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院：准确把握和正确适用依法从严政策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指出：“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要根据犯罪的具体情况，实行区别对待，做到该宽则宽，当严则严，宽严相济，罚当其罪”；“要全面客观把握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经济社会状况和社会治安形势，充分考虑人民群众的安全感以及惩治犯罪的实际需要，注重从严打击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社会治安和人民群众利益的犯罪。”这就给我们明确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下的依法从严要求。在审判活动中这一要求，对于罪行极其严重、社会危害性极大的犯罪分子依法判处重刑直至死刑，对于社会危害性大或者具有从重处罚情节、主观恶性深、人身危险性大的犯罪分子依法从严惩处，可以有效地震慑犯罪分子和社会不稳定分子，达到有效遏制和预防犯罪的目的。人民法院必须在党的领导下，根据新形势对刑事审判工作的新要求，根据人民群众对社会稳定的新期待，准确把握依法从严的政策要求，严惩严重刑事犯罪，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一、从严惩处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应有内容

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不仅要注重依法从宽的一面，还要注重依法从严的一面。依法从严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题中应有之义。从一定程度上说，严是基础，是前提。没有惩罚，就谈不上宽大。正如《意见》指出的：“既要克服重刑主义思想影响，防止片面从严，也要避免轻刑化思想影响，防止一味从宽。”

从严惩处严重刑事犯罪是社会治安形势的要求，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期待。当前，我国仍处在社会转型期、矛盾凸显期、犯罪高发期，社会治安形势依然严峻。特别是严重刑事犯罪猖獗，严重危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严重影响人民群众安全感，广大群众对此反应强烈。要遏制严重犯罪高发的势头，必须有严的一手。该严不严，该重不重，就起不到对犯罪的震慑作用，就会引起人民群众的不满，就不利于社会治安的根本好转。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那样：“搞得不疼不痒，不得人心。”因此，人民法院必须全面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既要有对较轻犯罪和具有从宽情节的犯罪分子从宽的一面，又要有对较重犯罪和具有从重情节的犯罪分子从严的一面，做到宽严并用，罚当其罪。

从严惩处要坚持审时度势的原则。《意见》指出：“要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和治安形势的变化，根据犯罪情况的变化，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适时调整从严的对象、范围和力度。”犯罪情况和社会治安情况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不断变化的。人民法院要根据犯罪和社会治安情况的变化，及时调整从严惩处的犯罪类型，适时调整从严惩处的幅度。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人而异、因案而异，什么时期犯罪严重就在什么时期从严，什么地方犯罪严重就在什么地方从严，什么类型犯罪活动猖獗就严惩什么犯罪。在从严的力度上，也要根据犯罪形势的变化做出调整。在犯罪爆发增长时期，从严的力度要更大；在犯罪相对平稳时期，从严的力度要相对稳定。

从严惩处要坚持依法从严的原则。《意见》指出：“从宽和从严都必须依照法律规定进行，做到宽严有据，罚当其罪。”罪刑法定、罪刑相适应是刑法的基本原则，办理任何刑事案件包括严重刑事犯罪案件都必须严格遵守。从严惩处不是无限度的，不是越严越好、越重越好，而是有标准、有限度的。这个标准就是罪刑法定和罪刑相适应的刑法基本原则，就是刑法总则和分则中关于量刑情节和具体犯罪定罪量刑的规定，就是有关司法解释关于具体适用法律问题的规定。不能为了从严而突破法律的幅度和界限，任意或变相加重被告人的刑罚，否则，既不可能实现良好的法律效果，也不可能实现良好的社会效果。

二、准确把握从严惩处的重点

从严惩处不是对一切犯罪、一切犯罪分子都从严，而是要考虑社会治安形势，考虑人民群众的安全感以及惩治犯罪的实际需要。按照《意见》的要求，要“注重从严打击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社会治安和人民群众利益的犯罪”。当前，从严惩处的重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依法严惩严重危害国家政权稳固和社会治安的犯罪、严重暴力犯罪和严重影响人民群众安全感的犯罪、严重危害人民群众健康的犯罪。国家安全、社会稳定是经济发展的基础，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所在。因此，对于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组织犯罪、邪教组织犯罪、黑恶势力犯罪、故意危害公共安全犯罪等必须从严惩处。尤其对于极端仇视国家和社会，以不特定人为侵害对象，危害后果特别严重的犯罪分子，要坚决严惩直至判处死刑。严重暴力犯罪、重大侵财犯罪、毒品犯罪严重危害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一直是司法机关打击的重点。当前，要严厉惩处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的犯罪，保护公民的生命安全；严厉惩处强奸、拐卖妇女儿童的犯罪，保护妇女儿童的人身安全；严厉惩处抢劫、绑架、重大抢夺、重大盗窃犯罪，保护公民人身、财产安全；严厉惩处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犯罪，保护公民身体健康。

二是依法严惩严重职务犯罪和严重商业贿赂犯罪。严重职务犯罪侵害了公务人员职务的廉洁性、合法性，侵犯了公民的合法权利，损害了群众的切身利益，严重影响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和形象，必须依法严惩。当前，对于国家工作人员贪污贿赂犯罪以及充当黑恶势力保护伞、失职渎职造成重大安全责任事故、食品药品安全事故的，侵占挪用社会保险、保障基金、灾后重建经费的，对于利用企业改制侵吞国有资产或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的，对于医疗、教育、就业等领域的严重商业贿赂犯罪等，要依法从严惩处。要严格职务犯罪减轻处罚、缓刑、免刑的条件和标准，规范减轻处罚、缓刑、免刑的适用，特别是对那些造成国家财产和人民群众利益重大损失、社会影响极其恶劣的职务犯罪和商业贿赂犯罪，一般不宜适用缓刑、免予刑事处罚，以防止造成不良社会效果。

三是依法严惩严重经济犯罪，维护市场经济秩序，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和金融安全。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要依法严惩严重危害金融秩序的犯罪，主要是集资诈骗、贷款诈骗、制贩假币以及扰乱、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等犯罪，维护金融秩序；要严惩严重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的犯罪，主要是生产、销售假药劣药、有毒有害食品的犯罪，保护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要严惩走私犯罪、重大安全责任事故犯罪、严重破坏环境资源犯罪，保护国家重大经济利益及生产秩序，保护自然资源环境。

三、准确把握从严案件的量刑

对犯罪的从严惩处主要体现在对犯罪分子的量刑上。要根据案件的事实和法律的规定，对于罪行、情节严重的犯罪体现从严的精神。《意见》指出：“严惩严重刑事犯罪，必须充分考虑被告人的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要注重综合运用多种刑罚手段，特别是要重视依法适用财产刑，有效惩治犯罪。”

一是要充分考虑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对于犯罪造成国家利益和人民群众生命、健康、财产重大损失的，要依法从重量刑。同时，要充分考虑案件的法定或酌定从重处罚情节。对于被告人有法定或酌定从重处罚情节的，如共同犯罪中的主犯、集团犯罪中的组织、策划、指挥者和骨干分子等，要依法从重处罚。

二是要充分考虑被告人的主观恶性、人身危险性对量刑的影响。主观恶性的大小是犯罪分子应负刑事责任的重要根据。对于主观恶性大的犯罪分子，如犯罪情节恶劣、犯罪手段残忍、犯罪动机卑劣的，特别是对于事先精心预谋、策划犯罪的被告人，要依法从严惩处。人身危险性的大小是对犯罪分子进行特殊预防的重要依据，对于惯犯、职业犯、累犯、再犯、在缓刑假释考验期内又犯罪等人身危险性特别大的犯罪分子，也要依法从严惩处。

三是对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要坚决地适用重刑直至死刑，以震慑犯罪、伸张正义、鼓舞人民群众与严重犯罪行为作斗争。死刑是对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的一种最严厉的刑罚方法，虽然我国采取严格控制、慎重适用死刑的方针，但是基于犯罪的客观形势和人民群众的要求，我们仍然保留死刑并适度使用，不仅震慑了犯罪，也满足了群众的正义要求，社会效果是好的。因此，人民法院对于那些罪行极其严重、人身危险性极大的犯罪分子，依法应当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要毫不手软，坚决判处。

四是对严重犯罪分子不仅可以判处死刑、徒刑，还要依法适用财产刑，如没收财产、罚金等刑罚。对侵财型和贪利型犯罪，要依法没收犯罪分子的犯罪所得，以剥夺犯罪分子重新犯罪的能力和条件。要把犯罪分子的退赃情况作为对其量刑轻重的重要依据，对于拒不退赃的，要依法从重处罚，对于赃款被挥霍客观上不能退赃的，也要适度从严。

四、切实提高从严案件的审判质量和效率

质量是刑事审判工作的生命。从严惩处涉及到被告人的生命、自由、财产的严厉剥夺，更要弄清、搞准，做到不枉不纵。既要打得严、打得狠，又要打得稳、打得准，否则就可能造成冤假错案，影响司法机关的形象和司法公信力。因此，必须切实提高案件的审判质量，严把案件事实关、证据关、程序关和法律适用关。特别是对判处死刑的案件，要做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排除一切合理怀疑，真正做到“杀者不疑，疑者不杀”，把每个案件都办成经得起历史和实践检验的“铁案”。要注重裁判文书说理，尤其是从严的理由，以促使被告人认罪服法，减少涉诉上访，取得社会公众的认同和支持。

要不断提高审判效率。严重刑事犯罪造成社会秩序的严重破坏，引起人民群众的极度不安，必须迅速审判。对于那些严重危害社会治安、引起社会普遍关注的刑事案件，要在保证司法公正和办案质量的前提下，抓紧审理，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及时宣判，防止延迟耽搁和久拖不决。要根据情况选择一些依法从严、及时审结的案件进行充分的宣传报道，以震慑犯罪、教育群众、鼓舞民心，最大程度地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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