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贷款”和“贷款难”，并非农村金融服务中的新问题。一边是银行业金融机构“难贷款”，有钱放不出去；一边是农村“贷款难”，想贷款贷不到。如此两“难”，一直以来使得农户和农村小微企业信贷可得性仍然不足。
目前，银行业网点乡镇覆盖率和基础金融服务村级覆盖率均达到96%，保险网点乡镇覆盖率达到95%。农民人均拥有的银行账户数约6个，银行卡人均持卡量约3张。基本实现了基础金融不出村、综合服务不出镇。比如，截至2018年9月末，全国涉农贷款余额32万亿元，占各项贷款的24%。其中，农户贷款余额9万亿元，56%为经营性贷款。
由此可见，这种“两难”状况得到了一定的改善。中国的农户数量大概是2.2亿户，约8000万农户获得了信贷，其中建档评级农户占比约60%，授信农户占比约38%，有贷款余额的农户占比约30%。再比如，目前，扶贫小额信贷余额2570亿元，支持建档立卡贫困户646万户,覆盖约28%的建档立卡贫困户；扶贫开发项目贷款余额4092亿元。
不仅农村金融服务覆盖性和便利性大幅提高、涉农信贷投放大幅增长、农户融资服务覆盖面不断扩大、精准扶贫信贷力度加大，即便是针对融资贵，今年来也取得了明显效果。表现为，“信贷成本持续下降，三季度涉农贷款利率较前两个季度下降约1个百分点，实现"量增价降"”。
成绩固然显著，存在的问题和困难依然不容忽视。两“难”问题的存在，既有金融机构方面的原因，也有农户方面的因素。要有效解决 两“难”问题，需要从两方面入手：
一方面，要大力“推动体制机制创新”。商业银行必须建立完善内部经营体制和激励约束机制，从流程上进行优化，从效率上进行提高，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同时，“创新信贷供给机构合作机制，各类型金融机构要结合各自定位和特长，在客户细分、信贷期限、投入领域等方面深化改革，形成多层次、分工明确、相互补充、各具特色的适合农业农村的金融服务体系”。此外，还应“创新增信与风险分担机制，要针对农业农村特点，创新金融产品，完善抵质押贷款产品，充分发挥信贷+担保、信贷+保险+期货的风险分担作用。”
另一方面，要不断“推动产品和服务模式创新”。要依靠互联网技术，“实现线上线下结合，降低乡村金融服务获得成本，解决物理覆盖空白和乡村长尾客户、特殊群体的金融服务难题。利用大数据技术提高获客能力，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在风险评估、风险控制方面发挥积极作用。通过人工智能等技术解决成本效率问题，增强农村金融服务的便利性。”
当然，要从根子上解决两“难”问题，还需要相关部门从财税政策保障、货币政策保障、土地政策保障和信用体系建设保障四个方面，完善乡村金融配套政策和基础环境。
比如，针对金融机构“难贷款”，首先要发挥财政的力量，要通过健全风险补偿和分担机制，让金融机构敢贷、愿贷；同时推动现有的支农再贷款、扶贫再贷款等专项倾斜政策发挥作用，进一步完善涉农资金供给体制，补充银行资金来源，合理降低银行资金成本，提高银行可持续金融服务能力。
针对农村“贷款难”，需要从土地政策方面入手，让农户有物可以抵押。比如，要围绕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和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健全农村承包土地经营权、农民住房财产权、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等涉农新型产权抵押、登记和流转体系，使新型产权定价合理、有价有市，为新型产权抵押贷款提供基本制度保障。同时，还应当推动农村征信体系建设，让农户的信用有“价”。
“难贷款”和“贷款难”在农村并存，说明在银行信贷向“三农”和小微企业输送过程中，出现了“梗阻”。要打通“梗阻”，要让资金“血液”顺畅流动，让信贷资金润泽“三农”和小微企业，让金融更好地支持乡村振兴，就必须多管齐下，多部门协作，用新思维解决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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