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宏观】银发经济：中国人口结构变化对经济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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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潘向东、刘娟秀、邢曙光

感谢冯猛博士对本报告所做的贡献

前言

十九大报告要求，要实施健康中国战略，促进生育政策和相关经济社会政策配套衔接，加强人口发展战略研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构建养老、孝老、敬老政策体系和社会环境，推进医养结合，加快老龄事业和产业发展。领导人高度重视人口老龄化问题，指出妥善解决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社会问题，事关国家发展全局，事关百姓福祉，需要我们下大气力来应对。未来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情况，对我国经济发展有着重要影响。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经济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增长，经济总量世界第二，人均收入步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水平。改革开放之初，1978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1495.4亿美元，人均GDP只有156.4美元。而到2017年，中国GDP已经达到12.2万亿美元，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GDP达到8827.0美元，已经超过了世界银行2018年定义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标准，步入了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

伴随经济增长，中国人口数量和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首先，我国人口总量较高但是增速下降较为明显，2017年我国总人口达到13.90亿，人口增速仅为0.53%，同时中国劳动力拐点出现，2015年达到劳动力峰值后，中国劳动力已经出现下降。其次，中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不断提升，2015年平均预期寿命已达到76.3岁，老年人占比已经达到了11.4%[1]，老年抚养比15.9%，同时低生育率趋势明显，统计局口径每名育龄妇女生育数量仅为1.05人[2]。然后，一孩生育率持续下降，2016年一孩生育率仅为1.6%，相比较2004年下降了1个百分点，同时适婚女性的未婚比例大幅度提高，20-24岁和25-29岁年龄组女性未婚率分别提升15和17个百分点，晚婚现象更加普遍。最后，由于相对完善的养老保险制度，传统育儿观念被弱化。中国现在已经开始出现老龄化情况，人口生育情况不容乐观，人口形势较为严峻。

未来中国可能面临着人口进一步老龄化的挑战。首先，本报告预测未来中国人口峰值可能出现在2032年附近，人口峰值可能为14.62亿左右。其次，老龄化程度可能会翻倍，预测2035年老龄化程度可能会达到23.6%，比例超过了现在的两倍。然后，人口结构重心上移，第二波和第三波婴儿潮人口逐渐变老，新生儿出生不足，预期人口结构可能会呈现“头重脚轻”的情况。最后，人口数量的增长主要集中在55岁以上人口，预期2035年我国55岁以上人口会比2015年增加2.49亿，而年轻人则会减少，预计25-29岁年轻人将会减少5000万以上。

老龄化对中国经济可能会带来全方面的深入影响。第一，劳动力供给可能会减少，通胀率可能会降低，老年人对低通胀的偏好可能会影响货币政策。第二，储蓄率可能会下降，消费率可能会上升，可能会影响资本形成。第三，TFP增速可能会下降，潜在经济增速可能会下降，未来经济可能长期维持L走势。第四，利率可能会下降，战略性看多债市，老年人的风险偏好会造成固定收益类产品的需求增加。第五，政府支出可能增加，减税空间可能不大，老龄化带来社保和医疗支出增加，从收支平衡的角度，未来减税空间不大。第六，人力资本需求可能更高，就业可能结构性分化，科技能够部分替代低技能劳动力，同时对高技能劳动力需求增加。第七，老年人的定义可能会变化，退休年龄可能延迟，现有老年人标准和退休年龄标准，已经相对滞后，提高标准能够有效减少老龄化带来的社会和经济压力。

目前市场的老龄化研究主要集中在人口整体情况，对人口结构变化研究较少，对经济影响的认识相对较为狭隘。本报告介绍中国人口结构情况和老龄化发展程度，对未来中国人口发展进行中长期展望和合理预测，并全面分析人口结构变化可能会对经济造成的影响。

[1] 世行口径为10.6%。

[2] 世行口径为1.62。

中国人口结构现状

中国人口数量庞大，人口统计较为复杂和困难，国内人口数据主要是来源于统计局，跨国比较的人口数据主要来自于世界银行。现代意义的人口普查，是从新中国成立后才开始的，我国从1949年至今，分别在1953年、1964年、1982年、1990年、2000年与2010年进行过六次全国性人口普查、4次1%人口抽样调查和29次1‰人口变动抽样调查。1990年后，我国就形成了逢“0”年份十年一次的周期性普查制度，形成了逢“5”年份五年一次的1%人口抽样调查。本文认为统计局的人口数据可能更加准确，然而世行由于国际口径统一，更方便于进行国际比较和国际经验借鉴，因此本文综合采用统计局和世行二者的数据进行研究，二者只是有细微差别，并不会影响全文任何一处结论。

人口增长放缓和劳动力拐点出现

中国人口绝对值较高，但增速已经放缓，中国人口增速，主要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分别是高速阶段，中速阶段和低速增长阶段。1949年建国时，我国的人口只有5.4亿人，战后人口政策鼓励大家多生孩子，除了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人口短暂出现了负增长，人口增长率均处于2%之上，人口增长速度较快，虽然在建国初期也有知识分子认为中国需要控制人口数量[1]，但是在“大跃进”过程中，人多力量大成为了政治正确的理论，人口越多、劳动力就越多、积累就越多、发展就越快的观点占据了人口政策的制高点。1971年我国总人口增长至8.52亿人，国务院批转了《关于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报告》，国家开始加大人口控制的力度，人口增长率逐渐出现下降，从2.3%-2.7%的增长平台下降至1.3%-1.5%左右，尤其是1982年党中央发表《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提倡一对夫妇最好生一个孩子，此后人口增长率没有出现再次回升的趋势。1991年我国总人口增长至11.58亿人，此时我国计划生育政策开始趋严，党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加强计划生育工作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决定》，将计划生育政策执行力度加大，人口增长率随即开始下降，从1991年的1.30%，逐步下降至2011年0.48，此时总人口达到了13.41亿人，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效果，有效控制了人口的快速增长，大幅度降低了中国人口的增长率，此时关于计划生育的质疑不断出现，认为计划生育对我国人口老龄化、军事安全、社会安全和文化安全造成负面影响，党中央开始逐步的放松只能生一个孩子的计划生育政策。2013年，我国开始实施“单独二孩”政策，允许夫妻一方为独生子女时可以生二孩政策，2014年人口的增长率相比2013年提高了0.03%，提高幅度有限，2015年，我国又实施了全面的二孩政策，然而2016年人口增速比2015年提高0.09%后，2017又下降至0.53%，全面二孩的政策效果有限。虽然2017年我国人口已经达到13.90亿人，绝对人口数量依然是世界第一，然而关于中国人口的问题的讨论愈演愈烈，从“人口负担论”到“人口红利论”，国家对人口问题的态度也发生了改变。

[1] 马寅初，《新人口论》，《人民日报》1957年7月5日。

中国劳动力人口拐点已现，劳动力数量出现下降。我国劳动力的拐点已于2015年出现，1990年我国劳动力数量为5.031亿人，在2015年达到劳动力峰值7.871亿人，然后劳动力人数出现了下降，2017年劳动力人数降为7.867亿人。劳动力的减少被有些学者称为是中国到了“刘易斯拐点”，也有部分报告不认可这种说法，因为刘易斯拐点的原义是指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劳动力转移过程的结束，而中国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劳动力的转移受到了制度的限制，例如户籍等制度因素，中国的城市化还存在较大的空间，本报告也是认可这种观点，中国目前的城市化水平依然有提高的空间。虽然中国劳动力数量减少是否是刘易斯拐点目前存在争议，但劳动力确实是出现了下降。

我国城镇化率水平快速提升，然而户籍城镇化率水平并不高，未来城市化率依然有提升空间。1960年我国总人口6.67亿人，其中城镇常住人口为1.08亿人，农村常住人口5.59亿人，城市化率仅为16.2%，城市化率水平较低。改革开放尤其是加入WTO后，中国城市化水平迅速提高，2017年我国总人口13.90亿人，其中城镇常住人口8.13亿人，农村常住人口5.77亿人，常住人口城市化率58.5%。不过城镇常住人口中，有2.24亿人为流动人口，并不具有城市户籍，户籍城镇化率仅为42.4%。相比较发达国家的80%-90%的城镇化率，未来中国城镇化率水平具有提升空间，相应的，如果能够减少了户籍等制度因素，劳动力也有可能会出现再次上升的情形。

呈现老龄化和低生育率趋势

中国人均寿命持续提升，未来仍有可能继续提升，人口老龄化问题开始出现。1990年，中国平均预期寿命为68.6岁，其中男性平均预期寿命为66.8岁，女性平均预期寿命为70.5岁。随后，中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保持每5年1.0-1.8岁的提升幅度，至2015年提升至76.3岁，其中男性平均预期寿命为73.6岁，女性平均预期寿命为79.4岁，可以看到2015对比2010年，平均预期寿命仍然提高了1.5岁，提高的趋势并未减缓，预期未来人均寿命仍有提升空间。

中国人口结构青少年占比降低，老龄化占比上升，人口抚养比近几年出现提高。我国青少年占比逐年下降，1990年，中国0-14岁的青少年占比27.7%，2017年青少年占比下降至16.78。而我国老年人占比上升，1990年65岁以上的老年人占比5.6%，2017年老年人占比达到11.4%。抚养比呈现先降后升，1990年的抚养比为49.9%，此后逐步下降，2010年降至34.2%，然后逐步回升，2017年升至39.2%，大概回升至2005年的水平，虽然抚养比并不在历史高点，然而2010年以前的抚养比主要是抚养0-14岁的青少年，然而现在的抚养比上升主要是来自于老年人增加，人口老龄化的现象已经初步显现。2010年以前，人口抚养比的下降，形成了人口红利，有利于经济增长，而2010年以后，人口抚养比的上升，说明人口红利在缩小。

中国婴儿死亡率大幅度降低，出生率大幅度下降，死亡率近年出现上升情况。1968年中国婴儿死亡率高达9.24%，随着医疗水平的提高，婴儿死亡率大幅度降低，2016年的婴儿死亡率仅为0.86%。同时，中国人口出生率也出现了大幅下降，从1968年3.56%，下降至2016年只有1.20%，人口出生率已经是历年最低。人口死亡率近年出现了上升，1968年中国人口死亡率为0.82%，1979年降至0.62%后，稳定在0.66%左右，近年出现上升情况，2016年已上升至0.73%，人口死亡率的提升并不是因为疾病、灾害等自然因素，而是由于老年人口的增加。

中国总和生育率（Total Fertility Rates, TRF）大幅度下降，妇女生育率降至最低。总和生育率是指育龄妇女生育数量，育龄妇女一般年龄范围为15-49岁，国家统计局和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略有不同。统计局普查人口普查生育率在1965年曾经高达6.08人，最近的一次2015年1‰人口抽查仅为1.05人，生育孩子数量大幅度下降。世行口径的生育率最高在1965年为5.87人，2015年时为1.62人。两个数据存在一定差异，然而趋势是相同的，中国妇女生孩子数量已经大幅度下降。

生育意愿降低和育龄人口的减少

生育率的下降一部分原因是来自一孩生育率的下降和女性未婚比例的提升。“二孩”政策的推出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在2016年新生人口数据所公布的1723万新生儿中，二孩占比已上升到51%，比2015年提高了11个百分点。也就是说，尽管二孩政策助力有限，但如果没有政策的推动，2016年的新生人口将不足845万，局面会更不乐观。中国女性孩次生育率数据反映了这一变化。自2004年到2016年，中国的二孩生育率上升约0.2%，三孩生育率上升约0.5%，但同一时期的一孩生育率却从2.6%降至1.6%，下降约1个百分点。一孩生育率的明显下降，或许才是生育率难以回升的重要因素。除此之外，中国女性未婚比例的不断提高也是一孩生育率走低的重要因素。中国各年龄别女性未婚比例数据显示，在过去近二十年中，除15-19岁年龄段女性的未婚比例略有下降，19岁以上所有年龄组的女性未婚比例均明显上升。尤其是20-24岁与25-29岁组，其未婚比例分别从2001年的57.9％和9.6％提高到2016年的73.5％和26.5％，升幅分别约15个百分点和17个百分点，晚婚甚至不婚的现象正在变得越来越普遍。这两个年龄组正处于女性生育高峰期，未婚比例的提高对降低一孩生育率的作用自然会十分显著，而一孩生育率的降低无疑将影响到总和生育率的下降。晚婚现象的原因是多元的，一方面，当今年轻人更独立、更完善的生活与教育经历，使他们更愿意追求自己的价值，更重视个人自由，推迟乃至始终不愿走入婚姻的年轻人正越来越多，结婚生子带来的一系列时间、金钱、精力上的成本，尤其是大城市高昂的房价，也足以让许多人望而却步。

生育率下降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第三波婴儿潮人口越过主要生育年龄，导致育龄主力的年轻人的减少。新中国成立后共出现过三次婴儿潮：建国后不久就出现了第一次婴儿潮，当时，刚刚解放的新中国实行鼓励生育的政策，那时一个家庭四五个孩子很正常，人口增长率将近300%，当时中国人口有5.4亿，基数小，战后婴儿潮人口的绝对数量相对不大。第二次婴儿潮自1962年三年自然灾害结束后开始，这一波高峰在1965年，持续至1973年，是我国历史上出生人口最多、对后来经济影响最大的主力婴儿潮，，国民经济情况逐渐好转，补偿性生育来势很猛，人口出生率在3%-4%之间，平均达到3.3%，10年全国共出生近2.6亿人。第四次婴儿潮为1986~1990年，中国上一次婴儿潮新增人口已经成家立业，进入生育年龄，称作回声婴儿潮，其中1990年是这5年中出生人口最多的一年，由于计划生育政策，此次婴儿潮出生人口总量虽不及主力婴儿潮，但也有1.24亿。从2005年和2015年分年龄男女人口结构可以看到，第三波婴儿潮在2005年时主要集中在15-19岁年龄组，到2015年时，主要集中在25-29岁年龄组，此时该年龄组为生孩子高峰组，但结婚率和生育率均出现减少的情况，未来随着这批人口的年龄增长，育龄主力的年轻人口逐渐减少，会导致新生婴儿数量进一步下降。从现有人口结构可以看到，2005年的人口峰值年龄组为15-19岁组合35-39岁组，这两个组的人成长10年至2015年时，分别位于25-29岁组合和45-49岁组，这第二次和第三次婴儿潮人口的年龄变化，将是未来中国人口结构变化的重要因素。

覆盖面相对广的养老保险

我国具有覆盖面相对较广的养老保险体制，传统“养儿防老”的观念被弱化了。养老保险，是国家和社会根据一定的法律和法规，为解决劳动者在达到国家规定的解除劳动义务的劳动年龄界限，或因年老丧失劳动能力退出劳动岗位后的基本生活而建立的一种社会保险制度。我国的养老保险主要包括三支柱，分别是基本养老保险、年金制度和商业养老保险，其中城镇基本养老保险是我国最重要的养老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养老保险4.3万亿，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0.3万亿）。1989年，我国城镇基本养老保险覆盖人口总计0.57亿人，其中在职员工0.48亿人，离退休人员0.09亿人，在职与离退休的比值为5.39，而2017年，我国城镇基本养老保险总计覆盖4.02亿人，其中在职员工2.88亿人，离退休员工1.14亿人，在职与离退休的比值为2.53。支付金额上，我国城镇基本养老金对于在统筹范围内的退休人员，支付金额从1990年的每月627元，提高到2015年的每月2304元，其中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相对稍低，2015年只有每月2240元，机关和事业单位的退休人员养老金2015年分别为每月3193元和每月3210元，从全国的物价水平来看，基本能够满足现有老人的每月开支。根据笔者自身的感受，如果不是专门从事养老金缴纳的人力工作人员和研究过养老金制度的相关从业人员，普通劳动者其实并不太知道城镇基本养老保险的支付制度，对自己将来可能领养老保险时的情况，也存在着过度的自信，认为自己现在每月扣的养老保险金，会足够自己将来退休以后的养老开支，这种对养老制度的过度自信，其实是大幅冲击了传统“养儿防老”的观念，尤其是现在的城市居民，每次在提到生育孩子时，更多的是讨论养育孩子的教育、医疗等消费成本，而并没有考虑自身或者整个社会的养老体系。

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在未来的老龄化阶段可能靠不住。城镇基本养老保险理论上实行的是以现收现付为主兼具基金积累制的统账结合模式，即个人缴纳的工资8%放至个人账户实行基金积累，企业缴纳的20%用来现收现付，但实际操作中个人账户是空账，因此我国基本养老金实际上实行的是现收现付制。现收现付制具有四方面的优点：1及时发放；2减少物价影响；3增进社会福利；4管理成本较低。但同时也具有四方面的缺点：1代际间矛盾较突出，在职员工和退休职工的矛盾难以避免；2人口老龄化加重投保人负担；3影响职工投资，不利于经济增长；4提高劳动力成本。未来，如果出现离退休老人的进一步增加和在职人数的减少，目前的养老金现收现付制度的弊端可能会显现，较少的在职人员和较多的离退休人员，可能会出现一定的养老金矛盾。

那么中国未来的老龄化情况有可能会是更严重还是趋于缓和？本文结合国际经验和中国特征，做出合理的假设，对未来中国人口做出预测，并对经济的影响进行分析。

未来中国人口结构预测

十九大报告要求，促进生育政策和相关经济社会政策配套衔接，加强人口发展战略研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那么未来中国人口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中国人口老龄化情况会发展至什么程度，本报告将对我国2035年前中国人口结构进行预测。

对于中国未来的人口进行预测，关键的三项预测指标是人口死亡率、总和生育率（Total Fertility Rates, TRF）和性别比例，分别决定了人口的减少端、增加端和潜在育龄妇女数量。关于人口死亡率，现有的预测人口报告，更多的是采用现在的中国人口死亡率，依据在当下医疗水平的分年龄死亡率去预测未来中国人口的死亡率是存在一定偏差的，可能会高估人口的死亡率，因此需要结合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技术整体的进步动态调整人口的死亡率。关于总和生育率，则可能需要做一些情景假设，在不同的政策推动下，可能会有不同的生育率情景，则对未来也可能会有不同的影响。考虑到2015年为1‰人口普查数据，人口数据相对较为准确，同时5年的时间间隔适宜计算至2035年，故采用2015年的人口相关数据作为基准数据。

关键指标的国际经验和预测设定

关于平均预期寿命，从国际经验看，平均寿命预期和人均GDP呈现正向相关关系，随着人均GDP的提升，平均预期寿命也相应提升。根据世界银行统计，2015年中国平均预期寿命76.25岁，降序统计排世界第65位，属于排名较为靠前的国家，最高的国家为日本83.98岁，最低的国家为塞拉利昂，仅有51.84岁。中长期看，如果2035年，中国的人均GDP能够达到20000美元，采用外推法预测，那么按照现在的医疗水平，中国的平均预期寿命会提升3.99岁，从2016年的76.09岁提升至80.08岁。同时，本报告认为美国的经济水平在二战以来一直维持着世界最发达水平，美国的医疗水平也一直是世界较高的水平，则美国的平均寿命预期提升更多的是来自于整个医疗技术水平的提升，从这个角度看，每年的医疗技术水平提升带来的人均寿命的提升大概在0.15岁，同时如果考察最长寿的国家日本，近年日本年平均预期寿命增幅也在0.15岁左右，这个数值相对可信。如果从2015年算起，至2035年20年的时间，可能还会提高3岁的平均预期寿命。因此，综合经济发展水平和医疗技术水平提升，本报告认为，可以假设中国2035年的平均预期寿命可能在83.08岁，即提高6.99岁，其中男性平均寿命可达81.62岁，女性平均寿命可达84.66岁。

平均预期寿命的提升，意味着死亡率的下降，本报告在现有死亡率的基础上，参考平均预期寿命的提升，动态调整了预测期的死亡率。2016年的《中国人口与就业统计年鉴》公布了2015年的全国分年龄、性别的死亡人口状况，该数据中全国总计死亡率为0.54%，除了刚出生的婴儿死亡率稍高，大体上死亡率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加，同时男女的死亡率并不相同，男性的死亡率要系统性高于女性，死亡率需要分别进行测算， 2015年男性总计死亡率为0.56%，女性死亡率为0.41%，预期2035年时，男性死亡率会降至0.51%，而女性死亡率会降至0.37%，动态调整后的死亡率，能够更准确的估计人口的死亡数量。

关于总和生育率，从国际经验看，总和生育率和人均GDP呈现负向相关的关系，随着人均GDP的提升，总和生育率呈下降趋势。根据世界银行统计，2016年中国生育率为1.62，升序统计排世界第38位，属于生育率较低的国家，生育率最低的国家为韩国1.17，生育率最高的国家为尼日尔7.24。关于未来的生育率预测，中国目前生育率有下降压力但下降空间并不大，首先生育率和经济发展水平负相关，经济发达的国家相对生育率较低，生育率有下降压力，其次生育率和人口政策关系较大，中国独特的计划生育政策，确实起到了降低人口的作用，中国目前现在已经全面放开了“二胎政策”，预期未来可能会进一步放开人口政策，在放松人口政策的背景下，生育率下降的空间并不大，如果未来出台一定的鼓励生育政策，存在一定的可能会略有提升。同时，从国际经验来看，生育率并非是只能朝向下一个方向变动，已经有一些国家的生育率实现了回升，从部分欧洲国家可以看到，已有低生育率国家出现回升的案例，丹麦总和生育率在1983年曾经低至1.38，而2016年已经回升至1.71，俄罗斯总和生育率在1999年仅有1.17,2016年已经回升至1.75，但同时也要看到，和我们紧邻的两个亚洲发达国家日本和韩国，在生育率问题上并没有太大起色，韩国总和生育率在2005年达到历史最低1.08，2016年小幅回升至1.17，日本总和生育率在2005年达到最低1.26,2016年仅回升至1.44。从四个典型国家案例可以看到，未来中国总和生育率确实有可能出现不同的情况，我国未来一段时间内采取何种生育政策，可能会导致不同的生育率走势，在此本报告认为可能会有不同的情景，中性情况是在生育政策放松后生育率依然保持目前全面二孩的生育率水平，目前生育率1.62，考虑到经济发展水平提升带来的生育率下降，本报告认为此种情况生育率维持现有水平大概在1.6左右。悲观情况则是虽然政策放松，但是考虑到经济发展、女性教育水平、结婚年龄、生育观念等影响，生育率可能继续下滑，甚至有可能到日韩水平，在此情况下，假设未来人口生育率继续下降，2035年时生育率为1.4，期间人口生育率呈现线性下降。乐观情况是不仅计划生育政策放松，而且会出台一系列的鼓励生育政策，如果再考虑到我国特有的宣传和动员能力，有可能生育率会出现一定程度的回升，此情况下假定2035年总和生育率会提升至为2.0，期间人口生育率呈现线性上升趋势。

关于新生儿男女性别比，放开二胎政策后，性别比例迅速下降。放开二胎政策之前，我国新生儿男女性别比长期维持在115-120左右，男性新生儿比例相对较高，2013年放开“单独二孩”政策后，出生人口男女性别比例出现明显下降，2015年全面放开二胎政策后，出生人口男女性别比例大幅度下降，目前连续两年稳定在105左右。本报告认为，该项指标可能会保持稳定，采用105预测未来出生人口男女比例是合适的。

中国人口预测结果

通过对关键指标的假设和情景分析，本报告预测我国未来人口拐点可能在2030-2034年间出现，预期人口峰值可能在14.51-14.75之间，2035年时，人口总量可能会在14.58-14.73亿。其中在中性情景下，人口拐点出现在2032年，预期人口峰值14.62亿，2035年时人口总量可能会为14.58亿。在悲观情景下，人口拐点出现在2030年，预期人口峰值为14.51亿，2035年时人口总量可能会为14.44亿。在乐观情景下，人口拐点出现在2034年，预期人口峰值为14.75亿，2035年时人口总量可能会为14.73亿。理论上说，当总和生育率到达2.1时，人口可以维持长期平衡增长，既不增加也不减少，但是这是在足够长的时间才会达到的动态均衡，短期和中期内，人口增加数量多少不仅和总和生育率有关，也和人口结构有较大关系，中国未来人口的减少，更多的是建国后的婴儿潮诞生的一代人，在2030年前后可能会达到预期寿命离世，老龄化则是第二波婴儿潮的一代人，未来到了退休年龄。即使现有人口政策发生较大幅度的改变，也并不是一个立等可以见效的改变，采取抑制生育政策后并不是立刻可以降低人口生育率，采取鼓励生育政策后也不是立刻可以提高人口生育率，这个特性决定了即使未来人口政策发生较为重大的变化，人口的变化也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人口的变化，更多的是要放在一个更长的时间维度去考察。从不同情景可以看到，即使是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对中国人口总量的影响并没有想象得大，人口政策只能影响到新出生的婴儿数量，并无法影响现有现在相对较少的青少年成长为中年，更无法影响现在人数较多的中年在未来成为老龄人口。人口总量分析时，本报告采用三种情景分析，在人口结构研究时，本文选择中性预期做为最倾向的预期情景。

从老龄人口和抚养比来看，预测2035年，我国65岁以上老年人口数量会增加1.91亿人，占总人口比例提升至23.6%，老龄抚养比提升至37.8%。老龄人口数量和占比均持续上升，2017年我国65岁以上老年人数量为1.58亿，占总人口的10.6%，而2035年，预期我国65岁以上老年人数量将会达到3.49亿，占总人口的23.61%，老年人口数量增加1.91亿人，占比提升12.95个百分点。同时，社会抚养比将会不断上升，2017年，我国少儿抚养比24.6%，老年抚养比14.9%，总抚养比39.5%，少儿抚养比稳中略降，2035年为22.3%，而老年抚养比则上升幅度较快，2035年可能将会升至37.79%，总抚养比因为老年抚养比的上升而上升，预期总抚养比2035年可能会上升至60.1%。

人口结构发生变化，婴儿潮人口年龄上移。上文人口结构部分提及，2005年人口最多的年龄组为15-19岁和35-39岁，2015年人口最多的年龄组为25-29岁和35-39岁，那么还是这两组人，在2025年时，将会位于35-39岁组和55-59岁组，在2035年将会位于45-49岁组合65-69岁组。2015年出生的人口，在2025年将会位于10岁以下，在2035年将会位于20岁以下，总和生育率的低下将会造成新出生人口的不足，从而影响人口结构中青少儿的占比。同时，由于第二波和第三波婴儿潮人口的年龄增长，此批育龄妇女年龄增长至育龄年龄外，那么未来中国育龄妇女的人口数量将会迅速下降，在2035年时，45-49岁将会是育龄妇女最多的组，但该组的生育率相对较低，生育率相对较高的20-29岁两组人口的下降，会导致即使生育率提升，也面临出生人口不及预期的情况。同时，当2035年45-49岁组人口再增长20岁达到现有的退休年龄，即2055年左右该年龄组人口将会退休，此时人口老龄化问题将会更加严重，笔者正好处于此阶段年龄组，预期笔者2055年时，能够看到此阶段人口。

未来人口的增量将会主要集中在55岁以上人口，25-29岁人口将会大幅度减少。对比2025年和2035年相对于2015年的人口结构变化，可以看到人口结构的变化，2025年相比较于2015年，人口的最大增量部分为55-59岁人口，人口增量5123万，其次是35-39岁人口，人口增量3130万，其余增量部分主要集中在55岁以上，累计将会增加1.51亿人口，而人口减少最多的组为25-29岁人口，减少数量5330万，人口减少增量主要集中在55岁以下。2035年相比较于2015年，人口增量最大部分是70-74岁人口，人口增量为5641万人，增量部分同样主要集中在55岁以上，累计会增加2.49亿人口，而人口减少最多的同样是25-29岁，减少了5053万人。从2025和2035相比较于2015人口结构可以看到，未来人口的增量主要是老年人，增加的老年人将会带来经济的需求增长，而年轻人的数量则会大幅度减少，会相应带来年轻人需求的下降，也就是银发经济时代。同时从预测结果可以看到，新生儿的人口数量并不会出现大幅度攀升，即使放开二胎政策，未来也较难以较多的新增新生儿来扩大相应需求。

老龄化对经济可能造成的影响

经典的宏观模型分析，例如RBC（Real Business Circle，真实商业周期）模型等，在考虑储蓄和消费的跨期配置时，很多会假设人口存活时间为两期，第一期人口提供劳动力和储蓄资金，而第二期人口无法提供劳动力同时消费，对应的现实世界就是第一期为工作年龄阶段，第二期为老龄化人口阶段。

对于人口结构的老龄化带来的经济影响，通常一提起这个话题，大家就会想到养老金和养老产业话题，但是本报告认为老龄化的影响更深远更重要，老龄化可能会对整个宏观经济造成较为重要的影响，劳动供给、投资、生产率都会造成影响，从而影响潜在增长率，并且老年人的风险偏好和消费偏好，将会影响金融行业以及政府财政。我国2017年65岁以上人口占比为10.6%，大概相当于日本1987年65岁以上人口的占比（10.8%），从老龄化程度来说，日本比中国提前30年达到了中国现在的老龄化水平，同时按照本报告预测的2035年我国65岁以上老年人比例23.6%，可能是现在日本2012年的老龄化水平。本节参照日本老龄化和经济发展的情况，做一些可能的分析预测。

劳动力供给可能会减少，

通胀率可能会降低

中国未来劳动力供给可能会减少，通胀率可能会降低。老龄化带来年轻人的减少，从而导致劳动力减少，日本在1998年达到劳动力人数的峰值6804万，此后持续下降，最低2012年劳动力只有6565万人，近年劳动力又出现了小幅的回升。中国在2015劳动力达到峰值78707万人后，已经出现了劳动力的下降，2017年劳动力数量为78674，但中国和日本不同的是，日本在1987年的城市化率已经高达77.0%，而中国2017年的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只有58.5%，户籍人口城镇化率42.4%，远低于日本的城市化率水平，如果中国能够在城市准入门槛方面做出相应改革，减少农村人口入城的门槛和流动人口落户的门槛，则可能会有更多的劳动力供给。按照本报告估计的中国2035年人口结构，预期15-64岁人口会减少8600万，按照60-70%的劳动参与率计算，2035年总计劳动人口可能会减少5000-6000万。

老龄化的社会，民众更关心的是通胀率，未来中国的通胀率可能会进一步降低。菲利普斯曲线指出，通胀率和失业率存在交替关系，当通胀率高时失业率低，当通胀率低时失业率高。随着老龄化程度的增加，老年人的收入来源主要是积蓄和社保，通胀水平的上升会引起老年人更多的不满，因此在低通胀率和低失业率中，社会整体对低通胀的诉求会相对更强烈，这对央行在执行货币政策是有一定的影响。日本CPI增速在1991年曾达到3.3%，此后呈现下跌趋势，在1995年之后长期在0附近徘徊，2000-2003连续四年CPI增速为负值，2009年最低曾低至-1.4%，而失业率呈现上升趋势，从1987年失业率2.9%提升至2002年5.4%，此后十年维持在5%附近，2012年之后日本失业率开始下降，2016年再次回到了3.1%，接近了1987年水平。2017年我国的CPI增速为1.6%，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未来的通胀水平可能也会和日本类似维持在较低水平。失业率方面，日本的失业率呈现了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虽然宏观目标更注重了低通胀，但同时也要看到，老龄人口退出劳动力市场带来的就业缺口，因此老龄化会对失业率有正反双方向的影响，更可能是带来就业结构的变化，造成结构性的失业。

储蓄率可能会下降，消费率可能会上升

中国未来的储蓄率可能会下降，消费率可能会上升。储蓄和消费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收入用来消费的多则可以储蓄的自然就少。理论上，如果不考虑代际传承，宏观经济学通常是假设第二期老年人会在生命结束之前将第一期工作和投资带来的积蓄全部消费掉，因此第二期老年人的消费水平会大幅度提升，而投资水平则会大幅度下降。实际情况中，中国目前还没有实行遗产税，日本实行超额累进税率的继承税，按照遗产规模需缴纳从10%到55%不等，2017年日本遗产税共计198亿美金，占财政收入的3.9%，是日本较小的一个税种，说明老年人并不会全部消费掉所有的积蓄，但也并不会留下太多。1987年时，日本的储蓄率为31.9%，此后逐渐下降，至2012年时已经降至23.6%，降幅达到8.3个百分点，而中国2017年的储蓄率为47.0%，从2007年开始，中国的储蓄率已经开始持续下降了，预期未来可能还会继续下降。同时，中国消费水平未来可能会继续提升，日本在1987-2012年间，消费占GDP的比重从68.4%提升至75%，提升幅度为6.6个百分点，2017年中国的消费占GDP比重为53.6%，从2010年的48.5%持续提升了5.1个百分点，按照日本的经验，预期未来消费率可能还会继续提升。

TFP增速可能会下降，

潜在经济增速可能会下降

老龄化社会可能会带来全要素生产率增速的下降，需要进一步加大研发和改革的力度，提升经济发展质量。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FP）增速是指经济增长过程中除了劳动力数量提升和资本提升以外的所有效率提升，索洛提出TFP概念后，该指标被认为是衡量宏观技术的最重要指标，我国经济增长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增长转变，最重要的就是要发展TFP。TFP是一个黑箱，可以装很多方面的效率提升，包括效率改善、技术进步、规模效应和配置效率等。日本在1970-1989年之前，TFP平均大约拉动经济增长2%左右，贡献了经济增长的30%-60%，在1990-2000年，TFP平均拉动经济增长仅为0.5%，2000-2005年，TFP拉动经济增长为1.2%。对于制造业来说，TFP的作用更加重要，1970-1990年间，日本制造业TFP对制造业增长的拉动在2%-4.4%左右，贡献率超过50%，1990年后，日本制造业TFP出现下滑，对制造业增长的拉动下滑至2%以下。TFP的增长需要靠加大研发投入和提升要素配置效率，重视科技投入和加大改革力度将会是提升TFP的重要途径。对于中国来说，根据易纲等（2003）、张军等（2003）樊纲等（2011）相应的全要素生产率学术研究成果，中国的经济增长并不是单纯的依赖于要素投入，TFP增长占据了很重要的部分，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加入WTO以后，TFP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持续拉动可能在2%左右，TFP的主要提升是由于市场化改革推升了资源的配置效率，重视科技投入和加大改革力度将会是提升TFP的重要途径。

潜在增速可能会下降，长L型可能会是经济未来中长期的走势。老龄化带来了劳动供给的下降、投资率的下降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速的下降，则潜在经济增长率就自然会下降。从日本的角度看，对经济增长拖累最大的是劳动力数量的下降，1990年之后，劳动力数量的下降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为-1%左右，对制造业增长的拉动为-2%左右。对于中国来说，老龄化带来的潜在增速下降未来影响会更大，中国经济可能会长期维持L型走势。

利率可能会下降，

债券产品可能更受欢迎

老年人的风险偏好，可能会导致国债利率下降，债券市场可能会迎来“长牛”。老年人对风险的厌恶，导致权益类资产被低配，而固定收益类资产被超配，会导致整个金融产品和金融业务的需求进一步发生变化，日本的老龄化案例，给与中国较多的借鉴意义，未来整个金融业的结构都有可能会相应发生调整。从日本10年期国债利率来看，1987年日本国债利率在5%左右，在1990年房地产泡沫破灭前曾一度达到8%的高位，此后进入20年的下跌，在2012年就已经下降到了1%左右，中国的10年期国债利率从1998年以后，长期稳定在3%-4%左右。国债利率的影响因素较多，包括经济周期、货币政策、国际外部环境等，然而这些都是人口结构的一个表现，人口结构是这些因素更底层的决定因素，但同时并不是说人口结构就是一切，这是一个整体性的大的趋势性判断，过程中是有可能存在一定的波动。从最近的部分P2P和互联网金融公司暴雷中，我们也可以从侧面看到，老年人的金融需求极其旺盛，正规金融机构忽视了老年人的固定收益类产品需求，从而被相对不够正规的金融机构获得了市场，未来大型金融机构应该加大对老年人固定收益类产品的研发，更好的满足老年人的金融需求。

债市规模未来可能会进一步提高，政府债务存在较大的提高空间。美国的股市、中国的楼市和日本的债市，经常被调侃为世界三大刚性泡沫，中国在“房住不炒”的大政策背景下，挤压出的楼市投资资金更有可能是投向债市，老年人口的风险偏好决定了未来资金配置的方向更有可能是风险相对较低的债市，尤其是国债。日本债券规模占GDP比重持续提升，1998年3月日本债券总规模为3.17万亿美元，占GDP比重为80.8%，其中政府债券2.21万亿美元，企业债券0.96万亿美元，发展至2012年12月时，日本债券总规模为11.66万亿美元，占GDP比重204.3%，其中政府债券10.67万亿美元，企业债券0.99万亿美元，日本的新增债券主要是政府债券，14年来增加政府债券7.50万亿美元。中国债券未来可能进一步显性化，政府债存在提升空间，2018年6月中国债券总规模为9.03万亿美元，占GDP比重为69.1%，其中政府债券6.55亿万亿美元，企业债券2.48万亿美元，可以看到中国债券中企业债的规模相对较高，企业债相对于政府债券的评级较低风险相对较高，尤其是近年企业债券频频暴雷，可以预期债券的需求会更偏向政府债券。但是，中国的债务体系相对日本债务体系，有一定的不透明性，地方债和类地方债等隐性政府债券的规模目前并没有确切的统计，现有相关估计各地方城投平台带息债务的规模可能在4万亿美元左右，未来可能会进一步透明化。

政府支出可能增加，减税空间可能不大

目前关于减税和减社保的呼声此起彼伏，认为社保和税收制约了中国经济尤其是民营经济的发展活力，然而从日本的经验来看，老龄化带来政府的相应支出增加，政府税收的压力较大，老龄化的社会很难大幅度的降低税收和社保的缴纳水平。日本1987年政府预算支出为57.7万亿日元，其中社会保障费为10.2万亿日元，这些社会保障费包括了医疗、护理和养老金等项目，占总预算支出的比重为17.7%，随着老龄化程度提高，日本2012年政府预算支出为97.1万亿日元，其中社会保障费为29.2万亿日元，占比30.1%，并且近年来进一步提高。从日本政府各项支出占GDP的比重来看，从1995年至2012年，军费支出、研发支出和公共教育支支出占GDP的比重均保持稳定，唯有医疗卫生支出，从1995年的占GDP比例6.6%提升至10.8%，提升幅度较大，老年人口带来政府医疗支出的增加，从而加重了政府的税收压力。

对于中国来说，未来增加老龄人口的社保、医疗等需求，可能带来政府相应支出增加，从收支平衡的角度看，未来减税和减社保的空间有限。2007年我国全国公共财政支出预算合计4.7万亿元，其中社会保障和医疗卫生支出共计0.7万亿元，占比14.1%，2017年我国全国公共财政支出预算合计19.5万亿元，其中社会保障和医疗卫生支出共计3.7万亿元，占比18.8%，大致相当于日本1987年的支出结构，那么可以预期当2035年时，如果中国达到日本2012年的老龄化结构，则社会保障和医疗卫生的比例可能也会提高至30%左右。从政府支出占GDP比重来看，2015年我国医疗卫生支出占GDP的比重为5.3%，按照日本经验，2035年的比重可能也会持续提升。

人力资本需要可能更高，

就业可能结构性分化

老龄化带来劳动人口的压力，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资本和技术对劳动力的替代可能会较快发展，这对于现有的就业结构可能会带来分化冲击。按照麦肯锡的咨询报告，在美国市场有62%的职业是可以做到用人工智能替代30%以上的劳动内容，有42%的职业可以提到50%以上的劳动内容，这对于未来劳动力减少的中国具有很重要意义，大力发展人工智能能够有效弥补我国劳动力不足的趋势。人工智能的发展对不同行业的劳动力冲击是存在分化的，Author和Salomons（2017）对英美等17个发达国家过去37年生产率发展对就业岗位的冲击进行研究，发现生产率的提高对低技术水平的行业会产生负面冲击，减少工作岗位，而对高技术的行业会产生正面效应从而促进就业岗位增加。未来人工智能对中国的就业岗位冲击，可能是替代低技术含量的岗位，包括低技术含量的制造业和服务业等行业，而对高技术行业的劳动力需求量增加。中国经济对人力资本的需求会更高，高技能人才的需求会更加旺盛。

老年人的定义可能变化，

退休年龄有可能延迟

老年人的定义确定时间较早，和现在的社会发展情况并不一致，未来很有可能老年人的定义会修正，同时我国退休年龄也是有可能延迟的。老龄化的问题研究，起始于20世纪初，西方国家的老龄化现象逐步受到了政府和相关机构组织的重视，联合国1956年发布的《人口老龄化及社会经济后果》是人口老龄化最早、最权威和最重要的报告，该报告建议在发展中国家可将年龄达到60岁以上的人定义为老年人，发达国家可将65岁以上的人定义为老年人，后来为了统计口径统一，一般都定义65岁以上的人为老年人。我国的退休年龄确定时，也参考了联合国的定义，于1978年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批准《国务院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国发【1978】104号），该《办法》规定男性60周岁退休，女性55周岁退休。联合国1956年确定老年人标准，1960年全球平均预期寿命才52.5岁，美国平均预期寿命69.8岁，我国1978年确定退休年龄时，男性平均寿命65.0岁，女性平均寿命67.6岁，而现在2016年全球平均寿命已经72岁，美国平均预期寿命达到78.7岁，我国男性平均预期寿命达到74.8岁，女性平均预期寿命达到77.8岁。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和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世界和中国的人均预期寿命均大幅度提升，而联合国1956年的老年人标准和我国1978年的退休标准仍然在以当时的经济和健康状况制定年龄标准，是显得稍微落后了一些。从老年人年龄的标准来看，我国目前65岁以上老年人占比10.6%，预期到2035年会达到23.9%，如果将老年人的标准调整到75岁，则2035年预期老年人占比9.89%，和现在的老年人占比情况接近。从退休年龄标准来看，我国目前男60岁女55岁以上人口比例19.6%，预期在2035年会高达31.3%，而如果将退休年龄标准提高10岁，则预期2035年男70岁女65岁以上人口占比为20.33%，和现在的退休年龄以上人口占比几乎相等。从财政支出、社保和养老金的角度来看，如果要保持退休人员财政支出、社保和养老金保持现有的压力水平，至2035年前延长退休年龄即可达到，这个延期并不是一定要立刻执行，而是可以采取渐进式改革，当然延迟退休虽然从理论上讲是可行而且有必要的，但是延迟退休的现实推进实在是难度颇大，任何一次延迟退休的报告或者文章，都受到了较为激烈舆论压力，延迟退休说起来容易施行起来确实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结论与政策建议

综上所述，本报告针对中国人口问题做了三个方面的分析：一是全面梳理了中国目前人口现状，二是对未来中国人口进行了相关预测，三是对人口结构变化带来的经济影响进行分析。

中国人口现状目前呈现了主要四个特征，分别是总量上人口增速放缓、老龄化、低生育率程度增加以及生育率和育龄人口下降。第一，在人口总量方面，我国人口总量较高但是增速下降较为明显，2017年我国总人口达到13.90亿，人口增速仅为0.53%，同时中国劳动力拐点出现，2015年达到劳动力峰值后，中国劳动力已经出现下降，未来释放劳动力的因素可能在进一步的城市化。第二，中国人口呈现了老龄化和低生育率的趋势，随着医疗条件改善，中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不断提升，2015年平均预期寿命已达到76.3岁，老年人占比已经达到了11.4%，老年抚养比15.9%，未来可能老龄化程度可能会继续提高，同时低生育率趋势明显，统计局口径每名育龄妇女生育数量仅为1.05人。第三，生育意愿下降和育龄人口减少，一孩生育率持续下降，2016年一孩生育率仅为1.6%，相比较2004年下降了1个百分点，同时适婚女性的未婚比例大幅度提高，20-24岁和25-29岁年龄组女性未婚率分别提升15和17个百分点，晚婚现象更加普遍，同时由于第三波婴儿潮人口越过了主要生育年龄，未来育龄人口将会进一步下降。第四，覆盖面较广的养老体系冲击了传统的生育观念，城镇基本养老保险覆盖了4.02亿人，如果再加上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覆盖人数可达9.15亿人，这对传统“养儿防老”的观念造成了冲击，然而现收现付制度依赖新增在职人数维持，老龄化可能会造成现有养老保险体系无法维持。整体来看，中国人口增长情况不容乐观，生育率和育龄人口都可能会继续减少，未来可能会老龄化情况可能会更加严峻。

预期未来中国人口本文得到了四个预测结果，分别是2032附近达到人口峰值、老龄化程度翻倍、人口结构重心上移和几乎只有55岁以上人口数量增加。预测之前进行了关键指标的假设，本报告假设人均预期寿命会提升至83岁左右，生育率分设了1.2、1.6和2.0三种情况，以及男女比例大概维持在105左右。第一，在人口峰值方面，本文预测人口峰值可能在2032年左右达到，峰值数值可能在14.62亿左右，由于人口政策效果的缓慢性，乐观、中观和悲观的预期结果差距并不大并认为中性结果为最有可能的情景。第二，老龄化程度可能会翻倍，我国现在65岁以上老年人口为1.58亿人，老龄化程度10.6%，预期2035年65岁以上老年人口可能为3.49亿，老龄化程度可能会达到23.6%，老龄抚养比可能升至37.8%，总抚养比可能会上升到60.1%。第三，人口结构重心上移，我国人口的第二波和第三波婴儿潮是人口最多的年龄组，该组在2015年位于25-29岁和45-49岁，当2035年时将会位于45-49岁和65-69岁，同时由于生育率较低，新出生婴儿数量相对较少，会造成人口结构整体呈现“头重脚轻”的情况。第四，从人口数量的变动来看，和2015年对比，只有2025年时35-39岁人口组可能会增加3130万人，其他人口增长的年龄组主要集中在55岁以上，减少人口数量最多的组为25-29岁年龄组，减少5000万以上，预计2035年55岁以上人口相比2015年会增加2.49亿人，这部分新增的老年人口，会对我国经济造成重大影响。

关于未来老龄化对中国经济的可能影响，本文总共做了七个方面的分析。第一，劳动力供给可能会减少，通胀率可能会降低，中国劳动力总量已经出现下降，随着老龄化程度加深，未来劳动力可能会进一步减少，但同时中国城市化率并不高，降低流动人口门槛有可能会释放一定的劳动力，同时老龄人口的收入来源较为单一，对通胀水平更加敏感，可能会影响到宏观调控目标。第二，储蓄率可能会下降，消费率可能会上升，老年人的储蓄投资行为会减少，会将过去的积蓄用于消费，这可能会影响到宏观的投资增速。第三，TFP增速可能会下降，潜在经济增速可能会下降，TFP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来源，从日本经验可以看到，随着日本老龄化程度加深，其TFP增长率下降较为明显，老年人口的研发投入相对较少，同时由于劳动力供给减少、投资增速有限、TFP增速下降，预期潜在经济增速可能会下降，未来期待能够进一步改革，释放要素配置红利，提升潜在增速。第四，利率可能会下降，战略性看多债市，老年人的低风险偏好对金融行业的产品和结构可能会造成影响，固定收益类产品相对于权益收益类产品更加受到老年人青睐，未来随着中国老年人口增加，预期债权类产品的市场需求会进一步提高。第五，政府支出可能增加，减税空间不大，老年人口的增加带来社会保障和医疗费用的增加，政府在这些方面的投入逐步加大，从收支平衡的角度看，大幅度的减税可能不容易实现。第六，人力资本需求可能更高，就业可能结构性分化，老龄化带来劳动力压力，人工智能能够替代部分劳动力，从而达到缓解劳动力不足的情况，但同时人工智能也决定了未来高技术人才会更加稀缺，劳动力的人力资本相对更加重要。第七，老年人的定义可能会变化，退休年龄可能延迟，联合国老年人的标准定于1956年，我国的人口退休年龄定于1978年，现有的经济和医疗水平大大超过当初制定标准时的条件，老年人和退休年龄的标准可能会上升，如果标准上升10岁，则2035年时的老龄化程度和老年人带来的财政压力，将会和现在保持一致，但该方案的实施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

人口结构的老龄化可能是中国未来不可逆转的趋势，老龄化社会确实会对经济造成一定的影响，但并不是一味的宣传老龄化的负面消极影响而忽视了老龄化的积极影响，低通胀的诉求、更高比例的消费、对人力资本提升的要求，都是老龄化社会的积极影响。为了消除老龄化的负面影响，同时尽可能提升其正面影响，本报告针对性的提出一些政策建议，以及在过程中可能存在的投资机会。

一是积极转变人口观念。首先，中央政府需要转变人口观念，目前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是全面推行二孩政策，对于三孩或者多孩政策依然没有放开，这生育政策的“最后一公里”推进难度较大。其次，地方政府需要转变人口观念，我国几个主要的特大城市，在制定城市规划时，依然是以控制人口作为目标，对于人口的观点依然是“负担论”而非“红利论”。再次，社会需要转变人口观念，现收现付的养老金制度只是在代际之间进行二次分配，并不是凭空产生的，现在上班族未来退休后的养老金，是要靠现在新生儿未来工作来支付的。最后，个人需要转变人口观念，大城市晚婚晚育十分常见，丁克现象也时有发生，个体本身需要转变对于人口的观念，生育带来的消费，从某种意义上说，更应该属于对劳动力的投资，狭隘的认为生孩子降低生活质量，生孩子消费十分大是不合适的，养育孩子本身就是在投资劳动力和人力资本。

二是进一步深化改革。首先，我国劳动力供给未来仍有提升空间，相对较低的城市化率为潜在劳动供给提供空间，需要加大相关政策改革，降低城市准入门槛，为经济增长提供更多劳动力。其次，我国投资效率仍然有提升空间，进一步针对老年人做出金融产品创新，能够提高投资和储蓄率。再次，重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包括要素流动障碍和科技创新等方面，提高我国的生产率。最后，从劳动、投资和全要素生产率三个方面，全面提高我国的潜在经济增速，为我国高质量经济增长提供动力。

三是提高鼓励生育政策力度。首先，中央政府需要出来鼓励生育政策，目前我国没有全国性的生育鼓励政策，生育政策主要靠地方政府制定，相应资金也主要来源于地方政府支持，地方政府财政力量相对有限，对全国的舆论影响力也不够。然后，地方政府的鼓励生育政策力度太小，难以奏效，大前研一根据日本经验，认为3%的GDP是鼓励政策是否能够见效的分水岭，目前地方政府支持力度最大的辽宁省，也不过是简化二孩审批手续，增加产床和产科医务人员，这对于生育率的提升无疑是杯水车薪。最后，企业的社会责任担当，既然社会责任中包括生育和养育孩子，对于企业来说承担社会责任也是企业的分内事情，但目前情况是存在一定的逆向选择，因为女性有产假和哺乳假等国家法定休假规定，企业就减少女性的招聘，这种行为对企业而言有可能是能够减少成本，然而从整个国家环境来看，这么做却不利于国家，因此企业也需要加大鼓励生育政策，承担相应社会责任。

四是提升育儿配套设施投入。首先，生孩子除了生育行为带来的医疗服务费用外，还要担负着孩子的养育过程，并且养育成本实际是要远高于生育成本，因此育儿配套设施的投入非常重要。再次，育儿配套设施的提供方面，政府做的确实比社会资本提供的更好，从最近相关的幼儿园新闻看，私立幼儿园确实存在着较多问题，政府介入能够提高服务质量，降低服务成本。最后，社会资本在育儿配套设施方面，更多的是发挥补充作用，在公立体系之外，提供更高质的高端育儿服务。

五是适时延迟退休年龄。首先，联合国老龄人口的定于设定与1956年，我国人口退休的政策制定与1978年，当时的经济和卫生条件，设定的年龄门槛是合适的，然而随着经济和医疗条件发展，现在人口预期寿命已经大幅度延长，年龄门槛需要更新。然后，适时延迟退休年龄能够有效缓解我国劳动力供给不足的情况，减少未来劳动力供给对经济增长的制约影响，按照本文的预测，如果延迟10岁退休，在2035年可保持老龄化压力不提升。最后，延迟退休年龄可能推行较为困难，需要谨慎和稳妥，做好宣传教育工作并渐进式推进。

六是开发更适宜老年人的金融产品。首先，老年人的生产收益下降，老龄人口相对收入下降，然而经历了工作期间的积蓄，资产相对较多，对保值增值金融产品的需求较高。然后，老年人的风险偏好和年轻人不一样，老龄人口的风险偏好相对较低，固定收益类产品相对股权收益类产品更有优势。最后，新增的2.49亿老龄人口拥有巨大的金融产品需求，这可能会对我国的整个金融产品体系造成影响，未来的金融业需要积极应对，开发更适宜老年人的金融产品。

七是加快提升劳动力人力资本。首先，老龄化带来的劳动力数量的不足，但是通过技术进步，例如人工智能等行业，可以进行劳动力的自动化替代，资本取代劳动成为了缓解劳动力不足的方向。然后，技术进步对就业的冲击存在结构分化，高人力资本的劳动力需求扩大，而低人力资本的劳动力则逐渐被资本替代需求减小，未来就业结构会出现分化。最后，我国需要加大人力资本投入，培育更多高技能劳动力，促进经济高质量增长。

可能的投资机会方面。根据本报告的人口预测，未来只有55岁以上人口数量会增加，这些新增人口会产生相应需求带来可能的投资机会，而其余年龄组人口均会不同程度下降，相应投资机会较少。首先，老年人的金融需求，这本报告最看重的，也是反复提及的，相对低风险的固定收益类产品会更受到老年人的青睐，预期债券市场会有较好的发展，这也是现有的老龄化报告中没有提到的。其次，老年人的养老需求，主要是集中在养老和医疗方面，这个在较多的老龄化报告中均有提及。再次，看淡二胎经济，从人口预测情况来看，人口结构中新生儿和青少年人口数量均不会有大幅度上升，二胎政策带来的投资机会更可能是结构性的而非整体性的。最后，看多资本替代劳动力的需求，人工智能产业能够替代部分低技能劳动力，减少劳动力数量下降的负面影响，预期能够有较好的发展。

新时代证券宏观研究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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