奈何朝杀而暮犯？朱元璋问了一个历史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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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对腐败现象极其痛恨。他终其一生高举严惩贪污的《大诰》，大惩贪官，甚至祭出将贪官“剥皮实草”公开示众的狠招来，但是这个“大杀器”依然未能阻止贪腐之官员如过江之鲫。所以在其晚年，他曾发出这样一句感慨：“我欲除贪赃官吏，奈何朝杀而暮犯？”

明太祖朱元璋出身贫苦，从小饱受贪官污吏的敲诈勒索，对官吏贪污腐败恨之入骨。他曾经说：“从前我在民间时，见州县官吏多不恤民，往往贪财好色，饮酒废事，凡民疾苦，视之漠然，心里恨透了。如今要平立法禁，凡遇官吏贪污蠢害百姓的，决不宽恕。”（《明太祖实录》卷三十八）因此，朱元璋赶走元帝彻底消灭各地割据势力后，在全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反腐败”运动。

洪武四年（1371年）十一月，朱元璋“命官吏犯赃者罪勿贷”（《明史·本纪第二》），矛头直指中央到地方的各级贪官污吏。

朱元璋反腐败并非“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是思路清晰，敢作敢为。例如，洪武八年（1375年）的空印案和十八年（1385年）的郭桓案，声势都极其浩大，两案连坐的以及被冤杀的达七、八万人。据说人数之众，连朱无璋自己都吓了一跳，但是他依然毫不犹豫地来了一个“一刀切”。

在郭桓案之后，朱元璋深感治理贪污不光要严惩罪犯，更要从制度上堵上贪污之门。他发明了大写的“壹贰叁肆伍陆柒捌玖拾佰仟”用于记帐，这些汉字书写虽繁琐，但可以有效避免涂改数字，故沿用至今。难能可贵的是，朱元璋对自己亲属的腐败同样敢于惩罚。

明初有人检举他的侄儿朱文正违法乱纪，朱元璋立即罢了他的官。洪武三十年（1397年），驸马欧阳伦出使办事时私贩茶叶，从中谋取暴利，朱元璋下令依法把他赐死。

在惩罚方式上，朱元璋更是将残酷的刑罚发挥到了极致。“重绳赃吏，揭诸司犯法者于申明亭以示戒。”（《明史·志第七十》），用“剥皮实草”的残酷刑法处置贪官。

在制度建设上，朱元璋也是下了很大的功夫，制定并颁布了整肃贪污的纲领——《大诰》，将他惩办过的大案要案以及对腐败官员的严厉惩处全部详文列出，并加上“编者按”形式的警示语，印发全国家家户户。无论是高官还是平民，都必须利用一切业余时间认真学习。一个罪犯如果你家里收藏了《大诰》，那么在量刑的时候，可以罪减一等。

就在《大诰》发布的当年，就有十几万的学生，进京来讲演《大诰》，搞了一次大规模的宣传教育活动。这个《大诰》减刑的这种措施，成为明朝的一个刑法上的一个制度，以后凡是在量刑的时候，说有《大诰》就减刑一等。

大诰

至于编《大诰》的目的，老朱还有一段苦口婆心的话，他说：“这书又不是吏员话，又不是秀才文，怕不省得，我这般直直地说，大的小的都要知道，贤的愚的都要省得，这书与管军的造福，不是害他的文书。”意思是，我这个话，我这个书，不是秀才文，也不是官员写的，吏员写的，就是实话，我这个文章不是害人的。客观地说，老朱编的《大诰》里虽然每个案例都伴随着严刑酷法，但是也伴随着他的一颗爱民之心。

但是，在明朝初年的几十年里，朱元璋用他那让人心惊胆战的严酷刑法，屡次清理官僚队伍，在那一次次声势浩大的反腐浪潮之后，在一群群贪官污吏被送上刑场之后，朱元璋的重型治国究竟给明朝带来了什么呢？明朝初年的官场是否就能够从此焕然一新了？

剥皮

实际上，朱元璋从行动到制度上的反腐败努力最后以失败告终，正如朱元璋自己所说：“我欲除贪赃官吏，却奈何朝杀而暮犯？”不能否认，朱元璋反腐败具有良好愿望和动机。但是，朱元璋在反腐败的问题上并没有留下更多的清名，为什么朱元璋没有做得更好？其原因一直存在争议。

其实，不仅明代，在中国其他朝代，官员腐败的记录也是屡见不鲜。《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一书中曾说：“中国一部二十四史，其实是一部贪污史。”可见，在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中官吏腐败现象是普遍性的、连续性的、顽固性的。朱元璋的一些具体做法，确实有值得商榷并为后人力诫之处。

例如，朱元璋所大力推崇的“重典治吏”措施。从现代法的精神看，“重典治吏”有很大的弊端。为了达到惩治腐败的功利目的不择手段，不区分犯罪情节轻重和危害大小都施以重刑，不但丧失了法令的公正价值，而且违背了罪责性相适应的立法基本原则。这样做不仅达不到惩贪治吏的目的，还大大挫伤了官吏行政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导致知识分子不愿入仕，影响了选拔官员的质量。

此外，监督腐败的权力得不到有效的制约和监督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这表现在朱元璋开创了用特务机构反腐败的“先例”，设立巡检司和锦衣卫，广布耳目。反腐败监督权的恶性膨胀，最终造成社会政治和经济生活更加黑暗。

在监督腐败权得不到有效制约的情况下，加之最高决策者和监督执行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必将造成监督执行者和被监督者相互勾结，共同腐败，最终导致整个官场腐败的不可收拾。

应该说，朱元璋为清除腐败、整肃吏治而采取多管齐下的措施，其用心不可谓不良苦，决心不可谓不坚决，设想不可谓不周密，刑罚不可谓不严酷。这些做法，尽管朱元璋在世时确实也收到一定效果，但并未能从根本上遏制住贪污受贿现象的蔓延。

朱元璋苦口婆心地对官员们的训诫谈话，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只是对新任官员还起点作用，任职时间一长就成了耳旁风。官员做官时间越长，自律能力越减弱，直到完全堕落。

洪武18年（1386年），朱元璋慨叹道：“朕自即位以来，法古命官，布列华夷。岂期擢用之时，并效忠良，任用既久，俱系奸贪。”朱元璋对地方官员实行监察考核制度，应该说是个比较好的制度。刚开始尚行之有效，但到后来，渐渐也变成了表面文章，走走过场而己。

特别让朱元璋大伤脑筋的是，他专门设置的用以监督各级官吏行为的都察院御吏和六科给事中的官员也不自爱自重，存在不同程度的贪污受贿劣迹。

朱元璋用重刑惩治违法官吏，尽管杀了多少万人，效果也是不大，贪官污吏依然是前仆后继，杀不完，斩不尽，气得老朱捶头顿足，说：“我欲除贪赃官吏，奈何朝杀而暮犯？”

“奈何朝杀而暮犯”，这是一个历史性的问题。所有的权力都对人具有强烈的腐蚀作用，特别是在高度集中的皇权专制下，下级官员对上级官员的人身依附是不可能避免的，而在人身依附下，又是很难建立起完备有效的权力监督和制约机制的，贪污腐败是必然的结果。不可能放弃皇权专制的朱元璋又怎么能真正解决腐败问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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