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北京保卫战，于谦选择“出城迎战”而非“坚城死守”，为什么

正统十四年（1449年）八月十五日，北方蒙古势力瓦剌部首领也先在土木堡几乎全歼了明军京营主力，俘获了明英宗。土木之变使明朝自明成祖时期建立的庞大的战略机动部队不复存在，此次战役后明朝迎来了其建国后最艰难的时刻，上下一片惊慌，所谓“时京师戒严，言羸马疲卒不满十万，人心洶洶”。当年十月，在重建大元的野心推动下，也先率军长驱直入，进攻北京。明军在兵部尚书于谦的指挥下，奋勇抗争，赢得了北京保卫战的胜利，使明朝得以转危为安。

北京保卫战的胜利不仅有赖于作战过程中明军将士作战勇猛、战术灵活，更为重要的是在这次战役之前，明廷做了充分的准备，为这次战役对抗瓦剌军提供了的保障。首先，另立政府，稳定局势。土木堡之变是在八月十五日，而在当月二十九日，皇太后就批准文武官员的请求，命郕王朱祁钰继位。九月初六，朱祁钰登基，遥尊明英宗为太上皇，使政府有了新的核心，使也先“挟天子以令诸侯”的计划流于失败。

其次，鉴于京师摇摇欲坠，必须立刻整军备战。在于谦的建议下，明廷先后选拔了如杨洪、罗亨信、罗通、朱谦等将领，并且调集了两京、河南备操军、山东及南京备倭军，江北及北京诸府运粮军入卫京师，并派员往京畿、山东、河南等地进行募兵训练。对于武器装备不足的情况，一方面让工部加紧赶制，一方面将南京的军械调入北京，“征南京内裤军器三分之二”，还派兵到土木堡捡拾明军所丢弃的武器。《国榷·卷二十八》正统十四年九月乙丑条：提督居庸关巡守都指挥同知杨俊奉命拾土木堡遗器，得盔六千有奇，甲五千八十有奇，神枪一万一千有奇，神铳六百有奇。

《国榷·卷二十八》正统十四年九月庚寅条：宣府总兵昌平伯杨洪拾土木堡遗器，得盔三千八百有奇，甲百二十，围牌二百九十，神铳二万二千有奇，神箭四十四万，炮八百。为了增加北京的粮食储备，将通州大仓的粮食全部运入北京，官军全部预先发放一年的俸禄。第三，增戍关隘，形成梯次防御。于谦加强了古北口、独石、居庸关、紫荆关等重要关隘的守备兵力，以达到节次消耗敌人的目的。就比如说紫荆关的防御战就为北京保卫战赢得了宝贵的五天时间。在做了大量准备工作下，明军数量超过敌人数倍，士气重新振作的情况下，明军才有了与瓦剌军在北京城下决一死战的可能。

在具体的战术部署上，于谦采用了兵出九门，背城而战的方式抗击瓦剌军队。在这项决策做出前，部分人认为应该，军队上城死守，方能万无一失，如石亨认为应该“请毋出师，尽壁九门，坚壁以老之”。但是被于谦坚决否决，他认为明军应该正面迎敌，打击瓦剌的嚣张气焰。《明通鉴·卷二十四》：谦曰：“贼张甚矣，而又示之弱，是愈张也。”但是，于谦之所以否决石亨的计划绝非只是打击瓦剌的嚣张气焰那么简单。选择“登城作战”的人只是一厢情愿的将瓦剌当成了乖宝宝，按照他们的设想，二十二万军队登城作战，瓦剌军长于野战，短于攻城，北京城必然能守住，然后瓦剌军攻城不下，必然乖乖的回到北方蒙古草原，至此天下重新太平。

但是，如果瓦剌军不回草原呢？选择向腹地深入，摧残中原经济呢？如果也先的目光在长远一点，截断京杭大运河，使明朝漕运不畅，北京有几百万军民，粮食每天都在大量消耗，时间一长，不用瓦剌攻打，北京城就不攻自破了？要知道于谦把全国能打的二线部队全部调到北京城了，其他州县的防守必然空虚，也先的目的是很容易达到的。再如果明廷坐拥数倍于敌的军队于北京城内龟缩，面对瓦剌军的抢劫事不关己，社会秩序肯定会失控，百姓一定会对政府失去信心，那时候才真的是大势已去了。还不如趁着也先以为明军精锐消耗殆尽，利用其虚骄自大的心理给予痛击，使其不敢再犯。

何况于谦的“出城迎战”并不是无脑式的与瓦剌军正面对冲，而是背城而战，仍然是基于守，在防守牢固的情况下适时出击。列阵于北京城外的明军以步兵为主，而“背城而战”的战术选择是当时以步兵为主的明军对付以骑兵为主的瓦剌军最有把握的方法：一方面背靠城墙可以掩护步兵方阵的后方，防止骑兵迂回包抄；另一方面，步兵方阵在应对骑兵冲击的时候可以得到城上火力的支援。就比如说盛庸和铁铉在靖难之役中“简阅精锐，背城而阵”，大破燕军。再如南宋名将刘锜在顺昌之役中选择“背城一战，死中求生”以五千兵马击退了金国的重装骑兵。

可以说背城而战的战法运用于北京保卫战是相当成功的，在西直门与瓦剌军作战的孙镗就与城上火力密切配合坚持到增援抵达，“信与都督王通、都御史杨善城上鼓噪，枪炮佐镗”。所以说在当时于谦兵出九门，战于城郊的决策是相当正确的。当然，明军能获得北京保卫战的胜利，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由于瓦剌确实有可胜之势，就比如说这位蒙古太师也先，如果在土木堡之变后，趁北京人心惶惶之际，马上就发动进攻，恐怕就对明朝很不利，他发动进攻的时候距离土木堡之变有一个月，给了明朝准备的余地。

不仅时机选择不对，瓦剌内部也并非铁板一块，其他两大势力脱脱不花和阿喇知院与也先貌合神离，当然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也先自己造成的，也先确实有一定的军事才能，但是他实在是缺乏一个做优秀领袖的素质，他的自私和贪婪很是致命，有着“有福自己享，有锅大家背”的作风，所谓“而南犯之利多归额森，害则均受之”，这当然会引起队友不满，何况脱脱不花身为蒙古大汗，非常渴望摆脱也先的控制，最好于谦能将也先干掉才符合他的利益。这两位在北京保卫战中基本出工不出力，不能有效配合，也削弱了也先内犯的力量。

明廷在强有力中央的组织下准备充分，造成了“先为不可胜”的态势，而反观瓦剌错失时机，内部不和，这场战役最后以瓦剌败退，明军胜利而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