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5月1日中国首次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

撰文|赵立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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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一”国际劳动节是来源是要求“8小时”工作制的诉求。

五一劳动节，源于美国芝加哥城的工人大罢工，是劳动人民维护自身权益的一次民主示威活动，由此掀起了全世界劳动人民对自身权益的诉求，历史意义非常重大。1886年4月，25万工人参加了五一劳动节游行示威活动。此项活动由非政府国际工人联合会组织，活动的中心在芝加哥，商人和政府对这次活动愈来愈表现出的革命性感到恐惧，当地商界首脑要求增加警察和军队的数量。

芝加哥大罢工

这场斗争虽然被镇压了,但其意义却十分深远，此后由于各国工人阶级的团结和不断斗争，终于赢得了8小时工作制和劳动节。

1889年7月，第二国际宣布将每年的5月1日定为国际劳动节。这一决定立即得到世界各国工人的积极响应。1890年5月1日，欧美各国的工人阶级率先走向街头，举行盛大的示威游行与集会，争取合法权益从此，每逢这一天世界各国的劳动人民都要集会、游行，以示庆祝。1920年5月1日，北京、上海、广州、九江、唐山等各工业城市的工人群众浩浩荡荡地走向街市、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集会,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五一劳动节。

罢工游行

解放后，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于1949年12月将5月1日定为法定的劳动节，是日全国放假一天。当天节日，举国欢庆，人们换上节日的盛装,兴高采烈地聚集在公园、剧院、广场，参加各种庆祝集会或文体娱乐活动，并对有突出贡献的劳动者进行表彰。

（二）、1920年的中国五一劳动节纪念活动，由当时影响力最大的李大钊、陈独秀等高级知识分子联合发起。

五四运动后，新文化浪潮澎湃而来，“劳工神圣”呼声高涨，几乎没有人不知道五一国际劳动节了。1920年5月1日，上海、北京、广州、九江等城市纷纷举行了集会、演讲、散发传单以及示威游行等活动，纪念“五一”劳动节。其中上海、北京的纪念活动分别是由陈独秀和李大钊组织的。

李大钊

在上海，陈独秀和一些进步知识分子联合中华工业协会、中华全国公界协进会、中华工会总会、中华工界志成会、上海电器工界联合会、上海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上海药业友谊联合会等7个社会团体，发起召开了“世界劳动纪念大会”。为了组织好这次纪念活动，会前进行了长时间的准备，设立了专门的机构，陈独秀被推举为筹备纪念大会顾问，并在筹备会上演讲了劳工问题。虽然庆祝大会遭到军警弹压，几次转移地点，但最后仍在老靶子荒地上，召开了有千余工人群众参加的大会。会上高呼“劳工万岁“等口号，提出“八小时工作制”、“各工业组织纯洁之工会”等要求，并通过了《答俄国劳农政府的通告》，对苏俄政府关于建立中苏友好关系的宣言表示了热烈的欢迎。会后发表了抗议军警压迫的《上海工会宣言》，谴责反动当局勾结洋人破坏这次集会的暴行。

相关画面

北京的纪念活动主要由李大钊和一批进步青年主持进行。当天，北京大学由李大钊亲自在理科大楼主持召开纪念大会，参加的工人、学生有500多人:工读互助团出动两辆汽车，车上插着写有“劳工神圣”、“资本家末日”等字样的红旗，沿街散发《五月一日劳工宣言》;平民教育演讲团则分组到街头讲演五一劳动节的历史和意义，讲题是《劳动纪念日与中国劳动界》《我们为什么纪念劳动节呢》等。北京学生联合会散发了《五一历史》等大批传单。此外，长辛店工人救国十人团的积极分子也举行了纪念大会。

陈独秀画像

这一天，陈独秀、李大钊主持的《新青年》出版了《劳动节纪念》专号，篇幅比平时扩大了一倍。专号发表的李大钊的《五一劳动史》，详细介绍了五一国际劳动节的产生经过和各国工人阶级为纪念这一节日而斗争的情况，并表示了对中国工运的恳切希望，因而受到了广泛欢迎。

（三）、1920年的五一劳动节，捍卫自身权益已经逐步深入人心。

1920年中国的五一劳动节纪念活动，虽然主要是由陈独秀、李大钊等革命知识分子主持，但各地都有工人参加，如九江就有6000多工人参加，它明确反映了中国工运的进步和革命知识分子与劳动群众相结合的开始。

这一年的五一节，虽然中国工人阶级还没有举行大规模的纪念活动，但是这个全世界劳动人民的节日，在工人群众以及广大的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中已经有了强烈的反应，在全国许多城市都举行了集会、讲演或示威游行。北京的纪念活动主要是由李大钊和邓中夏等团结的一批进步青年主持进行的。

这一天，北京大学由李大钊亲自主持了纪念会，参加的有工友和学生500多人；工读互助团出动了两辆汽车，车上插着书写有“劳工神圣”、“资本家的末日”等字样的红旗，沿街散发《五月一日劳工宣言),平民教育讲演团则分组到街头讲演五一劳动节的历史和意义，讲题是《劳动纪念日与中国劳动界》、《我们为什么纪念劳动节呢》等，北京学生联合会散发了《五一历史》等大批传单，长辛店工人救国十人团的活动分子们也举行了纪念会。

在上海，由陈独秀等人联合上海工业会、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等7个团体发起，在靶子场后面的荒地上召开了庆祝会。虽然庆祝会遭到军警弹压，几次转移地点，到会的仍有千余人，会上高呼“劳工万岁”，提出“八小时工作制”、“各工业组织纯洁之工会”等要求，并通过《答俄国劳农政府的通告),对苏俄政府关于建立中苏友好关系的宣言表示了热烈的欢迎；会后又发表了抗议军警压迫的《上海工作宣言》，谴责反动当局勾结帝国主义破坏这次集会的暴行。在广州，由机器工会等发起，举行了提灯会和纪念大会。在九江，有6000人举行了庆祝大会。此外，在长沙、唐山、汕头、漳州、哈尔滨等地，也有工人的集会和散发传单等活动。

(四)、各种报刊参加1920年五一劳动节的纪念活动，主流媒体刊发力度更是空前。

北京《晨报》、天津(大公报》、上海《民国时报》、《时报)和《申报)等报刊都报道了各地庆祝“五一”的情况，或发表纪念文章。《新青年》、《觉悟》、《星期评论》、《新杜会》、《北京大学学生》周刊等重要刊物，都出版了《劳动节纪念》专号。

新青年杂志

上海《星期评论》的纪念号“第48号"共出10大张，相当于平时篇幅的10倍。其中对上海一年来的重要罢工均有较详细的记载,也发表了一些报道各地工人农民生活情况的材料。北京的《新社会》从1920年4月第17号起连出三期《劳动号》(其中纪念五一节的第19号刚一出版就被查封了),它的编者们认为中国的劳动者“已有觉悟的样子劳动运动的曙光也已升起在地平线上,将要射出来，遍照大地了。”

北京大学学生周刊

《北京大学学生周刊》的纪念号，着重强调了“资本家的末日”，提出了劳动阶级在改造杜会中的地位。四川的不少进步进物也参加了纪念1920年五一劳动节的活动。如少年中国学会成都分会创办的《星期日》周刊第35期特办的“劳动专号”，登载了《劳工神圣》、《我们劳动界组合的说明》、《我国工人受社会轻贱的原因》、《劳工朋友觉悟得了》等文章,号召“大家都起来互助、劳动”，“谋将来中华劳动大众的幸福”、“建立真正的共和国家”,然后"废除一切阶级”。这些文章,对启发工人的觉悟，起了一定作用，而五一劳动节由此在人们心目中越来越成为“劳动者最光荣”的纪念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