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显最主要的功绩，是促进了汉藏两族的民族感情与宗教交流

在历史记载中，侯显最主要的功绩是促进了汉藏两族的民族感情与宗教交流。这固然与他出色的外交才能有关，更是源于他的出身与经历。虽然《明史》中没有明确记载，但后世学人却从《安多政教史》、《非洲厅志》、《临潭县志稿》等史料及侯显坟地的残存石碑等文物中发掘出了侯显的生平——他出生在今甘肃省临潭县流顺乡寺底下村，祖辈是藏族牧民。史料并没有详细记载这个藏族人的原名，只留下了成祖赐名的记录。或许是因为藏地民众笃信佛教，或许是因为元末明初社会动乱，或许是因为家境贫寒，侯显小小年纪就被送入本地佛教苦行僧修行的小寺“日朝”中当和尚，得到了一般穷人家孩子没有的学习机会，并在修习的过程中对藏传佛教进行了深入的了解。这一段僧侣经历在侯显年少时或许只是应付时艰的无奈之举，却成了他日后出使西域处理宗教事务的知识基础。但是，为什么一个本应与青灯古佛相伴一生的小和尚会进入京城，甚至进入皇宫做宦官呢？

相传，侯显有一个在汉藏之间往来频繁的舅父。这个舅父做点小买卖，虽然在经济上支持不了太多，却经常给小外甥讲些内地大世界的繁华故事。于是，生性活泼的小和尚动了“凡心”，决定离开藏地，去更广阔的天地发展。借着“云游”的名义，这个小和尚一路化缘，一路学习汉语、熟悉汉地文化，用了一年多时间，终于来到了北京（当时称北平）。南京路途太远难以到达，燕王治下的北京也算是政和民富，侯显决定先在这里稳定下来建功立业。明代政权建立之初，出身僧侣的朱元璋对佛教严加整顿，对于关系民族感情和政治稳定的藏传佛教更是着意管制，在西宁、甘肃等地设僧纲司，由藏僧任僧官，管理当地的宗教、政治事务。久居北京的成祖即位后，对北方宗教更加重视。永乐元年（1403），登基不久的朱棣决定派人进藏延请当地宗教领袖入京，通过赐封僧人的方式扶植、利用喇嘛教，确定朝贡制度。在他寻找合适的使者时，侯显独特的履历受到了他的青睐——侯显原是藏族和尚出身，藏语是其母语，佛学是其从小熟悉的功课，再加上他对当地风土民情、佛事礼仪的熟悉，实在是完成宗教出使任务的不二人选。

就这样，当时还是“司礼少监”的侯显被成祖赐名，率领着中央政府派出的大队人马，去卫藏寻访那位朱棣龙潜藩邸时便听说的“道行卓异”的僧人哈立麻——西藏喇嘛教噶玛噶举派黑帽系第五世活佛。这是侯显自少年时离开西藏之后第一次回到家乡，虽然是从京城的温柔乡到塞外的苦寒之地，但对他而言却是甘之如饴。带着大明皇帝指定的书籍、钱币、珍宝，侯显在春天从南京出发，只带少数亲信到了临潭，再会同当地藏族土司提供的大批健壮人马深入卫藏，寻访拜会当地的宗教领袖们。直到永乐四年（1406）十二月，侯显才回到北京，随他而来的，是哈立麻活佛等皇帝非常看重的宗教人士。在《明史》中，对于侯显一路出使的艰险情况并无描述，但却对他携哈立麻回到南京后的情况大写特写：“诏驸马都尉沐昕迎之。帝延见奉天殿，宠赉优渥，仪仗鞍马什器多以金银为之，道路烜赫。（永乐）五年二月建普度大斋于灵谷寺，为高帝、高后荐福……乃封哈立麻万行具足十方最胜圆觉妙智慧善普应祐国演教如来大宝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领天下释教，给印诰制如诸王，其徒三人亦封灌顶大国师，再宴奉天殿。显以奉使劳，擢太监。”这里对于侯显的描述虽然只有一句因为奉命出使劳苦功高，其身份从少监变成了太监，但却可以帮我们勾勒出当时侯显的无限风光。

明朝的“太监”是一个很高的职位，从少监到太监的提拔几乎可类比于普通官员从少傅到太傅，提升的空间着实不小。从皇帝给予他如此之高封赏的举动中，我们便可想象侯显出使之九死一生的艰难，理解他的出使对于沟通汉藏的重大意义。有了这次成功的出使经历，侯显便成为了大明朝数一数二的外交大臣——从成祖朱棣到宣宗朱瞻基，皇帝们先后两次把出使卫藏的任务交给他，足见皇室对他的信任。不仅如此，随三宝太监郑和第二次、第三次出使西洋的高层外交官中也有侯显的名字。这两次航行虽然没有被史官算在他“五使绝域”的卓著功绩中，却使他在具备丰富的陆上远行经验后锻炼了航海技能，为他在后来十几年间在东南亚各国的外交打下基础。永乐十二年（1414）春，侯显从陆路到尼八剌（今尼泊尔）、地涌塔两国通使。这一次，他带回的不但有小国进贡的地方珍宝，还有臣服于大明天子脚下的尼泊尔国王。龙颜大悦的皇帝此时对侯显的外交才能愈加信任了——他本对笃信佛教的地区格外熟悉，又熟悉了航海技术，足可当出使海上邻国的大任。

永乐十三年（1415），侯显终于获得了独自率领舟师的机会，远渡重洋出使于孟加拉、印度、不丹、锡金等古佛国之间，并以其才辩、勇敢得到了当地国王、贵族的钦佩，使大明王朝得到东印度各国的臣服朝贺。随着侯显、郑和等外交家、政治家、活动家不断在海外宣扬国威、怀柔抚远，大明朝的对外形象日益高大。到永乐十九年（1421），大明朝俨然成为了周边小国足以信任依附的“大哥”，故而榜葛剌（今孟加拉及印度西孟加拉邦）在受到古佛国诏纳村尔（15世纪中叶印度中土的一个小国）侵略时，选择了向明朝求助。后来两国也都愿意听从明朝的调节指挥。明朝方面选择了侯显这位外交经验丰富、熟悉尼泊尔地区事务、“有才辩、强力敢任”的大太监。侯显的这一次出使同样没有让皇帝失望，他的船队带去的是明朝皇帝的调和上谕与赏赐金币，带回来的则是两国罢兵和解、恢复正常秩序的好消息。这其中，侯显如何把两国首领从险恶的战场上拉回到友好的谈判桌旁，又怎样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慑之以威，最后怎样用大明的金币与威力说服两国罢战，我们不得而知，但又不难想象。
作为一位如此功勋卓著的大太监，侯显完全可以在宣德年间的北京颐养天年，享受秉承朱棣外交政策的皇帝朱瞻基给外交老臣的锦衣玉食。但他并没有如此，而是决定落叶归根——不仅要回到家乡临潭，还要做回僧人。于是，他上表皇帝，请求回乡颐养天年，并请中央出资在藏地建一座黄教寺院，自己愿日夜在此为皇帝与大明天下祈福。或许是出于对老臣的照顾，或许是想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对藏地的影响，皇帝欣然答应了侯显的请求。他特地拨出两名钦差，护送老太监回到西藏，并命他们将侯显少年时出家的寺院就地监督扩建，完成由朝廷济力创建的大寺院“侯家寺”。这座标志着汉藏友谊的寺院落成后，特地收藏了用金汁书写的《甘珠尔》大藏经三部和黄金制成的大明洪武皇帝牌位。寺院落成不久，已将自己的身份剥离为单纯僧人的侯显最后一次深入藏地，朝谒了大昭寺。不带政治目的，不含国家任务，他在此时得到了心灵的宁静。而返侯家寺不久，侯显便以侯家寺正袭僧正的身份圆寂，魂归西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