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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素质教育行业分析报告》
“我想陪孩子，可我得赚钱养家”“我愿意为孩子买单，可我还是时刻担心……”。“孩子到底该去哪里”成了无数家长内心的困惑。很多家庭，尤其是在大城市拼搏奋斗的双职工家庭，为了保证足够的经济来源，不得不舍弃陪伴孩子的时间，他们迫切的需要安全、优质的托育机构。但从现实情况看，托育机构隔三岔五曝出虐童事件，两者之间的信任被一次次的虐童事件消磨殆尽。加之政策尚在修订过程中，家长、社会托育机构、政府相关部门三者纷纷扰扰，如何在儿童养育、托育这个问题上各司其责，扮演好自己的角色成了全社会关注的焦点。
跌到谷底的信任
近日，上海浦东区“凯瑞宝贝早教中心”被曝出虐待幼儿。该事件再一次引起了社会对托育机构的关注和质疑。视频中显示，一名疑为老师的女性将孩子拎起放置在杂物边上且出现殴打行为，孩子已经被吓得在角落颤抖，而其他职工在可视情况下并未采取阻止措施。
在2017年11月，携程托管亲子园也出现了教师打孩子、强喂幼儿疑似芥末物的视频，该亲子园是由携程与上海《现代家庭》杂志社联合打造的托管服务项目，并不合法合规，该案件最终以八名被告人因犯虐待被看护人罪名被判处刑罚结束。
在携程事件发生的同月，红黄蓝陷入“虐童”风波，老师扎针、喂不明药片、全裸罚站……花样百出的虐童手段令红黄蓝陷入舆论的风口浪尖，一夜之间成为众矢之的，信誉度跌至谷底。红黄蓝股价从26.59美元每股跌至 16.45美元每股，暴跌37.12%。事件最终以施虐人刘某有期徒刑一年零六个月并五年内禁止从事未成年人看护教育工作终止。
面对频发的虐童事件，有很多家长对将孩子送进托育机构陷入了一种恐慌。新世相曾在携程亲子园事件爆发后对一些正在养育幼童的家长进行了采访，在受访过程中，“无力、恐慌、不情愿、焦虑、怀疑、压力……”一度成为反复提及的热词。
频频发生的“虐童”事件就像一根硬刺，时不时刺激家长的敏感神经，引发家长与托育机构之间的“信任危机”。
托育机构的春天在哪里？
从多个调研结果看，家长们的托育需求市迫切的、旺盛的。
以80、90为主导的家庭中，双职工家庭成为主力。此外，二胎政策的落地加上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的流入，儿童托育和入园问题，这也进一步推动了托育服务需求的“双峰”增长。
据上海市妇联2017年初的调查，88％的上海户籍家庭需要托育服务，上海有超过10万的2岁儿童需要托育服务，而上海市集办系统与民办系统合计招收幼儿数仅为1.4万名。
其中希望入托的主要因素则包括：
1、家中无人带养或祖辈带养不方便；
2、幼儿父母与祖辈的育儿观不同，不愿意祖辈带养；
3、希望幼儿能尽早适应集体生活环境，学习和接触新鲜事物。
需求端与供给端存在巨大差距。
面对如此巨大的差距，很多创业者进入托育领域。
2018年4月，多乐小熊获得新东方Pre-A轮千万级投资。
2018年5月，“YoKID优儿学堂”在2018年5月获得1.5亿元人民币A+轮投资，领投方为融创中国，多家老股东跟投。YoKID于2017年10月获得软银中国、黄晓明旗下明嘉资本数千万元A轮融资，以及于2017年12月王思聪旗下普思资本的战略投资。
2018年6月，儿童托育连锁品牌袋鼠麻麻已完成数千万元A轮融资，由光速中国领投，双湖资本、大众点评创始人张涛等老股东跟投。
此外，也有很多针对托育机构内容服务商去切入幼托市场，比如刚刚获得500万元天使投资的时光迹，为托育机构提供SaaS系统、教育内容、师资培训在内的全套解决方案。
另一方面，为了照顾员工，很多公司将在公司内部举办托育机构，作为员工福利，比如京东。
资本看到了商机，政府则看到了监管空白带来的巨大危机，多地政府开始出台相应的监管政策。
在2017年，十九大就将“幼有所育”放在7项民生要求首位；2018年两会上，李克强总理也提出“加强对儿童托育全过程的监管，一定让家长放心安心。”
为了响应国家政策，实际解决地区性托育面临的问题，各地政府也开始进行政策的补充和完善。上海作为首发城市，率先出台了“1+2”文件，即由市政府印发的《关于促进和加强本市3岁以下幼儿托育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由市政府办公厅印发的《上海市3岁以下幼儿托育机构管理暂行办法》，由教育、食药监、工商、民政、公安、消防、住建等16部门联合出台的《上海市3岁以下托儿托育机构设置标准（试行）》。三个文件的协同发布，也表明了上海地区对于托育这一问题的严格重视。紧随上海之后，四川、湖北等地也推出了相关政策。
相较于幼儿园禁止资本化和连锁化发展，托育机构的需求不低，没有政策限制。最好的一点是，目前多地政策明确表态支持托育机构发展，并且设立了较高的门槛。从源头上提高了托育机构的从业水平，为未来规范发展打下基础。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政策的下达也为托育机构的运营带来了一定的压力。
根据新民晚报报道，2018年4月以来取得办学告知书的社会化托育机构，其实正面临着招不满孩子的尴尬窘境。甚至有一家托育机构因为生源不足、亏损运营，今年或许就要关闭。俊星托育是上海出台“1+2文件”后，第一个申办并获得政府告知书的营利性托育机构。负责人李星仪说，机构占地600多平方米，运营大半年，人员支出、房租成本等早就不能收支平衡。因此，近日，机构贴出了一张新的收费标准，双语班9800元，国际班12800元，比去年上调了15%。
这里面的矛盾点在于，一方面，一些家长觉得社会机构提供的托育服务收费偏高；另一方面，对社会化托育机构而言，高运营成本是必须面临的难题。
托育机构的特点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只招收一两个班级却也要配备负责人、幼儿教师、保育员、保健医生、保洁员、保安、财会人员等，必须面对建设投入大、房租及人力成本高等难题。与此同时，优惠政策很难全部落地，比如开设在商务楼里的托育机构，没法单独铺电缆、设独立电表。因此，真正享受到这个优惠政策的大概一半都不到。
目前各地已经逐渐落地托育政策并开始试点，国家发改委也已开始在全国试点增加普惠性托育服务，家庭、托育机构、政府三方通力合作力求用坚硬的态度去保护社会最柔软的那个群体。
附成都市发展改革委员会、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发布《关于入围成都市城企联动增加普惠性托育服务（0-3岁）有效供给第一批备选服务型企业、需求型机构、投资型企业、支持型企业等4类企业（机构）推荐清单的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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