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用及其残忍的手段，被指责滥用私刑，杀害无辜

长期以来，曾国藩头上都顶着一个不太好听的绰号——曾剃头、曾屠夫，这是人们指责他滥杀无辜，残酷镇压农民起义。曾国藩进士出身，又立志要成为圣贤，我们很难将滥杀无辜这样的事和他联系在一起，那么这两个绰号他到底是怎么得来的呢？

咸丰二年时，农民起义风起云涌，需要说明的是，当时的农民起义几乎是遍地开花，不仅仅是太平军。以湖南省来说，各地区的会党纷纷起义，尽管规模不大，但已经对封建政权和地主阶级发起了挑战。形势更为严峻的是，一旦这些会党起义形成规模，就会和太平军一样无法遏制。

这一年底，曾国藩带着他的湘勇来到长沙，他一方面是要防止太平军由江西进入湖南，另一方面就是要镇压这些会党。为此，曾国藩制定的策略便是“就地正法”，其具体办法是令各地团练头子直接捕杀和捆送形迹可疑、眉眼不顺之人，或令各县就地处决，或送往省城交他审讯。

曾国藩还提倡以本乡、本族之士绅捕杀本乡、本族敢于反抗之民，“轻则治以家刑，重则置之死地”，生杀大权尽归团练头子、族长掌握。这样，既能了解实际情况，又可避免引起乡村和宗族之间的争斗。

起初，曾国藩和湖南巡抚张亮基商定，各地团练头子抓到会党成员后，一律交给湖南的首县善化县审理，但后来曾国藩觉得这样杀人的速度不够快，于是便成立一个叫“审案局”的机构，专门负责审讯和杀人。事实上，曾国藩最担心的是，地方官吏腐败无能，办事效率低下，不能胜任这一工作。

不得已之下，曾国藩这才在司法机关之外设置了审案局，只要犯人解到，重则立决，轻则毙之杖下，又轻者鞭之千百。审案局办案不依照任何法律条文，也不需要任何证据，只是以地方士绅的言词和要求为依据，稍加讯问，立即结案，这些人一到了审案局，几乎是没有活着出去的。

曾国藩的这种做法让人很不解，这不是目无王法，滥杀无辜吗？如果我们都能看到这一层，曾国藩本人自然也会清楚，他之所以用非常手段，不外乎有两个目的：

一，制造白色恐怖，使当地群众不敢接近太平军。

当曾国藩听说江西百姓纷纷欢迎太平军，并以粮食、用品接济时，他很得咬牙切齿，认为只有“使民畏我远过于畏贼”，才能达到孤立太平军的目的。这样，即便是太平军进入湖南，得不到当地群众的支持，也就无所作为了。

二，杀一儆百，让群众屈服于统治者。

曾国藩认为，由于几十年官府腐败，该办的案不办，该杀的人不杀，导致民众反抗情绪高涨。加上太平天国革命的鼓舞，民众们纷纷认为大清的法律无法信任，官府不足畏惧。因此，他采取严刑峻法，大开杀戒，试图打消人民企图摆脱清朝统治的念头，让那些即将起来造反的人重新回到封建秩序中来。

应该说，曾国藩对当时湖南形势判断是很准确的，虽然太平军离开湖南，但潜在的威胁很大，他们正在积极活动，准备发起较大规模的起义。由于曾国藩的残酷镇压，致使已经发动起来的起义尽数被扑灭，正在酝酿的起义也销声匿迹，被冲乱的封建秩序迅速得以恢复。

但是，曾国藩如此残忍的屠杀会党群众，不仅为广大人民所切齿痛恨，也受到社会舆论的抨击，一时间“曾剃头”、“曾屠夫”之类的绰号和各种诅咒传遍湖南乃至全国，并遭到一部分士绅和官员的反对。幸运的是，最高统治者咸丰皇帝对他的做法持赞成意见。

咸丰三年二月曾国藩上了一道奏折，详细描述了湖南的情况，并为自己做出辩解：“当此有事之秋，强弱相吞，大小相侵，不诛锄其刁悍害民者，则善良终无聊生之日，不敢不威猛救时，以求于地方有益。”咸丰在奏折上批示：“办理土匪，必须从严，务期根诛净尽。”

正当曾国藩在湖南官场中处境极为孤立的时候，得到了咸丰帝这个朱批，如获尚方宝剑，再不怕地方官员的反对和舆论的谴责。这样，曾国藩就在近代史上开了一个恶劣的先例，撇开一切法令条文和司法机关，不经任何法律程序，随意抓人、杀人，这也是他受到批判的主要原因。但同时也该承认，曾国藩非常之时用非常手段也是合情合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