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大家好,我是集才华和幽默于一身的小编,盘点明星八卦,纵观娱乐圈动向,我就对了。
浙江24小时-钱江晚报记者 黄莺 通讯员 诸敏芳/文 吴煌/摄
夏日的夜晚,露天电影曾是一代人的记忆。
电影里的狗叫了,全村的狗都开始叫;电影放到一半要换另一卷带子,全场响起“哦”的叹息声;爱情镜头来时,家长们着急捂着孩子的眼睛。
那时,看电影的黄金座位是前排,看电影时是可以嗑瓜子的。
如今,露天电影可还有人看,有人放?
“露天电影怎么会只存在回忆里?开玩笑!放电影的机器我都更新了十五六套了,如今露天电影都是高清数字播放机了。”已经播放了40年露天电影的杨志平如是说。
65岁的他依然是“留下电影队”的当家人。
放映前杨志平在调整机器。
1】电影放映前要做一个多小时准备
幕布成了孩子们最好的捉迷藏工具
6月3日,留下街道杨家牌楼社区的公告栏里挂出了一个通告:6月5日晚上7点,社区广场上会免费播放露天电影“廉政风云”,欢迎居民们前来观看
放映前,杨志平在社区内打出的放映广告。
当天下午5点,杨志平开始忙碌了,按照设备单准备好各种器具,装上三轮电瓶车,然后推到百米之外的社区小广场上。
放映“工程”里最复杂的是挂幕布,虽然社区广场是他最熟悉的放映场地之一,但是要在广场上挂起一块长7米、宽5米的幕布,他还是要在台前台后跑上30多次,才能把4根粗绳子牵着的幕布平整地挂起来。
孩子们在台上跑来跑去,把幕布当成了最好的捉迷藏工具。
杨志平正在孩子们的帮助下拉起放映用的大幕。
6点多,台下上百张凳子已经全部被抢完。7点,广场周边能坐的台阶、绿化带的围栏上,已经坐满了人,就等电影开场了。
放映时,杨志平不太说话,守着机器,注视着放映情况,时不时站起来驱赶一下在台上的孩子。
孩子们喜欢站在放映机前,看自己的影子变得巨大遮住整个屏幕,时不时台下有家长会喊,“快下来,别打扰人家看电影。”
“今天的电影适合爸妈,要是放动画片孩子们可安静了。”杨志平其实不太介意孩子们调皮,露天电影本来就不用正襟危坐的。
2】电影放映员是份什么样的职业?
40年,露天电影的变与不变
1978年,杨志平开始成为留下公社电影放映队的一员;1993年放映队实行个人承包,他包下这块“责任田”,开始从留下的十多个乡镇到全杭州放映电影。西湖桂花节现场、花港饭店、浙江丝绸工学院(浙江理工大学前身)等,都留下了他的身影。
“很多年前,放映队是每个生产大队都有的,有点像赤脚医生和民办教师,但是后来放映队没能被收编,变成需要放映牌照的个体户,有点像出租车司机。”最多的时候,杭州有60多支电影放映队。
为了吸引更多人看露天电影,杨志平制作了广告单到各个大学、社区、企业投递,靠着自己的韧劲积累了不少客源。
2013年,杨志平在杨家牌楼为民工放映电影。(本报资料照片)
“露天电影最火的时候,上千人来看是常见的事。”
“有一次在别人放映的时候,有个人挤在前排中间,实在是内急,就趁着周围黑在银幕底下做不可描述的事情,结果正好遇到中场换片,屏幕一片白光,大家都看到了。”
当年一凳难求,如今看电影的人还会坐在电瓶车和自行车上看,爱看多看几眼,不爱看就走了。
如今在放映之前,科教宣传片还是要放的,只是最常见的宣传片从《农民工进城务工指南》变成了《防止电信诈骗》,“时代在变呀!”
最多的时候,杨志平坐拥15套不同年代的放映设备,但是后来有些设备用不到,放在家里也是堆灰,还要占用一间房,于是他陆陆续续卖掉了不少,只剩下最常用的三套。
“电影队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出去放,偏远农村里居民连2分钱的电影票钱都付不出,就攒着鸡蛋来换,一个鸡蛋一个人,家里5个人给4个鸡蛋也可以,然后放映队收了鸡蛋,再回城转卖。”
曾经,电视剧和露天电影抢夺人群。如今,老杨也认命,“年轻人就是喜欢在房间里看电脑,只要有电脑,吃饭不出门,别说出门看电影了。”
“电影院什么片子热,露天电影放映什么片子就受欢迎。”杨志平说,他的父母辈喜欢越剧,放起越剧来,满村的老人都来了。孩子们自然爱动画片,一套《葫芦兄弟》放了20多年,还是能让孩子们安静下来,从开始坐到结束。
壮年人对于激烈对抗的电影情有独钟,50、60岁的人爱的是战争片和抓特务的片子,30、40岁的人对于港片和《战狼》这样的片子百看不厌。
3】他的家记录了杭州露天电影播放史
杨志平的家是杨家牌楼几百幢农民房里非常不起眼的一幢,一楼是铺面,二楼到四楼是出租房,5楼自住。
杨志平的家,就是一部露天电影播放博物馆和活态馆。黄莺摄。
一进门的走廊,正面墙上挂着他的荣誉,第三届杭州十大平民英雄、全国农村优秀电影放映员,还有不少当年记者留下的照片和报道。
《从25公斤重胶片,到一张芯片卡,露天放映员行走乡间40年》、《杨志平的家,民工自己的影院》、 《乐做红娘的百姓放映员》……仅仅看标题就能看到他放映生涯的标志性时事件,还有40年放映生涯的变迁。
现在,住在这里的房客和20年前的房客一样,叫他“杨叔叔”。
但是,他们不知道,杨叔叔住的这幢小楼,曾经有过一个民工电影院,只要花1到2元钱,就可以看一场电影。
“一开始,电影院生意很好,人少的时候有20人,多起来有上百人看电影。”杨志平说,电影院曾经是一家人收入的主要来源,比房租更重要。
“在我的家庭影院,是可以吃瓜子和零食的,当时住在我家里的大妈妈,也是我的亲戚,每天看着有人来就很骄傲,晚上帮忙端水,白天5、6点钟就来帮忙扫垃圾,扫出来垃圾多,就很自豪的,觉得生意好。”
后来,电影院每况愈下,相对的是房租越来越高。
“夏天是电影院,冬天太冷了,没人看电影,就把电影院变成溜冰场。这样又养了电影院几年,再后来房租更高了,就把电影院拆了,也变成出租房了。”
这里还是露天电影“活态管”,堆放了他放电影的各种设备。
从500斤重的老式放映机,到50斤重的数字播放机,还有电线、音响、老电影胶片……
在设备边上,每天出门的必经之路,他提了一张标注为“不要忘记拿”的全套设备表,每次出门都要仔细看,千万不要忘记拿的十种器材和设备,其中既有电线、蛇皮袋,工具袋、手电筒这样的播放主体和辅助材料,也有手机、茶杯这样的私人物品。
图说:杨志平的放映备忘录。黄莺摄
“经常做噩梦,最可怕的噩梦就是到了现场发现片子、电线或者是什么重要的器材忘记带了,然后就吓醒了。”杨志平说,放映这么多年电影,不是没有忘记过东西,但是还好从来没有出过大事故,“有一次去大学播放,真是找不到片子了,吓得人都要晕过去了,最后还好是在运输车的角落里发现了片子,实在是藏得太好了。”
在他必备物品前,还有一块“留下放映队”的标志牌。“这个是放在车前面的,很多时候去社区或者广场放映车不好停,但是有了这块牌子保安一般都会理解,让他能停到离放映位置最近的地方。”
有很多用纸质购物袋背面改作的电影放映标识,有着统一的开头“今晚放映”,不同的电影介绍,比如“《战狼2》主演:吴京,时长123分钟”。
“从挂银幕到放电影从头到尾基本就我一个人,好些人在我装机器的时候都会来问,今天放什么电影,我实在没精力每个都回答,挂上放映说明,瞄一下就可以了。”
图说:杨志平自己手写的放映简介。黄莺摄
摸着这些老伙计,他说:“我不知道露天电影最难熬的时候是不是已经过去了。其实现在物业、广告公司做活动,会叫我去放一场儿童片,小孩子喜欢,大人也就跟着来了,聚人气。”
杨志平感慨,“当年多少年轻人一边看电影,一边在底下牵起了手;多少孩子在看电影时交到小伙伴,父母也有了走出家门和邻里聊天交流的机会。”
看露天电影,看什么不重要,氛围与交际更重要。
新闻+:
杨志平与《钱江晚报》
这是杨志平第十六次接受《钱江晚报》记者的采访,他保留了14张在不同年代关于他的报道。
图说:杨志平保留的《钱江晚报》有他报道的报纸。黄莺摄
从最早的2000年8月5日《社区里的露天电影》,2001年《露天电影昨回浙大》,2004-08年是他亮相的高峰期:《一个人办起“电影节”,杨志平国庆欢迎外来民工免费看电影》、《春节电影民工专场 让我一次看个够》、《为36位外乡姑娘策划一个快乐节日》、《家庭联谊会迎来200人赶场》……这些稿件记录了他在家开启民工影院、在节假日为民工免费播放电影、利用影院凝聚力开启相亲会促成三对有情人,既当司仪又当证婚人的过往。
本报记者孙连兴讲述15年前与杨志平如何结缘:
采访杨志平,已经是至少十五年前的事情,后来陆陆续续为他做了五六篇稿子。缘起是他给《钱江晚报》写来信件,要在当年的国庆给民工办一个免费电影节。
我清晰地记得,第一次去他所在的杨家牌楼时,还没有导航,坐着到那个方向的公交车,也是一路问司机这个地方在哪里,下车怎么走,最担心的是找不到地方。杨家牌楼确实是个典型的外来务工人员聚集的城郊结合部的村子。
杨志平当年的电影节非常成功,自己的小电影院人都坐不下,后来又到户外去放了露天电影。来看电影的民工都非常高兴。其实那个时候电影市场有点萧条,去看电影的人并不多,但是在他的电影节里,你能发现爱电影的人还是很多很多。
后来,他注意到来看电影的外来务工人员很难找到合适的相亲途径,又利用看电影的机会为人牵红线。有成功的,老杨就帮着他们办喜酒当证婚人。
在民工电影节和开相亲会两件事上,他完全是“倒贴”的,不仅倒贴场地、电影拷贝的钱,还有糖果、茶水也毫不吝啬。当年还不流行“社会责任感”这个词,但是回过头来想想,杨志平就是个有社会责任感的人。
当时我在做《情感红绿灯》专栏,也帮着他的相亲活动牵过几次线,但是成没成就不知道了。不过,通过与老杨的合作,《钱江晚报》的情感栏目也得了新角度,从以往大多为白领介绍对象,又增加了为新杭州人和蓝领人群牵线,扩大了为民服务的范围。
期望老杨的电影放映能服务更多的人,钱江晚报会与更多采访对象一同成长,在不同年代做好为民服务。
当然,这只是小编个人的观点,毕竟一千个人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你们又有什么高见呢?不如在评论区与大家一同交流,也明天依旧不见不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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