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三国志》载：曹操军队没有吃的，程昱供他三天伙食，餐餐混有人肉；袁绍在河北吃桑椹；袁术在江淮吃水草过日子；刘备被袁术打败后，在广陵人相食；更痛苦的是百姓的生活。董卓之乱，民不聊生，白骨委积。
三国地图
正文：
三国时期，魏、蜀、吴三国都沿袭了东汉的户籍制度。在此种制度下，户口隐匿脱籍虽然严重，但国家所掌握的编户数仍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晋书》卷14《地理志》载：“至桓帝永寿三年(157)，户千六十七万七千九百六十，口五千六百四十八万六千八百五十六。”此为东汉最后一次大规模的人口统计。
又载:“太康元年(280年)，平吴，户二百四十五万九千八百四十，口一千六百一十六万三千八百六十三。”此为西晋统一全国时所掌握的编户数量。
然而，由于《三国志》缺乏“志”的缘故，《三国志》及裴松之注均没有给我们留下完整的、系统的户籍统计数字。
一、三国人口史料考证
东汉末年和三国时期的户口数字并无正式的记载，散见于史书的原始史料大致有如下数条：
其一，《三国志》：“刘禅送士民簿，领户二十八万，男女口九十四万，带甲将士十万二千，吏四万人。”
其二，《三国志》:“(王)浚收其图籍，领州四，郡四十三，县三百一十三，户五十二万三千，吏三万二千，兵二十三万，男女口二百三十万……后宫五千余人。”
其三，《后汉书》：“及魏武皇帝剋平天下，文帝受禅，人众之损，万有一存。景元四年，与蜀通计民户九十四万三千四百二十三，口五百三十七万二千八百九十一人。”
其四，《晋书》:“刘备章武元年，其户二十万，男女口九十万。”
其五，《晋书》:“孙权赤乌五年，其户五十二万三千，男女口二百四十万。”
其六，《通典》：刘备章武元年，有户二十万，男女口九十万；魏氏唯有户六十六万三千四百二十三，口有四百四十三万二千八百八十一。孙权赤乌五年，有户五十二万,男女口二百三十万。”
三国人口
史料所显示出的三国时期的户口数，最突出的矛盾就是数量太少。如果说魏国的户数少到只比吴国多一点，还能用黄河流域持续不断的战乱、天灾、人口迁徙等原因来解释的话，那么南方蜀、吴两国户口之少就怎么也说不通。
战乱、灾害对南方的影响远不如对北方那样严重，况且由于北方移民的迁徙，南方人口理应有所增加，怎么可能不增反减呢？因此，对蜀、吴两国口户数的质疑是合理的、有必要的。
由于原始文献资料有限，尽管大家都觉得这些户口数有问题，却很难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来。
二、三国实际人口数量
梁启超指出：“东汉初视西汉全盛得三之一，三国视东汉全盛得七之一，唐初视隋全盛得三之一，宋初视唐全盛得四之一，清初视明全盛得三之一，此其大较也。”
中国两千年的君主社会，因大规模战争导致的人口耗损不足为奇，而无论东汉初年，唐初，宋初，还是清朝初年的人口统计显示，人口大致均减少为鼎盛时期的1/4至1/3。
惟有三国时期，人口竟然减少到东汉永寿三年统计时的1/7。如果说三国是由治入乱，那么隋入唐，五代入宋，明入清时的乱世比之三国时期毫不逊色，引起三国人口数量剧减的因素一个不少地影响着其余乱世，怎么能用“天灾人祸”就解释清楚呢？
唯一的理由，只能是统计数字出了问题。总之，三国期间户口数字如此之低，完全不符合当时人口的实际，主要原因是大量人口未列入户口登记。这些未列入户口登记的人口，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曹操剧照
第一，世家豪族户口。在曹魏统治的中原，蜀汉统治的益州，以及以世家豪族作为基础的东吴，“荫户”的现象十分普遍。
如果除去列入“兵户”，即使最保守的估计，三国时期世家豪族的私家佃客，也要倍于州县编户，其数约294.6万余户、1534.4万余口。
第二，屯田生产者不列入编户。曹操早在建安元年，即开始募民屯田，后又推广于各地。民屯上的典农官是独立于郡县之外、自成系统的，屯田上的劳动生产者另立户籍。
据《晋书·地理志·总序》记载，西晋灭吴重新统一全国时有户2459840、口16163863。比《通典》所记载的三国总户数增加了67%，即986417户、8490982余口，这都是罢屯田以前的屯田客。
刘备兵败
第三，“兵”、“吏”不属州县管辖。户口统计时应分为“户”、“兵”、“吏”三类。然而，《通典》对三国人口的统计，仅局限于户，而缺少“兵家”与“吏家”，自然不全面。
《中国人口史 》在此基础上做了补充，即兵、吏既然分开，“兵”当有“兵户”，“吏”亦当有“吏户”。据统计，三国总计兵户当在83.2万余户，即357.8万余口；三国总计吏户为19.7万余户、98.5万余口。”
第四，少数民族大都不在州县编户之内。《中国人口史》认为，少数民族总数“共约四百七十四万”。
按照对这四类未被纳入编户人口的分析，《中国人口史》将其相加，再加上原有的州县编户787万，得出了三国末期实际人口的估计数有3800万人，而三国初期，人口约475.2万户、2653.9万人。
袁术剧照
三、三国人口减少的原因。
有关三国时期人口减少的原因，虽然可用“战乱”、“天灾”等笼统模糊的字眼来概括，但毕竟过于简陋。不仅如此，任何一次战争爆发，尤其是冷兵器时代的战争，都会引起人口数量的大幅减少。
《三国志》卷1《武帝纪》载：建安二十二年，发生大疫，使“建安七子”一下子死了四位；
乱世田弃不治，粮食减少引发的大饥荒，不仅对军队有着极大的影响，对于老百姓的生活更是致命的打击。曹操军队没吃的，程昱供他三天伙食，餐餐混有人肉；袁绍在河北吃桑椹；袁术在江淮吃水草；刘备被袁术打败后，在广陵人相食；
赤地千里
更痛苦的是百姓的生活。董卓之乱，民不聊生，长安城内“人相食啖，白骨委积，臭秽满路”。“
梁启超指出，对于人口数量的非常规减少，曹操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是三国时期首屈一指的人屠。陶谦部下杀了曹操的父亲，曹操为父报仇雪恨时，“凡杀男女数十万人，鸡犬无余，泗水为之不流”
在曹操征战过程中，凡曹军攻破城邑，就实施屠城，不仅全城丁壮被戮，即使妇孺亦不能幸免。以后曹操又下令:“凡围而后降者不赦，以示威天下。”
敌方必须在曹操大军包围城池前放弃抵抗，否则即使投降也照杀不误。此外，曹操在官渡之战中“凡斩首七万余级”。次年他自己也承认：“国中终日行，不见所识，使吾悽怆伤怀。”
蝗虫蔽日
以曹操两次屠杀而论：前一次屠杀多半为仇恨状况下的率性而为，充分展现了曹操个性中残暴的一面；后一次屠杀袁军七万多人，可能多半为无奈之举：曹操在官渡与袁绍决战，全靠烧了袁绍的粮草才取胜。
自己部队的粮食尚且不够，怎有余粮“接济”七万袁军？养不起，只能杀。此时曹操连暗通袁绍背叛自己的部下都能容忍，又怎会随意对道义上并不理亏的敌军降卒痛下杀手呢？何况曹操一向以化敌军为己军为能，这一次例外，实属无奈。
参考文献：
《三国志》
《通典》
《中国人口史 》
《人口统计学》
《人口地理选集》
《华阳国志校补图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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