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班固、司马光对汉武帝时代儒学的看法 2018-11-30 15:43

在汉武帝时代，出于统治需要，儒学遇到了发展机会，这一点，司马迁、班固、司马光三位史学家都看到了。《史记》和《汉书》里都有专门的《儒林传》，介绍汉代比较重要、比较著名的儒家学者。

《资治通鉴》对儒学在这一时期的动向，也是高度关注。但是我们仔细分析一下，三位史学家对汉武帝时代的儒学，到底处于怎样一种状态，看法很不一样。我们首先来比较一下《史记》和《汉书》。司马迁在《史记儒林列传》里劈头就讲余读功令，至于广厉学官之路，未尝不废书而叹也！司马迁说他一读到鼓励大家读书做官这条政策，就情不自禁地废书而叹。我们先不讨论司马迁感叹什么。光看这个表达就很有意思。

司马迁写《儒林列传》，跑上来不是先介绍儒学，而是抒发自己的感慨。那我们来看一下《汉书儒林传》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古之儒者，博学乎六艺之文。六艺指的就是《易》、《书》、《诗》、《礼》、《乐》、《春秋》六部儒家经典，这是讲儒者的基本功，是要学习儒家的这六部经典。把这样的话作为《儒林传）的开篇，和《史记》的比起来，就显得“正经”多了。这两个不同的开篇，也预示着这两份《儒林传》有着不同的主题。

司马迁跑上来就感叹，用当官作为诱饵来鼓励大家学习儒家经典这样的做法，所以《史记儒林列传》就特别关注这些儒家学者当到什么官了。比如它谈到一批学习过《诗经》的著名学者，“孔安国至临准太守，周霸至胶西内史，夏宽至城阳内史”等等，这些都是汉武帝时代的人物，每个人只点一句，交待他们的宫职。太守和内史都是掌握地方民政的重要官员。

至于说这些学者对《诗经》有什么见解，对传播《诗经》起到了什么作用，司马迁一字不提。除了这几个人之外，《史记儒林列传》还记载了很多这样的儒家学者，司马迁都是用这种方法处理。这样的写法在逻辑上似乎讲不通，《儒林列传》，看这个题目，本来就应该谈儒学兴衰，应该表彰那些以传播儒学为己任的人物，谈谈他们的学问，他们的修养，这オ是探讨儒学的正题。司马迁舍此不谈，光町住这些人的官职。

给我们的感觉，司马迁就像一个不会写作文的高中生，写着写着跑题了。真这样吗？我们别忘了，关于汉武帝时代的文坛，有一种说法，叫做“天下文章两司马”，两司马，司马迁、司马相如，天下文章就属这俩姓司马的写得最好。就这么都能跑题，司马迁对得起“天下文章两司马”这个说法吗？《史记》还能成为千古名著吗？既然不是跑题，那又是怎么回事？难道司马迁官迷心窍？他自己一天到晚想著当官，所以也就盯着别人的行政级别？我看也不能，司马迁要真有这心思，恐怕就没有《史记》了。

那司马迁到底是想告诉我们什么呢？我想司马迁这么做，有着深刻的思考。司马迁是在表达一种忧虑，他在担心，当儒学遭遇权力诱惑的时候，还能不能保持纯正的本色，儒家学者还能不能继续守护自己的信仰？关于这一点，公孙弘就没能做到，成了反面典型。司马迁在《史记》其他篇章讨论过真正的儒者应该怎样面对自己的人生真正的儒学价值观应该怎样。《史记》里面有一篇《孔子世家》，专门记载孔子的行迹。

司马迁笔下的孔子，为了实现仁政理想，一辈子流离沛，饱经风霜，最困难的时候甚至连口饭都吃不上。但大家看，孔子什么时候屈服过，什么时候为了讨好统治者放弃过自己的原则、贬损过自己的理想？再看孔子的几十位弟子，这些人有着不同的性格、不同的特长、不同的处世态度。但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不会为了功名利禄屈折自己的志向，不会让自己迷失在世俗的名利场中。

这是司马迁在《史记》中为我们树立的真正的儒者榜样。我们再用这个标准来反观公孙弘。他不是用自己的学问和良知来矫正权力的贪欲，而是竭力迎合权力，权力需要什么他说什么，这是真正的儒家吗？公孙弘做不到在权力面前坚持自己的信仰，其他那些为做官而读书的儒者，就能做到吗？司马迁就生活在汉武帝时代，亲眼目睹公孙弘的虚伪。在用功名利禄作为学者诱饵的时代，同马迁一定见过更多像公孙弘这样虚伪的土人。

这是为什么司马迁在《儒林列传》一开头就说“余读功令，至于广厉学官之路，未尝不废书而叹也！这个叹不是赞叹，而是悲叹。司马迁感觉到，在功名利禄的诱导下，真正的儒家精神正在消失，儒学正在沦为权力的工具。但这或许正是汉武帝希望得到的结果。所以在司马迁看来，汉武帝是儒学的伤害者。班固也注意到了，汉武帝是用功名利禄诱导大家学习儒家经典，“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动以官禄＂（汉书儒林传），但班固并不认为这会对儒学造成伤害，恰恰相反，这个决策给儒学带来了繁荣，学习儒家经典的人越来越多。

班固认为，儒家的六经包含了所有我们需要的道理，为我们提供了管理社会、治理国家的成法。大家看，在班固的描写下，儒学是何等生机物物，何等经世致用！根本不像司马迁顾虑得那么危机重重。所以在班固看来，汉武帝是儒学发展的推动者。司马迁和班固的观点如此不同，关键还是他们和汉武帝时代的距离不同。司马迁亲眼目睹了公孙弘这样的伪学者放弃原则，对权力趋之若，司马迁的内心感受可想而知。但司马迁无法预见身后的历史。

班固恰恰看到了司马迁以后的这一百多年历史。百年来儒学越来越受到重视，社会影响力也越来越大，班固自己就是在这种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儒家学者。所以他不会因为公孙弘这样的个体现象否认整个历史趋势。究根溯源以后，班固认为还是要肯定汉武帝的推动作用。司马光生活在一千多年以后的宋代，这恰恰是一个儒学非常发达，儒家士大夫异常得志的时代。司马光眼里，汉武帝当然不是一个符合儒家理想的好君主，汉武帝时代的儒学，也没能起到引导皇帝、约制权力的作用。

否则司马光就不会经常把汉武帝和秦始皇相提并论了。但为什么秦始皇死后不久秦朝就灭亡了，汉武帝以后汉朝还能维持这么久呢？司马光解释说孝武能尊先王之道，知所统守。（《资治通鉴》卷二十二）不管汉武帝表彰儒学是虚情假意还是真心实意，他能这么做，说明他还是意识到了儒家经典中“先王之道”的重要性，跟焚书坑儒的秦始皇还有很大差别。

尽管汉武帝是用功名利禄引诱学者，但这也为汉武帝“受忠直之言”、“好贤不倦”（《资治通鉴》）卷二十ニ）打开了一扇门。这么看来，儒学借着这次机会，初步尝试和政权结合，即便结合得不理想，但在让汉武帝避免重留秦始皇这个间题上，儒学还是发挥了关键作用，让后人看到了儒学的价值。那么在司马光眼里，汉武帝就是儒学登上政治舞台和历史舞台的引介者。

无论汉武帝是儒学的伤害者，还是推动者，还是引介者，事实是，他任命儒者出身的公孙弘做丞相，改变了当时的政治格局。那么在公孙弘之后，还有哪些人登上过丞相的宝座，皇权优势在丞相任命这件事上有没有继续得到体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