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今天所说的“女性诗歌” | 《女性五人诗》

我们今天所说的“女性诗歌”

文｜根据周瓒2018年12月20日发言稿整理

谈论女性诗歌，根据我的经验，往往首先需要进行概念的辨析、观念的纠偏以及文学现场意识的增强。

“女性诗歌”指的是哪些人的诗歌？是何种样态的文本？

在文学批评场域，由谁在界定“女性诗歌”？他们又是如何界定的？

如果不对相关的概念进行明确的说明，笼统地、含混地指称某人或某群人的写作，或者仅从生理性别出发把所有女作者的诗歌归为“女性诗歌”，这样的批评可能是不具生产性且缺乏历史感的，因而可能是无效的。

文学史上，我们有过对女性写作者身份的特殊供奉，比如“才女诗人”，她们的写作被称为“闺阁诗”，女诗人的风格也常被笼统归纳为“婉约”。西方文学里也有专门的词，以Poetess指称女诗人，还有以“蓝袜子”命名的贵族女性沙龙，此词后又代指女学究等。

与“才女”、“闺阁”等概念一样，Poetess和“蓝袜子”起初都带有贬义，反映的是男权社会对整体的女性创造力和思想能力的轻视心理。当然，这些都已经是历史了，曾经带有贬抑意味的词语在女性主义观念普及的今天得到了反思与改写。

我们今天所说的“女性诗歌”当指依然在演进之中的当代中国文学场域中的思潮和现象，因此也要求谈论者具备文学现场的意识。这种意识要求我们不要把女性诗歌孤立起来看待，在这个批评视角下的女诗人的写作不仅与同时代、与其他写作群体，也与新诗历史传统和诗歌写作的伦理向度密切相关。确认各种文化和政治的关联性，探寻写作的哲学基础，是女性诗歌写作及其批评的使命与责任。

女性从事写作的条件是批评和研究者经常会注意到的问题，这不仅因为历史上，由于遭受种种不公（包括创造力歧视、教育不平等、社会性受限等），大多数女性无法具备自主、独立的个人主体性，难以与男性，与其他国族、其他阶层中的另一些女性那样，获具坚实、纯粹的精神自由以及追求平等、公正的社会理想，而且也因为一定时期里性别状况经常是变化的，性别歧视的观念曾经被推翻了也可能会重新泛滥，女性一度获得的权利也可能被收回或剥夺。

在今天，我们依然有必要再次反思女性写作的条件，从而切实理解女性表达的迫切与相关议题，而那些试图在批评实践中消除性别话语，比如超越性别的提法，基本是一种观念的理想化和概念化，而非建基于性别状况的切实思考。

在今天的语境中，女性实现充分的社会化，消除对女性的歧视，积极探索两性差异、不同阶层、族群中女性之间的差异，克服性别本质主义，扩大女性投身现代科技和社会各领域的机遇，不断地激发女性创造潜能和创造力，是我们思考和讨论女性文学、女性写作，乃至女性诗歌的观念前提。

这个前提带有一定的理想色彩，它是写作者立场的宣告和秉持的信念，也可以说，它是始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迄今的当代中国女性诗歌传统的体现。

一方面，作为写作成果的当代女性诗歌显示了开阔、积极、前卫的艺术气质，另一方面，女性诗歌写作者又需要不断地反思、对抗新的性别不公现象和旧的性别观念的回潮。而且，女性诗歌及其写作者所要面对的“现实”当然也是非女性诗歌的写作者们共同需要面对的。

当代中国女性诗歌三十多年，或者，如果我们将这一视角前推，也可以论及女性诗歌四十年，我倾向于将这向前追溯的几年理解为女性诗歌诞生的土壤的形成阶段，即对应于当代诗歌史上的朦胧诗阶段。

张桃洲在新近出版的《中国当代诗歌简史（1968-2003）》中，把1980年代中期产生的女性诗歌思潮理解为“第三代”诗歌“生命意识、自我意识”启发女性诗歌“作为个体的性别意识和角色意识”的结果（P97）。这一点我基本是赞同的，而接下来需要探索的，则是基于这一点的进一步分析和总结，去指明女性诗歌为当代诗歌提供了哪些新鲜的内容，或者说，“性别意识和角色意识”的意义如何经由女性诗歌推向更广泛的文学与文化领域。

女性诗歌及其批评为当代文学批评和文化研究所提供的性别视角和性别话语，在当代中国始终没有得到推广并与其他批评方法与研究话语相融合。

女性主义作为一种思想观念与文化批评方法在中国的接受处境也是需要反思的，女性主义被广泛地但仅限应用于对于女诗人、女作家有关女性题材的作品的研究，在文化研究特别是大众文化研究中，性别视角的阐释与批评非常有效，却没有被总结为一种理论方法并转化为认识现实的能动性的力量。

在思想领域里，“政治正确”在根本没有贯彻的情况下就遭到批评与摒弃，这是我们的尴尬。

因此，在谈及女性诗歌的“现实”时，对于已经有过积淀的这近四十年的写作“现实”，我无法像韦勒克谈论文学史中的“演变”概念那样，给当代女性诗歌提供一幅演变的图景，不能够将其设计为不断进步（或不断衰落）的线性时间流，尽管我也可以以文学思潮的观察者身份对之进行一番描述，如我在另一篇文章里所做的那样。

我甚至也可以用一种轮回式的历史观念，将近四十年的女性诗歌思潮理解为“分-合-分”（凡天下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模式，但是这对于辨析女性诗歌在当代诗歌中的位置却少有裨益。我以为，把当代女性诗歌理解为一种自觉的“空间的实践”或许可以避免那种被孤立或自我孤立的局面。

这种“空间的实践”的自觉可以具体理解为身份与性别的能动对话，是对代际、媒介和语言等场域元素的重新整合与再辨析。

女性诗歌写作者的身份不应该仅仅理解为单一的性别（生理的性别sex）指认，而应该被自觉建构为多重的、流动的身份述行。

一位女诗人既因为她是一名女性，也因为她可能还是一位女工、艺术家、媒体人、海归、军人、科学家、学者等，她所来自的阶层与她自觉开拓的人生领域，帮助她丰富了自己的身份认同与性别气质，同时，她的性征也可以是多元的、流动的。把身份、性别因素置于“空间的实践”之中，也有助于打破代际划分诗人群体的传统批评方式。

我们惯常采取的“以出生年代”为依据的诗人代际划分，比如70后、80后、90后等，在日本当代文学中，则是以创作活跃年代进行归类。比较而言，我觉得，以“创作活跃年代”来考察女性诗歌，讨论其写作面貌和时代的关系可能更有效。

或者，不同于男性主导的诗歌界，当自觉地放弃代际更替的批评思路，放弃动辄pass或打倒前人的做法时，当代女性诗歌写作者就获得了一种新的关系性，在女诗人们之间，在共同活跃着的当下，以一种“同时性”的方式存在着，相互学习，并致力于在共同的处境中寻求表达的个性与差异性。

-End-

题图：Frida Kahlo

编辑：李依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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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五人诗》汇集当代五位有代表性的女性诗人有代表性的诗歌作品，风格各异，立场相近，完整展现了当今女性立身当代的感受和思考。同时，显现了当代诗歌创作的的美好风采。浅读深研，均有收获。本书具备诗学和社会学两方面的价值。

作者简介

王小妮

满族，生于吉林长春。出版诗集有《我的诗选》《我的纸里包不住火》等多部，另有多部散文随笔选集，以及长篇小说面世。

“王小妮……一行行白栅栏一样的诗，像小院子似地围着她，像浓荫的城堡，簇拥着她。她，像街头上任何一个人那样活着，安详地洗衣、煮饭。读一些字，写一些字。”

——评论家徐敬亚

翟永明

生于四川成都，祖籍河南。出版诗集有《女人》《在一切玫瑰之上》《十四行素歌》《翟永明的诗》等多部，另有多部散文随笔集面世。

“她（翟永明）的生活，跟写诗是等边关系，是收缩性地建造最大可能的心灵协调的形式，而不是美学，也不是生活的恶意转换，只是传统的生活本身，一种丰富的反应……她没有任何理论的框架，也无需对形象保密。”

——诗人、学者钟鸣

蓝蓝

生于山东烟台，祖籍河南。出版诗集有《含笑终生》《情歌》《飘零的书页》等多部，另有散文随笔集，童话集，以及长篇童话多部面世。

“蓝蓝诗歌的特质在于一种为敏锐的感受力所激发的‘诗性正义’，她的诗越来越强烈地表现出一种从热爱作为出发点的社会批判。在从‘赞美’向批判的转化中，对生命的热爱与尊重使她免于陷入流行的反讽境地。蓝蓝的诗将社会伦理情感的伤害感受与日常生活中诗意时刻隐喻式的并置在一起，充满了内在的伦理性与诗意之间的张力。”

——评论家耿占春

周瓒

生于江苏，出版诗集有《哪吒的另一重生活》《松开》《写在薛涛笺上》《反肖像》等多部，另有诗歌评论著作，以及翻译著作面世。

“在我看来，如何从女性自身的独特经验出发提出具有普遍意义的人性命题，应该成为女性诗歌关注的焦点之一，而周瓒的写作恰如其分地实现了这一点。”

——评论家张桃洲

海男

生于云南永胜，出版诗集有《虚构的玫瑰》《是什么在背后》等多部，另有散文随笔集，以及长篇小说多部面世。

“第一次读到她（海男）的诗，是她1987年参加‘青春诗会’时所作的一首长诗《首都》，我当时惊讶于一位年轻女诗人对这类题材的创作性的把握，不等我有所反应，她那里长诗、组诗和无穷尽的短诗，就像她家乡的澜沧江一样，澎湃而至。我吃惊、感叹，她的迸发的热情，她的快熟运动的写作方式，她如涌的文采，是身躯的强力扭动还是语言的？”

——诗人翟永明

诗歌高居于性别之上，她们够得上优秀的诗人。

诗歌离不开生存的给养，她们够得上聪慧的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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