使企业失去了最为宝贵的自由机制和发展空间。

禹作敏时代，在举国皆谈“分田到户”之时，大邱庄却把资源收归集体掌握；在市场化的分配方式成为时代主流之时，大邱庄的分配却带有强烈的供给制和平均主义色彩；在经济建设成为各地的中心之时，大邱庄还保留着浓厚的政治氛围；在明晰产权成为经济改革的一个方向时，大邱庄还保持着“大一统”的格局。禹作敏最后“栽”在一位名叫刘林山的记者手上，刘时任法制日报社天津记者站站长。刘的系列报道层层揭开了禹作敏在大邱庄所作所为的黑幕。1993年8月27日下午，天津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窝藏、妨碍公务、行贿、非法拘禁等5罪名，判处禹作敏20年有期徒刑；6年后的10月3日凌晨1时，70岁的禹作敏病逝于天津。

现在禹作敏在大邱庄留下的痕迹却十分浅略。在大邱庄肉眼能看见禹作敏名字的大概只有两处。一处是禹作敏现在的墓碑，死后他就埋在大邱庄的西边。另一处是大名鼎鼎的九龙壁，背后“大邱庄变迁记”的铭文末署名为“禹作敏一九九零仲夏”。禹作敏曾经住过的别墅就在九龙壁斜对面的智慧园。别墅里还住着人，铁门敞开，一条黄狗匍匐在门口，警惕地盯着行人。空阔的院子，即使白天也很少见到人，走进去仍能感受到十五年前的紧张。现在的镇政府就是原来的大邱庄村委会，与禹家的大院只隔着一条泰山道。距离禹作敏被捕入狱至今已有十五个年头，可禹家的院墙上的一段鲜艳的蓝底的标语有意无意的在提醒人们一段往事：严惩黑恶势力犯罪。

1993年对于大邱庄来说，是个特殊的年份，浪漫主义的集体时代和禹作敏一起被“颠覆”，个人主义时代由此谢幕。大邱庄贫富分化的种子就是从那时被埋下的。专栏作家吴晓波在《激荡三十年》里把1993年的中国形容为激荡的一年，大邱庄亦是如是。

经过了两年的准备，从1995年开始，大邱庄开始了改制，首先是从房子开始，大邱庄人买断自己的房子，3个月的时间，18万平方米的普通住宅和别墅全部出售给个人。接下来，大邱庄先后完成了医疗、物业管理、交通工具、通讯工具等14项福利改革，禹作敏制定并一直延续了多年的待遇，几乎全部取消。而这种改革面对的阻力也是很大，“毕竟以前几乎都是免费的，但必须改，企业受不了。”被称为改制后“轻装上阵”的企业开始从产权改革方面进行努力。变公有为民营；投资主体由单一变多元。其方式是：集体整体从企业中退出来，由“能人”出资“入主”。

从某种程度上说，禹作敏的死给大邱庄带来转机，由于矛盾暴露得早，大邱庄比南街村更早地完成了以股份制改造为主的产权改革。即使大邱庄的工薪阶层，也能清醒地认识到产权改革的意义。大邱庄长江道上一位杂货店老板说：“虽然那时候集体什么都分，但手上确实没钱啊，一个月的工资只有300多块，而对另一部分人来说，产权改革更大的意义是提供自由创造的空间，如果没有产权改革，也不能产生如今年销售额过百亿的友发钢管。同时，由于外来人口扩张厉害，本来属于村民的宅基地变就成了稀缺资源。村里想出的主意是去抓阄，你想买多少个，先交多少订金，然后有多少个抓的机会，结果甚至有人想买十个，到手后就卖出去。与土地相联系的，是名义上已经变成城里人的大邱庄村民，“即使户口本上盖个非农业的戳，依然不能解决社会保障，也不顶用”。

无论是在工厂集中的百亿路，还是商店林立的黄山路，无不汽车如梭，人来人往；在津美、津海、万全、尧舜度假村等小区，别墅与高楼，到处都是，随处可见老人在林荫下健身，孩童在广场嬉戏……驾车陪同记者的歧丰集团公司的一位李姓管理人员说：“大邱庄活了”。

“但是，大邱庄的今天，和禹作敏是分不开的，他在我们很多大邱庄人的心中，有沉重的份量，他和当时那批老一辈给我们留下了一个良好的工业基础，还有大量的人才，”这位李姓的管理人员又说。

早在全国许多地方的农民都在茫然四顾的1976年，盐碱地里长大的大邱庄大队书记禹作敏，就已经顶着“挖社会主义墙角，抢国有企业饭碗，搞资本主义”的大帽子，走上了带领农民办澳凯工厂脱贫的道路。那时的大邱庄，有600多户2000多人，人均收入仅167元，食不果腹，“宁吃三年糠，有女不嫁大邱庄”是当时流传甚广的民谣。仅有私塾三年文化，当过马车夫、大对会计、大队长的禹作敏，倔强地认为，“低头向钱看，抬头向前看，只有向钱看，才能向前看”，他带着大家，执着地埋头苦干着。而随后，大邱庄的集体经济，就以原子裂变的速度暴胀。

到了1992年，当初的一个企业已经裂变成了拥有50家企业的津美、万全、津海和尧舜等四大集团公司，产值从10万元猛增至41亿元。

“大邱庄集体经济达到了黄金期，禹作敏也走到了人生之巅，”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大邱庄镇政府官员说：“物极必反啊”。

那年，大邱庄的人均收入翻了10番，禹作敏要把大邱庄变成“中国第一村”的口号实现了，禹作敏作为改革典型上了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天津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的分会场设在了大邱庄，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也有了这位农民的身影；甚至，禹作敏和大邱庄也有了国际影响，《纽约时报》就有如此报道：“这个村有4400人，却有16辆奔驰轿车和100多辆进口的豪华小轿车，1990年人均收入3400美元，是全国平均收入的10倍，1992年，大邱庄的工业产值据称达到了40亿元。”

那时的禹作敏，已经被光环环绕；大邱庄，则成为禹作敏说一不二的庄园”九龙壁附近的一位店主告诉记者：“禹作敏当时管理庄子的办法极左，雇佣了很多保安，只要犯错误，就要受到惩治。”他接着手指一位正往九龙壁背后倾到污水的妇女说：“这要在当时，她肯定要倒霉！”接着他又说：“可像她这样，不管怎么行？”

媒体曾有这样的报道，一位香港记者问禹作敏“有人说你是这里的土皇帝……”，不等他问完，禹作敏就说“我去了‘土’字就是皇帝。”

“是媒体妖魔化了禹作敏，”大邱庄镇政府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告诉记者：“其实他很简朴，不喝酒，只喝面汤，他乘坐的奔驰500，以及他居住的别墅，都是集体财产，他采用了很左的办法，如责令全村农民穿西服扎领带，一口气买16辆奔驰等，都是在向世界证明中国农民行，那时，禹作敏已经扛起了中国农民代表的大旗，他的一切努力，都在证明中国农民‘行！’，但是，他毕竟是农民，无法摆脱自身的局限”。

有人说他刚烈不媚上，有人说他土包子，他敢放言招100名漂亮的外国姑娘跟大邱庄的小伙子结婚，敢跟国务委员比谁的工资高跟部长比谁的皮带贵还敢跟中南海比办公条件，这毕竟曾是诞生过义和团的大地……”一位当地老教师告诉记者：“禹作敏命运急转直下的导火索是当年的那起命案”。

1985的冬天，大邱庄万全公司经理病故，查账时发现业务员危福和存在贪污嫌疑，于是危被非法拘禁，后被殴打致死。在禹作敏得到报告后，他包庇了犯罪嫌疑人。

当检察机关办案人员到大邱庄取证时，遭非法拘留长达13小时；而当天津有关方面动用400名武警封锁通往大邱庄的所有通道时。村民和工人手持棍棒和钢管，与武警全面对峙。

1993年4月，禹作敏被捕入狱。经过38次传讯，卷宗多达86册，高过一人。

1993年8月27日下午，天津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窝藏、妨碍公务、行贿、非法拘禁等5罪名，判处禹作敏20年有期徒刑；他的儿子禹绍政同时被判10年，禹作敏时代彻底终结。

6年后的10月3日凌晨1时，70岁的禹作敏病逝于天津市天河医院。

因为禹作敏处于服刑期间，上边有要求他的尸体不能回家，亲友可以在医院吊唁，最后放宽到可以到火葬厂吊唁，当时参加吊唁的人员很多；火化之后，他的骨灰被运抵大邱庄，按当地习俗，在家存了一天。大邱庄的民众，默默为他送行。

如今，位于泰山路的那栋禹作敏曾经住过的别墅，已经易主。记者观察，这栋楼，与周围的别无二致。

大邱庄毕竟是一块伤心之地，禹作敏的两个儿子，3个女儿，都不在大邱庄居住了。他们有的在静海县，有的在天津，”大邱庄镇的一位干部说：“禹作敏儿女确切情况不祥，也有多家媒体想采访他们，都联系不上。他们只希望过一种不被打扰的平静生活。”

关于禹作敏儿女的情况，至少有3个版本在坊间流传。

据大邱庄镇的一位领导说，禹作敏的两个儿子在天津经商，3个女儿有的在静海县，有的在天津。

据禹作敏同辈份的禹姓老汉说，禹作敏的两个儿子都在天津，长子经商，入过狱的那个儿子，靠摆书报摊赚钱为生；3个女儿，有的在静海县，有的在天津，有的经商，有的当公务员。

据在大邱庄镇生活了十几年的一名出租司机说，禹作敏的长子，在唐山搞货物转运业务，生意宏大，次子在天津经商，3个女儿，有的在静海县，有的在天津。

跟禹作敏早年相识，原为静海县乡镇企业局办公室主任，现为静海县工业经委副主任的于建义告诉记者，禹作敏出事儿之后，所有的外来投资人就撤资了，包括中央各大部委；而且，企业的管理也散了架，4大集团，有3家经理处于半退休状态，效益在不断下降，集体资产不断流失，企业经营难以为继。大邱庄一下子陷入了困顿。可以说，是政治因素，影响了大邱庄的经济发展，大邱庄的衰败，这是主要原因。

“到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整个中国经济气候突变，大邱庄的经济雪上加霜，陷入了绝境。作为资金密集型的钢铁企业，随着金融秩序的整顿，资金链断了，自1998年起，大邱庄经济急剧下滑，大多数企业陷入停产或半停产状态，”一位官员告诉记者：“企业门前车水马龙的现象没了，最萧条时，工厂里寂静一片，几乎看不到人，真荒凉啊。2001年大邱庄的财政收入仅3700多万，是建镇之初的水平，大邱庄的经济跌入了低谷”。

友发钢管厂外地打工者生活的房屋生存环境有点恶劣 “到了2002年下半年，大邱庄的经济开始逐步复苏。2003年实现财政收入7200万， 2004年实现财政收入1.5亿元，2006年又攀升到了2.4亿元的高度，2007年有望达到3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达8500元”。

“仅上半年的税收就高达1.3个亿，这比不发达地区的一个县还要高，”静海县委宣传部刘副部长有些激动地告诉记者：“现在大邱庄的经济已经融入了国内大市场，已经进入了国际大循环，有些企业在国际市场上也是响当当的。”

“有了梧桐树，招来金凤凰。浙江、北京、天津等地企业家纷纷又在大邱庄投资建厂，原来转移到外地的企业家重新回到大邱庄发展。企业总数从150家增加到460家，企业资产总额从55亿元增加到 80亿元，”大邱庄的一位官员略显兴奋地说：“目前，大邱庄有住宅楼和别墅338栋，总建筑面积36.7万平方米，人均住房面积为54平方米。大邱庄，不仅活了，而且，再次腾飞了”。

分析大邱庄复苏的原因，杨明隽说，一个是改制，吸纳了个人和社会的很多资金，盘活了企业；另外是中国的整个钢铁市场看好，特别是2003年非常好，跟1992年相似，那一年税收翻了一番。

“改制，使企业所有制结构合理。95%的企业均属于股份合作制和私营，集体风险小。企业自由资金比较大，约占到50%，受国家金融形势影响较小，自身发展能力较强，”大邱庄镇的一位干部说：“我们的钢铁业发展已经形成了庞大的企业群，积聚效应明显。2006年，全镇有300余家一般纳税人企业，涉及钢铁生产性企业112家，钢铁生产能力1000万吨，2006年全镇钢铁的总产量达到了726万吨，焊管产量达到370万吨，是全国最大的生产基地，这让我们在市场的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

“人的责任心是有限的，通过改制，调动了大家的积极性，”宣传部刘副部长从另外的角度进行了解释。

“假如不进行改制，大邱庄恐怕过不了金融危机那一关，更不会有今天。”这是采访中记者听到的比较强劲的说法。

1993年大邱庄撤村建镇，就开始逐步改革了，先改了津美，以原来的四大集团为基础，变成了4个街，”回忆改制过程于建义说。

改制前，大邱庄的企业，百分之百是集体企业。好处是集体共同富裕，其弊病是项目单一，高度依赖钢铁工业；资金来源单一，主要靠银行贷款；企业办社会，负担沉重等等。改制，开始了变公有为民营的过程。“能人”出资融资“入主”原集体企业，投资主体由单一变为多元，大邱庄形成了只有两三家集体企业，以民营经济为主体的企业格局。

我们怀念禹作敏时代，那时是共同富裕，我们的住房水电什么都不要钱，我们有保障，”年过古稀的禹老汉说：“现在只有满60岁，才有每月200元的福利”；外地嫁来的一个妇女说告诉记者：“禹作敏那个时候连家里人吵架都要管，他希望家人和睦”；年近耄耋的禹姓老者说：“现在社会治安也不好，电动车锁在家门口也被偷，而那时候全民是保安，小孩都管事儿”。

我想不干活坐在家里就吃饭的日子没有了，过去14项福利，包括住房医疗电话，有人一个月电话费就花去了4万多元，不改革行吗？”对此，大邱庄镇的一位领导说：“改制的目的，就是要砸掉铁饭碗，能者多劳，能者多得，当然导致富裕程度相差较大，但是，这不单在大邱庄存在，全国各地都一样，这也是市场条件下的必然；改革就是利益调整，这种调整是为了多数人利益的最大化，不可避免地使一部分人受到影响，任何改革，不可能使所有人都受益。”。

静海县政府某部门的一位领导坦言：“现在大邱庄有的住四五百米的别墅，有的却住破旧的房子，有的一年赚几千万，有的却挣得很少，改革带来了严两极分化，改革之初并没有考虑到这些，当时只考虑企业如何生存了。”

改制在一定程度带来了贫富不均，这让大邱庄的普通村民怀念共产时代；而这怀旧，往往就是对现实的不满，那么，“假如禹作敏不出事儿，假如不改制，大邱庄能否走得更好？

禹作敏不出事儿，就不能改。大丰堆镇史家庄子，不是还走着呢！”一位村民说。大丰堆镇在与大邱庄相邻，史庄子在大邱庄走民营之路时，他们还走着当年禹作敏走的集体化共同致富之路。2007年8月2日记者所看见的史庄子，绿水绕村，小桥流水，一家一栋别墅，据静海县的一位官员说，当年一家一辆夏利，每家一台电脑。

“如果不改革，大邱庄只能萎缩，不能发展，经营必定十分艰难，”静海县委某部室领导告诉记者：“华西村和南街村按目前的路子，走不了多远。无论哪个企业，都不能孤立存在”。大邱庄镇经委赵主任也说，假如不改制，大邱庄肯定发展不到今天。

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已纳入国家发展战略规划，大邱庄则成为天津市城市建设规划的一部分。

大邱庄镇的一位领导说，县委确立了要实施“工业强县、生态立县、文化兴县”三大战略，而大邱庄镇工作的重点就是要做好“发展、生态、和谐”三项工作。

“做大做响大邱庄品牌是工作重点之一，为此要做好三件工作：加快发展，增强实力；治理污染，优化环境；实施三大战略，以人为本，构建和谐，”这位领导说：“生态立县是我县三大战略之一，良好的生态环境，是实现可持续发展、打造大邱庄品牌的重要条件，也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客观要求。大邱庄属于我县环境治理的重点地区，我们要提高环境保护工作水平，建设天蓝水清、环境优美、生态宜居的大邱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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