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乾隆皇帝为例，浅析清朝帝王出巡的主要目的和政治影响

导语：乾隆皇帝作为清朝盛世帝王，对康熙皇帝数十次出巡的巡游制度倍加推崇，尤其是六下江南的跟从，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但在封建社会，古代帝王出巡的主要目的并不在于游山玩水，而是与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有着直接的关联。在康熙皇帝和雍正皇帝两代帝王的努力下，乾隆皇帝将清朝推向了鼎盛状态，这是和乾隆皇帝数十次出巡所取得的成绩是分不开的。

作为盛世帝王，乾隆皇帝的出巡一直被后世给予了“游山玩水”、“猎艳江南”“劳民伤财”的负面评价。但就一个偌大的清王朝而言，乾隆皇帝作为一国之君，肯定不能单单从奏折上了解自己所管理的国家，更不能仅从朝臣口中得知下属省份的具体情况。所以，出巡就成为乾隆皇帝了解国情，并针对所了解的国情而做出相应的政策调整，以达到巩固皇权、维护统治的必要活动。

在乾隆皇帝的出巡中，尤其以巡幸蒙古、巡幸东北、六下江南尤为突出，其政治目的和对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的影响也最为深远。本文就以乾隆皇帝出巡为例，探究清朝帝王出巡的主要目的和政治影响。

01 出巡蒙古的政治目的和具体作用

作为早在后金政权时期，便归附的政治、军事联盟，蒙古各部盟一直以来都是清朝皇帝们倍加重视和着重关怀的地区，清代帝王对于蒙古地区的巡视目的在于维护和巩固清朝在蒙古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地位。所以，清朝皇帝尤其是乾隆皇帝，多以行围打猎的方式，召见蒙古王公，并及时对蒙古各部盟之间的关系进行调解和维护，进而加强清朝中央对蒙古地区的皇权统治。

《清实录·高宗实录》中记载了乾隆六年到乾隆三十六年，乾隆皇帝在蒙古地区的具体表现：

乾隆六年，乾隆皇帝召见蒙古扎萨克等诸王，并给予了重重赏赐；对漠南蒙古和漠北蒙古之间的纠葛进行调解；乾隆八年，乾隆皇帝对蒙古王公、台吉进行赏赐并恩赐爵位；对于驻守蒙古的普通士兵，乾隆皇帝俯身体恤并予以在衣食住行等方面的具体关怀；乾隆三十六年，乾隆皇帝对蒙古土尔扈特部予以特殊关照，并下令筹集大量物品用以供给土尔扈特部所需。对于土尔扈特部的回归，乾隆皇帝还下令立碑铭文纪念，以示恩宠。

乾隆皇帝长达三十年对蒙古的数次巡游并在巡游过程中以具体手段对蒙古地区的恩威并施，使得蒙古王公对乾隆皇帝纷纷产生了崇敬之情，都来觐见乾隆皇帝，以表示对清王朝的忠心和归顺之情。在对土尔扈特部的特殊关照下，使得有观望心理的蒙古稍小部盟，纷纷来归，进一步扩张和巩固了清王朝对蒙古地区的皇权统治。

乾隆皇帝在蒙古地区的巡游过程中，还多以校验驻军，体恤普通将士为主要工作，在乾隆皇帝的努力下，清王朝在蒙古地区的政治地位和影响大大提升，并为蒙古地区的安定、和平环境做出了巨大贡献，间接促进了蒙古地区的经济繁荣和可持续发展。

02 东北地区巡游的真正目的和政治影响

清朝统治期间，东北地区作为清朝的“龙兴之地”，直接关系着清王朝的繁荣和昌盛。同时，黑龙江、辽宁以及吉林和内蒙古东部地区有着丰富的资源和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所以，对于东北地区的巡游，不仅关乎整个清王朝的国运气脉，还关乎整个国家防御体制的建设和对自然资源的较大需求。

乾隆八年，乾隆皇帝巡幸东北和内蒙古东部地区，在十八里台停留过程中，通过赐宴和赏赐的形式，对蒙古王公、东北地区官员和普通士兵进行及时抚恤，进一步加强中央和东北地区的联系，将对东北地区的皇权统治进一步加强，促进和保证了东北地区的稳定和发展。

乾隆皇帝所著《过蒙古族部落》一诗较为传神的记载了乾隆皇帝在巡游东北地区时的见闻：

猎罢归来父子围，露沾秋草鹿初肥。折杨共炙倾浑脱，醉趁孤鸿马上飞。

另外，乾隆皇帝对东北地区的巡游的另一个主要目的就是对官吏民生的考察。清代帝王在巡游过程中对官吏的考察主要建立在对民间疾苦的见闻，并根据基层百姓对当地官吏的评价形成较为真实的官员考量。乾隆八年，东北地区官员出现了蒙混舞弊以及暗中勾结的现象，乾隆皇帝根据出游过程中的具体了解和情况掌握，对东北地区官员进行整顿的同时，将京城的官员调换到盛京，并制定了“三年一更换”的官员轮换制度。同时，乾隆皇帝根据掌握的情况，及时补用当地应提升的官员，将汉族官员加以精简裁撤，精简盛京五部，完善和精简了东北地区的官吏制度和队伍。

和对蒙古地区的巡游一样，乾隆皇帝作为清王朝的帝王，对东北地区乃系统治者身份的进一步维护和加强，对国家边疆地区安定的进一步维护，对当地证据的稳定和经济发展有着实质性的作用。

03 六下江南的真实目的和政治影响

《上谕档》记载了乾隆皇帝关于巡幸江南原因说明的谕旨，对于计划在乾隆十六年进行的首次南巡，乾隆皇帝给出了四点原因：

一是江浙官员代表军民绅衿恭请皇上临幸；

二是大学士、九卿援据经史及圣祖南巡之例，建议允其所请；

三是江浙地广人稠，应该前去，考察民情戎政，问民疾苦；

四是恭奉母后，游览名胜，以尽孝心。

由此可见，对于南巡，乾隆皇帝出具了充足的理由，但其真正目的并未全部阐述，个人认为乾隆皇帝六次南巡的主要目的，有以下几点：

1、乾隆皇帝以庶出身份继承皇位，而且其生母和出生之地的模糊，不免让人对乾隆皇帝的皇帝之位和皇帝权威产生怀疑。所以，自登基之时起，乾隆皇帝就将康熙皇帝对自己的特殊宠爱无限放大，以证明自己之所以能够继承皇位完全在于康熙皇帝的隔代指定，以及在“九王夺嫡”事件中对雍正皇帝的特殊贡献。

“朕自幼便蒙圣祖康熙爷宠爱”挂在乾隆皇帝嘴边60多年。乾隆六十年，甚至不惜禅位于皇十五子永琰，就是为了不让自己的在位年限超过康熙皇帝。乾隆皇帝对康熙皇帝的倍加推崇，主要体现在对康熙皇帝行为制度的跟从。所以，乾隆皇帝六下江南的行为很大程度上源于康熙皇帝南巡的先例。

2、乾隆皇帝六下江南的另一个主要原因在于江浙地区的客观环境和历史条件。作为历史上有名的鱼米之乡，江浙地区一直被清朝政府视为“钱袋子”、“粮仓”。江浙地区的经济条件和人文条件都在全国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

赋税方面：两省上交的赋银赋粮分别达到全国赋银总数的20.8%和赋粮总数的30%，盐课银占全国盐课银总数的68%，关税占全国税额总数的一半。

人文方面：江浙人文茂盛，是全国文化最发达地区，才子学者之多，数倍数十倍于其他省份。仅以关系到政局和学术文化界的科举而言，从顺治三年到乾隆六十年的150年里，共举行了61科，其中，江浙两省出了51位状元，占全国状元总数87%；出了38 位榜眼，占榜眼总数62%；出了47位探花，占探花总数77%。再就大学士九卿督抚来看，江浙两省出了很多大学士和尚书总督巡抚，像状元出身的吕宫、徐元文、于敏中等都任至大学士。

人文环境的繁茂和江南地区的反清抗清活动猖獗，再加上江苏、浙江又是明末遗民活动的中心，所以，其反清思想和反清言行一直不断，发生了多起文字狱。没有江苏、浙江这两个省巨大的财政收入和绅衿支持，清朝的统治是很难巩固的。牢固控制住江浙，充分利用江浙的财力人力和物力，来发展其“盛世”，这才是乾隆六下江南的根本原因。

3、对康熙皇帝倍加推崇的乾隆皇帝，也像其祖父康熙那样，极其重视河工海防，把它视为六巡江南的一个主要任务。

据《清实录·高宗实录》记载：

乾隆七年，黄河、淮河同时涨水，江苏、安徽的海州、徐州等府50余州县“水灾甚重”，灾民多达700～800万人。

由此可见，江南地区的水患已经严重威胁到了基层百姓和当地经济、吏治民生的稳定和发展，甚至已经严重威胁到了朝廷的税收和皇权稳定。

在乾隆皇帝亲著的《南巡记》中，乾隆皇帝自己阐述了南巡过程中对水利工程的重视程度：

“南巡之事，莫大于河工。六巡江浙，计民生之最要，莫如河工海防。临幸江浙，原因厪念河工海塘，亲临阅视。”

另外，《南巡记》中，乾隆皇帝还着重说明了南巡过程中对水利四大工程的视察也是南巡目的之一：

第一项大工程是定清口水志，加固高堰大堤。

第二项大工程是陶庄引河工程，在陶庄开挖一条引河，宽80～90余丈，长1000余丈，深一丈余。

第三项大工程是在浙江老盐仓一带修建鱼鳞石塘，修建好鱼鳞石塘4100余丈。

第四项大工程是将原有范公塘一带的土塘，添筑石塘。

四项水利工程对于保护沿岸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起到了重要作用，也为稳定当地经济发展、贯彻皇恩浩荡，以稳定皇权统治，有着重大意义。所以，对这四项水利工程的具体情况掌握是乾隆皇帝必须进行的活动。

《清实录·高宗实录》详细记载了乾隆皇帝在六次南巡途中，对水利工程的重大贡献：

六巡期间，乾隆对黄河、淮河的河工及浙江、江苏的海塘，下达了数以百计的上谕，指示治理，动用了几千万两帑银，完成了多项工程，减少了洪灾、保护了百姓田园庐舍和生命安全。

乾隆皇帝作为清朝盛世帝王，将出巡这一特殊的出行方式，完美的融入到政治活动中。通过出巡，乾隆皇帝将封建国家中央专制政权进行巩固，同时促进了清王朝在边疆地区的皇权统治和政治稳定。这对于清王朝的长治久安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清实录·高宗实录》、《乾隆皇帝御制诗集》、《上谕档》、《南巡记》、《乾隆下江南》、《乾隆南巡史料》、《乾隆皇帝南巡的目的》、《清史稿·卷十·高宗本纪一》、《乾隆皇帝起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