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少飞：陈荆和教授越南史研究述评

【导读】陈荆和是现代东南亚史学界一位重要学者。在今日学界眼中，陈氏以治东南亚史和华侨史著称，实际上他的研究外延又不止于此。对很多研究者来讲，“陈荆和”只是某些文章的作者、以及一个早已故去的前辈，而难以明白这个名字的份量及其所承载的意义。这既与东南亚史研究较为弱势的地位有关，亦由于他长期活动于海外、其著述又以多国语言发表，难以尽行评述之故。反过来说，这也凸显了学界在对他生平经历和著述研究方面的缺失。目前学界关于陈荆和先生的回忆和研究著作不多，主要有周佳荣《师门十年记--陈荆和教授与我》、《陈荆和教授著述目录》，Nguyn Vn Nng的《东方学家陈荆和在越南的活动》、Léon Vandermeersch的《Chingho A.Chen(1917-1995)》、区显锋的《陈荆和对越南史研究的贡献》，以及韩周敬《陈荆和教授生平考略》、《论陈荆和先生的生平、著述与贡献》等数篇。叶少飞先生此文，全景式的展现了陈荆和先生的越南历史研究，并对其著作分阶段、分领域进行评价，颇具只眼，也希望学者们能对陈先生其它方面的研究进行述评。除此文外，叶先生另有诗赞陈氏曰：

螺城博古秀层岩，怒世惊涛挂汉帆。

妙手华章华艚过，尘迷越史越王缄。

富春鲁殿拾残版，交址寒碑抚字喃。

译语白头卅载志，明香不灭染青衫。

一片拳拳，昭昭可见。本文原刊于《海洋史研究》第十三辑第258-290页，如需引用，请转咨原文。此处转载已经叶先生授权，特此感谢。

一 、汉学：陈荆和投入越南史研究的国际学术背景[i]

十九世纪后期，中国对越南的认识和研究已经落后于世界。在王锡祺（1855~1913）编辑的《小方壶斋舆地丛钞》辑录的越南典籍之中，外国人著作已有相当的比例，而中国人所著则多仍旧章，且并未使用新的研究方法。[ii]与此同时，法国学者开始以近代科学方法研究越南。1878年，吕罗（Luro liacin，1837~1877）研究越南政治和社会组织的《安南国志》（Lepays d'Annam : étude sur l'organisation politique et sociale des Annamites）付梓。德微理亚（JeanGabriel Deveria，1844~1899）则在1880年和1886年先后出版《中国和安南以及后来的越南的关系史：从11~19世纪》（Histoiredes relations de la Chine avec l'Annam：Du XVIeau XIXe siecle）和《中国和安南的边境：有关地理学和人种志学的描述》（La FrontièreSino-Annamite: Description Géographique et Ethnographique）等著作。1901年2月26日，法国总统埃米尔·劳勃特（mile Loubert）签署命令正式在河内成立“远东学院”（coleFrancaise d’extrême-Orient，简称EFEO）。远东学院建立之初即创设《远东学院学报》（Bulletin de l’écoleFrancaise d’ extrême-Orient），并出版大量的研究论著，在越南现代学科建立和学术发展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iii]

日本学者亦很快介入越南研究。引田利章（1851~1890）于明治十四年（1881）以近代学术方式著《安南史》，明治十六年出版《安南全图》，明治十八年翻刻《大越史记全书》，明治二十一年出版《佛安关系始末》。明治十九年，曾根俊虎（1847~1910）出版《法越交兵记》。[iv]明治十七年岸田吟香（又称岸吟香，1833~1905）重印《安南志略》，并作说明：“因念方今法、越有事，必有留心经济之士，欲得而先睹为快者。爰亟付聚珍印行，以公海内云尔”。[v]陈捷认为：“及时出版《安南志略》和《大越史记》，显示出岸田吟香敏锐的商才”，[vi]恐也与日本积极介入越南事务的大背景息息相关。

二十世纪上半叶，法国汉学群星璀璨，在沙畹（1865~1918）、马伯乐（1883~1945）[vii]、伯希和（1878~1945）等人的带领下取得极为丰硕的成就。学术造诣高深、精通法语的冯承钧将法国汉学家的越南研究著作译为中文。[viii]藉由冯承钧的译著，中国学者对法国学者的观点进行了回应，其中以马伯乐的《秦汉象郡考》和鄂卢梭《秦代初平南越考》引发的秦象郡问题反响最大，至今争端不息。[ix]1928年陈垣言：“今天汉学的中心在巴黎，日本人想把它抢到东京，我们要把它夺回北京”。[x]1929年傅斯年写给陈垣的信中说：

斯年留旅欧洲之时，睹异国之典型，惭中土之摇落，并汉地之历史言语材料亦为西方旅行者窃之夺之，而汉学正统有在巴黎之势。是若可忍，孰不可忍？[xi]

此时中国学者关注与中国直接相关的研究，尚无暇顾及越南，研究成果相当有限。[xii]1931年之后在北平（今北京）图书馆工作的张秀民感慨：

1937年卢沟桥日本侵略军炮声，震动了我的心灵，认为版本印刷，是书皮之学，无补危亡。而安南与我山川相连，在地理上、历史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血统上，都与我国有特殊的关系，而国人漠然视之。乃不自量，利用馆中丰富中外文献，不顾精神上与物质生活之痛苦，费十多年心血，完成······[xiii]

此中有张秀民自谦之词，之后撰成论文二十余篇，其《蒲寿庚为占城人非阿拉伯人说》即针对日本著名汉学家桑原骘藏《蒲寿庚考》而作，[xiv]《永乐〈交阯总志〉的发现》指出远东学院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刊出的《安南志原》[xv]保存了大量的永乐年间交州史料，[xvi]纠正了法国汉学家的谬误，谭其骧大加赞赏。[xvii]张秀民与法国和日本学者在越南史研究领域一较高下的目标是很明确的。

此时的日本学界迎来了成就卓著的松本信广（1897~1981）和山本达郎（1910~2001）。松本信广自大正八年（1919）开始发表研究论著，研究范围自中国、朝鲜、日本、东亚、南洋等极为广泛，直到昭和四年（1929）才发表与越南史相关的《欧洲人的极东研究》，昭和八年（1933）发表《安南旅行记》《安南人のおはぐろ》《老獺稚伝説の安南異伝》之后，逐渐增大了越南史研究的内容，成为越南史研究巨擘。山本达郎1935年发表书评《闻宥〈论字喃之组织及其与汉字之关涉〉》后，致力于越南制度史和中越关系史的研究。松本信广和山本达郎在越南史的研究各有侧重，但均极力搜求越南汉喃典籍，并充分发掘其研究价值。1936年，松本信广组织搬运了六部《大南实录》至日本。[xviii]1941年，在松本的主持下，印度支那研究会影印了高春育主编的成泰本《大南一统志》。1943年，日本东洋文库出版《同庆御览地舆志图》上下两册，山本达郎撰写了《安南の地誌に就いて——〈同庆地舆志〉解说》。

陈荆和正是在这样的国际学术背景下进入到越南史的研究中。他1917年生于台中，祖籍福建，自幼在日本学习。1942年毕业于庆应义塾大学东洋史专业，随后在庆应大学语言研究所任职。1943年3月至1945年9月，陈荆和前往远东学院学习法语和越南语。在小松清、近江谷駉的介绍下，于1943年3月至10月多次拜访越南文化界名宿陈重金，请教越南史及越南语的问题。[xix]1944年8月前往顺化旅行，得见阮朝硃本及保大书院典籍，并拜访国史馆。[xx]

1946年底，陈荆和到台湾大学任教，很快在学界立足。陈荆和在台大期间著作极丰，在越南史之外，又开始从事菲律宾史和泰国史研究，相关论文分别选入《中越文化论集》《中菲文化论集》和《中泰文化论集》。1958年，陈荆和应越南的顺化大学之聘任客座教授，台大予以停薪留职，1960年正式辞去台大教职。李东华评论：

陈氏离开台大，不止是台大历史系的损失，也是台湾专业史学传承上的莫大损失，象征日据时代日人在台所建史学传承的消散与淡化。陈氏与张美惠的先后离去，也是台北帝大南洋史学与东亚、东南亚水域史研究脉络的消沉。[xxi]

2012年，越南学者阮文登（NguynVn ng）在《发展与研究杂志》（Tp chí Pháttrin và nghiên cu）上发表《东方学家陈荆和（1917-1995）在越南的活动》（Vhot ng ca nhà ng phng hc Trn Kinh Hòa (1917-1995) trên t Vit Nam），详细记录了1958年至1962年陈荆和在越南的教学和研究，以及1959年至1965年主持“越南史料编译委员会”的学术成就。[xxii]陈荆和1962年至1964年在香港新亚书院新亚研究所任职，1964年随新亚书院一起并入香港中文大学，1966年以《安南译语的研究》获庆应义塾大学博士学位。1981年，陈荆和自香港中文大学退休，随即至日本创价大学任教，于1993年退休。在港期间生活事业，周佳荣撰有《师门十年记——陈荆和教授与我》记其事。曹永和介绍了陈荆和在香港中文大学主持“越南史料计划”的由来始末及自己参加校订《大越史记全书》的过程。[xxiii]1994年，《创大アジア研究》第15号为“陈荆和前所长退职纪念号”，时任所长今川瑛一在“卷头言”中肯定和赞扬了陈荆和在亚洲研究的成就和贡献。1995年，陈荆和病逝于越南。

陈荆和投入越南史研究正值法国和日本的越南研究高潮迭起之时，自1942年以《乾隆帝出征安南的始末》为论文毕业于庆应义塾大学东洋史专业，至1992年发表《黎朝の教化絛律四十七絛に就いて》，在半个世纪的时间中，精勤如一。他融汇了法国和日本的越南研究成果，继承了中国学界的校勘和考证传统，以中文、日语、越南语、英文和法语从事著述，[xxiv]将主要学术精力投入到越南史研究领域，兼及东南亚史，取得了蜚声国际的成就，其越南史研究极大的推动了越南史学的发展和前进，成为越南史研究的一个高峰。[xxv]

二 、传承：语言和民族研究

松本信广的研究侧重于使用多种语言和考古文物研究历史文化，对各民族的起源传说及神话尤为用力，陈荆和受其影响很深。陈荆和虽然以《乾隆帝出征安南的始末》为论文毕业，但并未直接沿着中越关系的方向走下去。毕业后，他跟随松本信广从事语言文化研究，1943年即在《史学》发表了日语论文《咬吧总论》，考证华商所称之“咬吧”即现在的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xxvi]陈荆和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发表历史语言研究成果，可能因此得到松本信广的青睐，并安排其至远东学院。经过在河内两年的学习，陈荆和熟练掌握了字喃、越南语和法语，又受到了校长阮文喧（1908~1975）人类学研究的影响。[xxvii]陈荆和在台湾大学的很多越南史研究论文延续了松本信广和阮文喧两位学者的学术传统。

（一）字喃研究

字喃的产生是越南文化发展的大事。据陈荆和介绍，彼时法国、日本和越南学者均已有研究，但中国学者仅有闻宥曾撰一文，1935年山本达郎发表书评《闻宥〈论字喃之组织及其与汉字之关涉〉》评论。20世纪30年代，松本信广曾发表三篇越南典籍书目，即包括大量的字喃书籍。[xxviii]1944年8月，陈荆和在顺化见到大量字喃典籍，已经可以对其中的“演歌”和“演传”进行界定和分析，显然对字喃已经有相当的理解和研究。

1949年，陈荆和发表《“字喃”之形态及产生年代》一文。他自陈：“意在介绍字喃之形态为主，而不在汉字与字喃间关系之研究”，更深的目的“是欲强调在史学之范围喃文史料所占的价值”。[xxix]除了对字喃形态的研究，陈荆和又根据传世典籍和陈朝绍丰三年（1343）刻立的《护城山碑》中的字喃村名对字喃的起源亦做了确定，并考证辨析前人成说。此文还对字喃和广西太平府俗字（即方块壮字）做了比较分析，说明了字喃的传播和影响。陈荆和特别指出，因字喃的使用而产生了越式俗字，有的与汉语拥有共同用法，有的则存在与汉语不同的特殊用法。该文的研究和见解相当精到，即便过去近七十年，提出的问题和得出的结论亦经得起考验。1963年，陈荆和的门生段扩（oàn Khoách）将此文译为越南语。[xxx]

1971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了阮朝翼宗（即嗣德帝）原撰、陈荆和译注的《嗣德圣制字学解义歌译注》，影印刻本原文，附陈荆和罗马字国语译音。陈荆和在书前做《〈嗣德圣制字学解义歌〉解说》，指出此书实为“阮朝晚期官撰之一部标准汉越字典，其所注之音应属当时越南学界之标准音”，“对于字喃字形之统一已提示了比较标准的榜样”。[xxxi]书后出《音注校勘记》。此项工作即陈荆和喃字研究的延续。

1986年，校合本《大越史记全书》三册全部出齐，书后附录一为《越南俗字·简体字与惯用汉字对照表》，附录二为《避讳欠划字及年代表》。[xxxii]陈荆和早年间在喃字研究过程中关注越南俗字的思想在此得到了体现。2015年，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和人民出版社的标点校勘本《大越史记全书》出版，莲田隆志发表书评，提出书中原文的俗字处理问题。[xxxiii]其观点即来自于陈荆和的喃字研究和校合本《大越史记全书》的校勘实践。

（二）古地名考释与早期传说研究

陈荆和在1950年发表的《越南東京（Tonkin）地方的特称“K”》一文中自述：“最近因搜罗与‘交趾’名称有关之材料，顺便注意到此名词，并感觉不少兴趣”。越南古地名在大量使用汉越词名称，即以汉字表达的地名之外，同时仍保留有自有的本地名称。他在文中举了最有名的例子，河内Hà-ni，俗名K-ch；海阳Hi-dng，俗名K-st；K 这类本地名称的前缀现在存量仍然很多，是越南语重要的历史和文化现象。陈荆和对K的起源从语言学、人类学的角度进行极为详细的梳理，认为K来源于泰语系语言，原指“一般人”、“个人”之义，之后逐渐冠于人名、地名之前。并进一步指出，“K”在中文史料中以“瞿”、“古”、“巨”作为标记。越南最早的国号“大瞿越”及“古螺城”皆是其类。[xxxiv]他在1970年又撰写了一篇继续研究“K”的力作《十七世纪に于ける河内（K Ch）の样相と性格について”》。

继《越南東京（Tonkin）地方的特称“K”》之后，1952年陈荆和发表了《交趾名称考》，这是他在升任副教授之后发表的第一篇论文，规模更加宏大。此文研讨最早的“南交”、“交阯”及“交趾”等名称，涉及雄王、安阳王等早期传说及秦征岭南的史事，内容错综复杂。陈荆和对“交趾”的各种成说进行分析，尤其采用人类学方法对其中的“大趾内翻”说进行考察，认为难以成立。最后指出“交阯”即“蛟趾”，旁征博引各类文献认为“蛟”即鳄鱼，为先民根据本地的动物所确立的名称，此地即是鳄鱼出没的泽国。

“交趾”是早期名称，称为“蛟趾”或许难以理解，但若与汉代交州出现的“龙编”[xxxv]地名相联系，则豁然开朗，“龙编”即“蛇缠绕”之意，交州蛇类众多，以此命名自然而然。现在河内昇龙皇城考古发掘的李朝龙形图像，多为蛇蜿蜒前行的状态，与中国腾跃的龙形大不相同，即是龙形在本地区的的实象化呈现。

赵佗攻灭的安阳王国，是交州早期历史研究的重点和难点。安阳王事不载于《史记》《汉书》，多见于魏晋人书，有多位前辈学者撰文研究。1967年，藤原利一郎发表《安阳王と西呕─ヴェトナム古代史小考》（《古代文化》18-2，1967年2月，第21~26页），中译本同年发表于许云樵主编的《东南亚研究》第三卷，认为“蜀王子”之“蜀”实为“西于”、“西呕”、“西瓯”之误写，“蜀王子”即“西于王子”。饶宗颐随即予以回应，寄来《安阳王与〈日南传〉》一文，由陈荆和将此文译为日语于1970年发表。[xxxvi]饶文认为“蜀王子”实有其人，并非率兵攻伐雒越的西瓯王子。同年，陈荆和发表《安阳王の出自について ——藤原利一郎饶宗颐両氏の所论をめぐつて》分析两家观点，根据历史语言学的研究，支持藤原利一郎的观点，确认“蜀”即为“西于”等的误写。

饶宗颐在写完《安阳王与〈日南传〉》之后，意犹未尽，1969年又作《安南上古史上安阳王与雄王问题》长文，详细探讨这一时期的历史及相关人物。[xxxvii]无独有偶，蒙文通因为越南史家陶维英来函询问相关史事，约与饶宗颐同时作《安阳王杂考》一文，考证秦惠王时攻破蜀国开明王，蜀人一路南迁至交州，并考察迁徙路线，根据古音韵学认定“安阳”即“开明”之转音，安阳王确为蜀人无疑。[xxxviii]安阳王之事至今仍争讼未已。

《交趾名称考》之后，陈荆和又于1953、1956年接连发表了《哀牢夷九隆传说の探讨》《林邑建国之始祖人物：区怜、区连》，对历史语言和民族传说的运用与研究已然轻车熟路，举重若轻。

（三）古越语研究

陈荆和在历史语言学方面精深的造诣成就了他在1954年发表的杰作《安南译语考释》。该文的研究对象为明代《华夷译语》的安南部分，所谓“译语”即是四夷馆或会通馆之臣以汉字标注外国词语发音，供中国官员学习或参考。陈荆和考证认定《安南译语》为十六世纪以前越语仅存的材料，反映了十六世纪前越语声韵的情况。与其他译语研究的兴盛不同，《安南译语》仅有德川时代的近藤正斋有所提及，二十世纪马伯乐亦曾研究，然而距陈荆和研究之时已过去四十多年，马伯乐亦在1945年去世。

《安南译语考释》是古代越南语和音韵研究的经典之作。陈荆和在古越南语的汉字注音之后，又用罗马字越南语标注，并与字喃对照，对越南语的研究者极为便利。又对越南语的声母演变、语法规则进行深入研究。论文付印之后，陈荆和收到加斯帕东（Emile Caspardone）关于安南译语七百十六例注释的论文，二人观点颇有不同，留待日后再作探讨。[xxxix]

1969年，日文版《安南译语研究》印刷单行本。陈荆和在书前做序，介绍了二战之后因越南局势的变化而引发的研究热潮，对鱼龙混杂的研究成果表示担忧，而出于为战争服务的动机进行的研究，难以展现越南研究的真实价值。他回顾了自己硕士期间在松本信广指导下完成学业，后又到远东学院交流学习，在河内期间，小泉信三先生曾告诫印度支那研究的重要性。岁月匆匆，青春少年已成须发斑白的老书生，他自感虚度岁月，愧对小泉先生的嘱托。陈荆和讲到，《安南译语》是其在远东学院时期就已经关心的题目，先在台大《文史哲学报》刊发，之后不断获取新材料修订，1966年以《安南译语研究》获得母校庆应义塾大学文学博士学位，从1967年开始在《史学》分六次刊完。现在印刷单行本，特向业师松本信广及提供大力帮助的加斯帕东等众位学者致谢。

陈荆和关于《安南译语》的研究持续近三十年，并以此获得博士学位，这也正是乃师松本信广所期望的越南古代历史语言研究成果，亦是古越语及音韵学研究的巨大成就。

三 、开拓：越南华人华侨和东西贸易研究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陈荆和在台湾大学继续从事自己的越南语言和民族研究，同时又开始从事菲律宾研究。李东华认为陈荆和的菲律宾研究是新开辟领域，“有明显传承台北帝大箭内健次助教授的明显痕迹”，并在页下注中说明其关联。[xl]陈荆和卓越的史学功底和多种语言训练，使其在菲律宾华侨研究方面迅速推出研究成果：《菲律宾华侨大事志》（1953）、《林凤袭击马尼拉事件及其前后（1565-76）》（1953）、《八联市场之设立与初期中菲贸易》（上、下，1954）。此时的台湾当局积极交好东南亚国家，并争取东南亚华侨的支持。在越南和菲律宾研究领域皆有建树的陈荆和为菲律宾、印度尼西亚、越南三个国家编撰了东南亚史教科书。

菲律宾研究后来成为陈荆和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并促成了他在越南华侨和东西方贸易研究的开拓进取，他需要在自己擅长的越南史研究领域找到一个华人研究的突破口。1942年，保罗·布德（Paul Boudet）在《远东学院学报》上发表了《阮朝的征占南圻与华侨的贡献》（ La conquête de laCochinchine par les Nguyên et le rle des émigrés chinois），重点介绍了鄚玖、鄚天赐父子，杨彦迪、陈上川等南下华人的活动，并对当时广南阮氏、高绵（今柬埔寨）、暹罗（今泰国）、西山阮氏的关系有所揭示。[xli]1943年到远东学院学习的陈荆和应该看到了这篇文章。其后，藤原利一郎先后发表《广南王阮氏と华侨：特に阮氏の对华侨方针について》、《安南阮朝治下の明郷の问题：とくに税例について》两文。[xlii]

陈荆和意识到越南华侨是法国和日本的越南研究共同关注的领域。1955年，他在巴黎大学高级中国研究院完成学位论文《十七、十八世纪越南南圻的华侨》（Les Emigrants Chinois an Sud Vietnam , Pendant LesXVIIe et XVIIIe Siecles），由此开始他的越南华人研究工作。

1956、1957年，陈荆和先后发表《河仙镇叶镇鄚氏家谱注释》和《郑怀德撰〈嘉定通志〉城池志注释——十九世纪初年之南圻与华侨》两篇论文。据其自述，《河仙镇叶镇鄚氏家谱》和《嘉定通志》皆为马伯乐的藏书，后归亚洲学会，得戴密微教授之助，自法国拍摄缩微胶片携回。[xliii]

鄚玖（1655~1735）是广东人，因不愿事清，于1671年渡海投南，与子鄚天赐（1700~1780）协助阮主，后裔支持阮福映建国，在越南声威极盛，嘉隆十七年（1818）鄚公榆命部将武世营撰《河仙镇叶镇鄚氏家谱》记历代先祖之事。鄚氏族谱所记虽是家事，却与华人在南方的拓殖、广南阮氏兴衰及阮氏王朝的建立息息相关，鄚氏既是河仙“港口国”城主，又是阮氏重臣，家谱所载足与史籍互证。[xliv]陈荆和的注释极其详细，广征中日越及西文史料，补充史事，兼有考证，呈现了深厚的学术功力。

郑怀德（1765~1825）之祖郑会为福建人，留发南渡，父郑庆事阮主，后遭西山之变，郑怀德投效阮福映，为嘉隆、明命两朝重臣，曾北使清朝，有《艮斋诗集》和《嘉定通志》等著作传世。陈荆和认为，“《嘉定通志》是嘉定府的地志，详述南圻各镇建置、疆域、风俗、土产、及城池，所志多涉及历代沿革及华侨事迹”。[xlv]他提到，1863年法国人鄂伯黎将其译为法语，但独缺《城池志》，因而选用马伯乐的藏本整理注释。[xlvi]陈荆和对郑怀德其人其事和《嘉定通志》的版本内容及成书年代均作了考察研究，并对鄂伯黎的译本作了分析，确定《嘉定通志》撰于明命元年（1820）。陈氏以官私史书对《嘉定通志》进行注释，史地考证细致绵密，还原历史背景和发生过程，并利用自己精湛的语言能力考释异名，堪称典范。

鄚氏族谱为罕见的私家史料，《嘉定通志》则是历史地理典籍，注释工作是基础的文献整理研究，因而从时间和空间上掌握了越南华人的历史活动，陈荆和也就此打开了越南华人研究的通衢大道。他随即在1957年发表长文《十七、十八世纪之会安唐人街及其商业》，其标题与《八联市场之设立与初期中菲贸易》较为相似，但规模和格局较后者更为宏大。此文穷搜涉及会安贸易的汉语、日语及西文资料，呈现了会安商埠贸易的变迁、阮主的商贸政策和华人在其中的地位和影响，揭示了广南阮氏及华人在近代初期东西方贸易中的作用。此文是华人在近代东西方及越南贸易研究的典范之作，也就此奠定了陈荆和在越南华人研究领域的格局和成就。之后陈荆和笔耕不辍，其越南华人研究论著大致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华人在越南的组织。包括《承天明乡社与清河庸》（1959年）、《会安明香社に关する诸问题について》（1970年）、《华侨社会の“帮”について》（1972年）、《十七、十八世纪の东南アじアにおける华侨の自主政权》（上、下，1974年）。

（二）华人在越南的人物和活动。包括《郑怀德〈艮斋诗集〉》（1962年）、《承天明乡社陈氏正谱》（1964年）、《河仙鄚氏の文学活动：特に河仙十咏に就いて》（1967年）、《河仙鄚氏世系考》（1969年）及《鄚天赐与郑信——政治立场、冲突及时代背景之研究》（Mac Thien Tu and PhrayaTaksin, A Survey on Their Political Stand, Conflicts and Background, Paperpresented to the Seventh Conference of IAHA held at Bangkok, 1977, Proceedings,Seventh IAHA Conference, Vol. II, Bangkok, 1979, pp. 1535-1575）。

（三）明清之际华人南下的历史成因、社会背景及进程。包括《清初郑成功残部之移殖南圻》（上，1960年；下，1968年）和《十七、八世纪越南之南北对立》（1968年）。

（四）两部与明末清初广南阮氏相关的中国典籍。《十七世纪广南之新史料：〈海外纪事〉》（1960年）与《朱舜水〈安南供役纪事〉笺注》（1968年）。

（五）华人古迹调查与研究。《关于会安明香社与古迹的认识》（西贡：《越南考古集刊》，1962年第1期，1962年第3期。“My iu nhn xét v Minh Hng x và các c tích ti Hi An”. Vit Nam Kho c tp san, Sài Gòn, s1/1961; 3/1962. ）

越南华人研究是陈荆和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主要研究领域。在《十七、十八世纪之会安唐人街及其商业》后不久，1958年陈荆和又发表了《清初华舶之长崎贸易及日南航运》。该文是陈荆和在越南华人贸易和日本朱印船贸易研究的基础上完成。1638年德川幕府锁国，停止朱印船贸易，禁止日本人出洋，只允许荷兰人和华人来长崎港贸易，华人成为日本海外贸易的重要力量。在此文的参考文献中，可以看到岩生成一已经对朱印船贸易以及日本人在海外的活动有了相当深入的研究。陈文则揭示了华人商船在日本与越南贸易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并对日本人根据华船带来的消息编撰而成的《唐船风说》做了研究，亦由此可见华船对闭关状态下的日本的重要性。在陈荆和的这两篇论文中，中国、日本、越南、西方的商船共同构成了一个贸易体系，不同国籍的商人在这个贸易体系中，对本国和区域历史发挥了重要影响。

1965年4月29日，陈荆和在新亚研究所第九十一次学术演讲讨论会上发表《关于“明乡”的几个问题》（《新亚生活》1965年12月31刊）学术演讲，在深厚研究的基础上，全面展示了越南历史上“明乡人”和华人的状况，展现了华侨研究史的新方向，指出华侨史是中国海外发展史的重要部分，号召结合史料文献和田野调查，推动华侨史研究的发展。

在对越南华人华侨经过近二十年的研究之后，陈荆和于1974年发表英文论文《Historical Noteson Hoi-an(Faifo)》（Center for Vietnamese Studies, South Illinois Universityat Carbondale），2016年由王璐译为中文，名《会安历史》发表于《海洋史研究》第九辑。此文重新梳理了会安的历史发展与兴衰，华人与东西方贸易商业的发展，广南阮氏的贸易政策，华人社区的形成，并根据碑刻铭文对会安现存历史遗迹进行考证，可以说是陈荆和越南华人研究成就的集中呈现，会安的历史地位和越南华人的功绩亦因此更加为英文学界所熟知。

四、并驾：中越关系史、制度史和越南史专题研究

1956年，陈荆和在整理《河仙镇叶镇鄚氏家谱》的同时，发表了一篇中越关系史的重要论文《五代宋初之越南》。此文是在杉本直治郎《关于五代宋初之安南土豪与吴氏》和山本达郎《安南形成独立王国之过程之研究》两篇论文的基础上，据中越史料重新写成，“就曲氏与南汉之关系，十二使君争立及丁氏之兴亡之年代申述若干私见以补充杉本、山本两教授之所论”，并得出四个结论，简述如下：

（一）吴权、吴昌文家族称霸交州之时，丁部领在驩州已经据有相当实力，并与割据布海口的陈明公结盟，以长子丁琏为陈明公养子；

（二）乾德三年（963）吴昌文战死，安南境内大乱。中国史书称“管内十二州大乱”，越南史书称“十二使君之乱”。但割据人数当是中国史书所称的几人。963年丁部领称“万胜王”，以子丁琏名义求节钺于南汉，为南汉静海军节度使。

（三）丁氏父子逐渐扫平群雄，最后消除了割据藤州的范防遏和杜洞江的吴氏残存势力，968年称帝。

（四）开宝四年（971），宋平南汉，973年丁部领以丁琏名义上表内附，从此改受宋朝节制。

五代宋初交州的历史极为混乱，且典籍记载差异极大。陈荆和在两位学者的基础上研究，史料分析的比较方法出自同一学术体系，在新的材料发现之前，已是依据传统史料研究这段历史的极致。然而相同的材料完全可能产生不同的研究观点。河原正博在1969年发表的《丁部领の即位年代について——安南独立王朝の成立年代に关する一研究》中认为，丁部领称帝在乾德四年（966）。[xlvii]山本达郎主编《べトナム中国关系史——曲氏の抬头から清仏战争まで》第一章《越南独立王朝的成立与发展》由河原正博撰写，延续前论，没有参考陈荆和的著作。基斯·泰勒（Keith.W. Tylor）的论文《10世纪越南的“十二使君”》（The “TwelveLords”in Tenth Centruy Vietnam）也延续了河原正博的观点。[xlviii]笔者在前人基础上，运用新出碑刻，撰成《丁部领、丁琏父子称帝考》一文，赞同（一）（三）条观点，否定第（二）条观点，认为丁部领称王在965年；延伸了第（四）条观点，认为丁氏父子以父逊子位的方式展开对宋外交，因而宋朝以丁琏为交州之主，并虚崇丁部领为“交阯郡王”。[xlix]

但此后陈荆和对越南史和中越关系史的关注并未再放在10至13世纪，而是进入17至18世纪。1965年6月18日，陈荆和做了题为《十七、八世纪越南之南北对立》的学术报告，与会的研究莫朝、中兴黎朝时期中越关系的日本学者大泽一雄迅速将其译为日文于1966年发表。[l]汉文本直到两年后方才发表在新加坡《南洋大学学报》第2期上。由此可见大泽一雄对陈荆和研究的赞赏。

1961年，陈荆和在《台湾陈大宗祠德星堂重建50周年庆祝记念特刊》发表了《越南陈朝事略》，但此文仅是述略。1979年，樱井由躬雄开始发表关于红河三角洲的系列开发论文。[li]可能受其影响，1988年陈荆和发表了一篇关于陈朝制度史和水利史研究的论文《“鼎耳”小考》。该文指出，蒙元三征安南，除了越南独特的自然环境和气候，陈朝人工创设的水利环境设施亦是一大障碍，进而考察了陈朝至阮朝的河防筑堤情况。此文亦是环境史研究的杰作，给予樱井由躬雄很大的启示。1989年，樱井由躬雄发表论文《陈朝期红河デルタ开拓试论》，《“鼎耳”小考》被列为参考文献第一位。[lii]

陈荆和晚年发表的最后一篇论文是《研究笔记：关于黎朝的教化条律四十七条》（1992）。此文没有交代写作缘由，相对于之前的雄文而言略为简单。所谓“律设大法，礼顺人情”，[liii]这篇教化律令研究的写作或许和日本学界的越南刑律研究有关。中国法制史和律令研究是日本东洋史研究的大宗，成果迭出，涌现了仁井田陞、大庭修、西嶋定生等一批优秀专家，并由此延伸于越南法制史。1983年，片仓穣发表了《国朝刑律 (黎朝刑律) について》，探讨后黎朝的律令刑罚以及与中国刑律的关系。[liv]刑律与教化在古代社会相辅相成，十六世纪以后，越南北部乡村开始制定大量的乡约和俗例，并施之于基层社会和乡村管理之中，具有强大的自治传统。越南有俗语云：“村例大于王法（phép vua thua l làng），不仅越南汉喃研究院保存有大量的乡约文本，而且有很多乡约俗例刻于村社碑石之上。陈荆和可能以此开展对越南古代社会组成和运作的研究，亦是在刑律研究之外开辟新的领域，但可惜尚未形成系列论文，即溘然长逝。

五、超越：越南史学研究

越南古代史学自黎文休《大越史记》以后，代有著述，官修私撰，诸体皆备。十九世纪末，法属殖民政府逐渐推广国语罗马字越南语和法语，汉文著述开始萎缩。法国学者很早就将越南汉文典籍译为法语。随着国语字的兴起，越南学者如张永记、陈重金、裴纪等将汉喃著述译为国语字。汉字和汉字著述在越南迎来了不可避免的衰落，著者和读者逐渐消失。1944年陈荆和到达顺化之时，见到国史馆的实录编纂工作，但知晓迟早要以国语字或法语印行“实录”，因而“特意地劝尚书无论如何是要尽量仍原文之旧以汉字出版的”。[lv]

到陈荆和进入台大工作的1946年，越南汉文史著得以重印者有日本引田利章翻刻本《大越史记全书》、岸田吟香《安南志略》、印度支那研究会影印《大南一统志》、河内远东学院《安南志原》、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越史略》。此时以汉语研究越南汉文史籍的著述十分匮乏。

陈荆和在1956、1957年发表的《河仙镇叶镇鄚氏家谱注释》《郑怀德撰〈嘉定通志〉城池志注释——十九世纪初年之南圻与华侨》的研究部分虽然与加斯帕东《〈安南志原〉解题》（Le Ngan-Nan tche yuan etson auteur）、山本达郎《安南の地志に就いて——〈同庆地舆志〉解说》一脉相承，但其注释部分则源自中国悠久的校勘学和考证传统。陈荆和将巨大的精力投入到越南古代史籍的整理和研究之中，极大地促进了越南史学的发展，享誉国际。

（一）阮朝硃本研究

1958年，陈荆和任顺化大学客座教授，随即担任“越南史料编译委员会”主席。他早在1943年便已见到阮朝硃本，离开后仍极为牵挂这一批阮朝档案史料。这次重返越南，在其努力之下，开始阮朝硃本的保存、整理工作。1960年，第一集《阮朝硃本目录（嘉隆朝）》出版，1962年推出第二集《阮朝硃本目录（明命朝）》。随后陈荆和离开越南赴香港，硃本的出版工作亦被战争所阻断。陈荆和在第一集作“关于阮朝硃本的介绍”一文，详细介绍了自己认识、关注硃本的过程，硃本的产生、保管状况，硃本的内容、形态与价值，硃本的文书格式及用玺印情况，进行了考证研究。此时硃本的价值尚止于文书和历史档案阶段。

1982年，陈荆和发表《〈大南实录〉と阮朝硃本について》。此文从总体上阐述了《大南实录》与作为修史依据的硃本之间的关系，并对《大南实录》的史学体裁和体例，编撰机构，编撰职责等进行考释，同时对《大南实录》的史料来源进行分析，呈现了阮朝硃本的史学功能和价值，并对《大南实录前编》和黎贵惇《抚边杂录》和《嘉定通志》的关系进行考证辨析。[lvi]文后附录了一份“阮朝硃本一览表”，除了已经出版的嘉隆、明命两朝之外，又有绍治朝（1841~1847）、嗣德朝（1848~1883）、建福朝及同庆朝（1884~1888）、成泰朝（1889~1907）、维新朝（1908~1916）、启定朝及保大朝（1916~1945）等朝的目录。陈荆和在“凡例”中说明表中新号码为越南史料编译委员会整理，旧号码则是1942年吴廷柔主持的委员会整理所加。陈荆和关于阮朝硃本的整理工作延续数十载，但因条件所限，后来者迄今仍未奏全功。

（二）《安南志略》校勘

编译委员会的工作极富成效，1960年又完成《安南志略》校本十九卷，陈荆和以越南语作序。校本选用岸田吟香乐善堂刊本、内阁文库藏钱大昕手校抄本、静嘉堂藏文澜阁本、大英博物馆藏抄本四个版本进行校勘，凡例言：

本委员会印行本书之宗旨乃在提供一部内容较可靠之安南志略校本于学界，以便史家使用及开拓，故在译文部分仅予若干说明句文所需之附注，并未加各种考证之注释。[lvii]

《安南志略》成书于元朝，被收入《经世大典》，在中国流传数百年，错讹极多。后经胡茨村、袁寿阶、钱大昕、黄丕烈等陆续校勘，[lviii]岸田吟香以黄丕烈校本为底本重印，方得一较佳的版本，即乐善堂本。陈荆和则指出，伯希和对乐善堂本的错讹极不满意，将其与大英博物馆藏抄本进行比较。[lix]陈荆和自称因为乐善堂本及其他版本的众多缺陷，因而越南史料编译委员会决定重新做一个校本，并译为越文。[lx]笔者揣测在此之外，陈荆和选择《安南志略》作为校勘典籍，恐与山本达郎《安南史研究》有莫大的关系。

山本达郎《安南史研究》为越南史地和中越关系史研究的经典之作，在第一编陈朝与元朝部分的研究中，《安南志略》是最基本和最重要的史料之一。山本达郎主要采用岸田吟香的乐善堂本，并参考内阁文库藏抄本和静嘉堂藏文澜阁抄本。[lxi]这三个版本再加上伯希和曾比较研究的大英博物馆藏抄本，即是陈荆和采用的校勘底本。《安南史研究》重在史地考证，对《安南志略》诸本歧异太大之处亦有考证。[lxii]笔者曾参与毕世鸿和翟亮《安南史研究》汉译本的校对工作，孙来臣主编曾以“十二月，师锡弩原”[lxiii]垂询，答曰：

《安南志略》武尚清校本（北京：中华书局， 2000年）第85、87页校记：“师锡弩原国主陈王，《复本》同，《阁本》“锡”作“赐”，余同。义不甚明。”第87页有“十二月二十一日甲子，师次安南界，分道”的记载，与“师锡弩原”句法意义相近，文献中“锡”通用“赐”，“赐”与“次”同音，可能是误抄。陈荆和1961年《安南志略》校本第53 页即根据静嘉堂文库本将“锡”改为“次”。

陈荆和的校勘极为精赡，并作简要注释。《安南志略》是现存越南人撰著的最早的两部史书之一，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安南史研究》无疑是对陈朝历史探讨最为深入的著作，陈荆和对其采用的重要史料《安南志略》进行校勘，同时增加并提高了史料和著作的研究价值。他校勘《安南志略》不仅为学界提供了一个可资利用的善本，亦是越南史学研究的重要典范。[lxiv]

（三）《海外纪事》

1955年，陈荆和拍摄了东洋文库所藏的清康熙年间大汕和尚南游广南阮主辖地的《海外纪事》刻本。1960年，他将其题为《十七世纪广南之新史料》影印出版。陈荆和在书前做长文解题，对大汕其人其事、南游的历史背景、广南政事与风物、阮主的政策、东西商贸均有极为精赡的论述，最后对清廷逮治大汕致其横死于途的原因亦做了探究。此文堪称中越关系史研究的典范之作。

1963年，越南史料编译委员会根据《十七世纪广南之新史料》将《海外纪事》汉语原文和陈荆和解题译为越语出版，但未附《海外纪事》汉文。高文论（CaoVn Lun）在越文本前做了介绍，高度评价了陈荆和解题的学术价值，并指出阮主辖地“广南”实为中国商人和学者的称呼，越南应称为“南河”，希望《海外纪事》能够如同先前出版的《安南志略》一样为学者提供帮助。另外此本将《海外纪事》数篇序文的顺序由仇兆鳌—徐轨—毛端士—阮福週调整为阮主阮福週—徐轨—毛端士—仇兆鳌。《海外纪事》封底介绍《阮朝硃本目录》第三集“绍治”正在印刷，但随着局势的变化，最终并未出版。《海外纪事》也成为越南史料编译委员会出版的最后一部史著。

1996年，黎明楷（LiamKelley）据《十七世纪广南之新史料》完成了硕士论文《大汕《海外纪事》：一个中国住持眼中的越南》（Vietnamthrough the Eyes of a Chinese Abbot: Dashan's Haiwai Jishi (1694-95), Master's thesis, Universityof Hawaii at Manoa, 1996）。笔者在诸学者研究基础上撰成《大汕＜海外纪事＞与“大越国”请封》，展现了十七世纪越南分裂时期中越朝贡关系在执行层面的周折。[lxv]

（四）校合本《大越史记全书》

《大越史记全书》成书过程极其复杂，历经陈、黎、莫、黎中兴数代，正和十八年（1697）刊刻，是越南历史研究和史学最重要的典籍之一。陈荆和清楚《大越史记全书》的巨大史学价值，因此以其为目标，取越南、日本、法国所藏版本进行校勘。1977年，陈荆和发表了《＜大越史记全书＞の撰修と传本》一文，介绍自1973年开始组织相关学术机构开始“越南史料整理计划”，整理目标有《大越史记全书》、《大南一统志（北圻和南圻部分）》、《嘉定通志》、《越史略》等。曾参与其事的曹永和记录，他还参与了《大南实录》的校订编辑工作。[lxvi]陈荆和认为诸书之中，以《大越史记全书》最为重要，价值最高，引田利章翻刻《大越史记全书》错讹极多，因此取他本校订出版。该文详细考订了《大越史记全书》的编撰过程以及续编情况，各种传世版本。陈荆和取所知各种版本开始校订工作，其中以天理大学图书馆藏《大越史记全书》最早，但亦是不同版本的拼配本。[lxvii]

1984年，校合本《大越史记全书》刊印，陈荆和在1977年旧作的基础上重做《解题：＜大越史记全书＞の撰修と传本》，置于书前，重点介绍了选取的各种底本。校勘底本从天理大学图书馆本替换为戴密微教授藏本。1978年，陈荆和与汪德迈在戴密微教授家中见到所藏的内阁官板《大越史记全书》，戴密微慨然相赠，陈荆和随即将此本作为校勘的底本。[lxviii]他根据戴密微本中无黎皇、郑主避讳，不同来源的错页，与其他传本体例颇不相同，且全书刻本字体亦不一致，认为戴密微所藏内阁官板并非正和原本。

1985年，在校合本《大越史记全书》下册即将印行之际，陈荆和又做了一个说明回顾校勘过程，并对越南史料翻译委员会的工作做了总结，即校勘出版《大越史记全书》，《大越史略》也已近校勘完毕，尚有潘辉注《历朝宪章类志》、郑怀德《嘉定通志》、《大南一统志（北圻、南圻部分）》留待学者努力。[lxix]

正和十八年（1697）刻印的《大越史记全书》纪事只到1665年，因此陈荆和又取远东学院藏《大越史记续编》（藏号A.1210）记1676年至1789年昭统帝奔清黎氏灭亡的史事等四种续编本，校勘为《大越史记全书》续编五卷缀于全书之后。校合本《大越史记全书》二十九卷记录了自远古鸿庞氏至黎朝灭亡之间的所有越南历史，成为越南历史研究的重要参考。[lxx]

陈荆和在“解题”中分析吴时任主编的《大越史记前编》卷首“前编历代国统分合之图”只到属明时期，远东学院A.1210藏本《大越史记续编》则记《大越史记全书》正和本之后的史事，由此判断《大越史记续编》出自乃父吴时仕“所藏续编”。且西山朝修史之事，吴氏族人参与甚深。进而认定《大越史记续编》应该是西山朝国史总裁吴时任修史计划的一部分，当在《大越史记前编》之后刊行。[lxxi]笔者认可这一点。越南史学深受中国史学影响，朱熹《资治通鉴纲目》之后，前编和续编之作不断。清圣祖将几部相关的纲目书籍合为一体，即元金履祥《御批资治通鉴纲目前编》，宋朱熹《御批资治通鉴纲目正编》，明商辂《御批资治通鉴纲目续编》，于康熙四十六年作《御制资治通鉴纲目全书叙》，正式刊刻流布。吴时任曾两次为使臣到中国觐见乾隆皇帝，可能在此期间见到了《御批资治通鉴纲目》。且吴士连、黎嵩、吴时仕等人均服膺朱熹史学，吴时任为国史总裁，即将《御批资治通鉴纲目》的体例和体裁引入越史修撰之中。据笔者管见，吴时任很可能以鸿庞氏至属明时期为“大越史记前编”，以1665年之后至黎亡之事为“大越史记续编”，黎太祖至黎嘉宗即正和本《大越史记全书》中记载的黎朝之事为“大越史记正编”。《大越史记续编》从史料上应该与吴时仕“午峰公所藏续编”有关。吴时仕《越史标案》从鸿庞氏至属明时期，与《大越史记前编》的断限相同。其历史分期应该受到了乃父的影响。就“前编”和“续编”的编撰情况看，后者应该是吴时任国史计划的一部分。

陈荆和以A.1210抄本缀于内阁官板《大越史记全书》之后的做法，也并非没有先例。汉喃研究院藏有两部《大越史记》抄本（藏号A.1486/1-5，A.1272/1-5），内容基本相同，鸿庞纪至属明时期用《大越史记前编》的内容，黎利至黎嘉宗时期史事采自内阁官板《大越史记全书》，煕宗章皇帝、裕宗和皇帝、昏德公、纯宗简皇帝和懿宗徽皇帝的论赞与A.1210抄本完全一致，史事内容则较少，应该是删削后者而来。但后的显宗永皇帝，论赞与汉喃研究院藏《大越史记续编》Vhc.632抄本相同，此本题“黎皇朝纪 一卷”，叙史自景兴元年至四十七年，内容却多于Vhc.632抄本。最后为“附西山传”，有阮岳、阮惠、阮吕、阮光纉史事，与《大南列传·伪西列传》颇不相同。A.1486愍帝史事的天头空白处有采自A.1210抄本的注释内容，A.1272最后附集贤院撰“总论”，评论自鸿庞纪至黎末的史事，与此《大越史记》抄本上下断限相同。此《大越史记》抄本从各类史书中采撷，又选用了多种中兴黎朝的“续编”抄本，前后体例一致，首尾相顾，是一部完整的通史典籍，笔者判断当为阮朝集贤院所撰，时间在嗣德帝下旨编撰《钦定越史通鉴纲目》之前。陈荆和在“解题”中没有提及该本，可能并未见到，但编撰的方式方法相近，却是“我思古人，实获我心”了。

尽管在“解题”中进行了解释，但以今人续编古史，毕竟难度太大。1985年，校合本《大越史记全书》（下）即将出版，陈荆和又写了一篇“补记”说明“续编”五卷的情况。他指出，“续编”所记时段的历史，之前从未刊刻， A.1210本体现了郑主专权时期的思想，在史观、体例、崇抑等方面与之后阮朝刻印的《大南实录前编》《钦定越史通鉴纲目》等官方史籍格格不入，史学价值极高，且呈现了郑主时代的史事；因而有必要将其校勘出版，并与阮朝史籍对参。[lxxii]

就陈荆和对校合本《大越史记全书》的校勘和研究工作而言，由史籍而史学，呈现出越南史学自陈朝至西山朝的发展与演进。其取《大越史记续编》缀于《大越史记全书》之后合校出版，虽然与吴时任的国史计划不符，但却遵循了越南史学和史籍编撰的发展规律，使《大越史记全书》与黎朝之史成为完璧之作。此举足以告慰前贤，堪称得意手笔。

1983年，潘辉黎（Phan Huy Lê）自法国亚洲学会带回内阁官板《大越史记全书》刻本的缩微胶片，有“PAULDMIVILLE”印章，此即陈荆和教授参校《大越史记全书》的戴密微教授藏本。潘辉黎根据“内阁”及全书没有阮朝避讳，断定此刻本即正和原刻本。[lxxiii]越南社会科学委员组织将戴密微藏本翻译为越语，缀有潘辉黎关于版本与作者的专论。1983年出版第一册，1985年出版第二册。1986年8月，陈荆和见到越译本，发现封面写“正和十八年刻印本《大越史记全书》，社会科学出版社Nhà xut bnKhoa hc x hi, i Vit s k toàn th, Bn khc In nm Chính Hòa th 18（1697）”，再次撰文论证并强调戴密微本并非正和刻本，而是出自正和本的一个后世版本。[lxxiv]

1988年4月16日，社会科学委员会（现越南社会科学翰林院）组织了一场关于内阁官板《大越史记全书》的学术会议，最后大会得出结论，内阁官板《大越史记全书》出自1697年的正和本《大越史记全书》，但刻印年代应该在黎郑时期，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lxxv]1993年社会科学出版社将之前分开出版的越译本合并为一书出版，并影印原书，继续沿用潘辉黎的观点，封面写“根据正和十八年刻本翻译Dchtheo bn khc nm Chính Hòa th 18（1697）”，显然与陈荆和及1988年会议的结果有异。

1997年，为纪念正和本《大越史记全书》刻印三百周年（1697~1997），潘大允主编《吴士连与＜大越史记全书＞》论文集。桃木至朗介绍了日本学者对《大越史记全书》的研究成果，内容极为详赡，对陈荆和关于《大越史记全书》版本校勘的研究做了重点评述，认为1984~1986年出版的校合本《大越史记全书》，惠及学界甚多。[lxxvi]

笔者考察戴密微教授藏内阁官板《大越史记全书》，各序、“大越史记外纪全书”卷之一至卷之五、本纪全书卷之一至卷之七，版心均刻“大越史记全书”，从外纪卷一到本纪卷七，版心格式完全一致，可以肯定从各序到本纪卷七为一个版本，可称为“大越史记全书”本，干支年和正文皆顶格刻印；从“大越史记本纪全书”卷之八到“大越史记本纪续编”卷之十九，除卷之十二以外，版心上部分别为“越史本纪”、“越史实录”、“越史续编”，可称“越史”本。“大越史记本纪全书卷之十”的版心按照格式当为“越史本纪”，但却为“越史实录”，总体而言仍在“越史”本体系之内。“越史”本干支年顶格刻印，正文空一格。《大越史记全书·凡例》最后附录了黎僖为正和本所撰“续编凡例”，所述篇章布局与内阁官板《大越史记全书》有显著的差别，可知内阁官板既非正和本《大越史记全书》的翻刻本，亦非正和本原貌。可以肯定戴密微藏内阁官板《大越史记全书》确由“大越史记全书”本和“越史”本两个不同的版本拼接而成，天理大学图书馆藏刊本正是“大越史记全书”本。至于这两个刻本何时由何人所为，与正和本《大越史记全书》关系如何，尚待进一步研究。陈荆和以戴密微藏本和天理大学图书馆藏本分别作为第一和第二校本，是非常准确的。

（五）校合本《大越史略》

1987年，校合本《大越史略》出版。陈荆和在书前的介绍中，提及1973年“越南史料整理计划”甫一开始，即将此书纳入工作计划中，但主要工作仍是校合《大越史记全书》。早期余炜参与了《越史略》的校合工作。1981年，陈荆和从港大退休后到达日本，在原先工作的基础上又新增加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越史略》，并根据文献，恢复原名《大越史略》。书前的《解题：＜大越史略＞的编撰与作者》曾于1980年发表于《东南アジアインドの文化》。

《大越史略》成书于陈朝昌符（1377~1388）年间，与《安南志略》是流传至今越南古代编撰时间最早的两部史书。此书在越南长期失传，约在明初传入中国，后被收入《四库全书》，在近代回流越南。此书仅有三卷，但却是问题最多的越南史籍。

1.撰者

《大越史略》撰者不详。1932年，山本达郎提出黎文休《大越史记》继承了陈周普的《越志》，《越史略》是黎文休《大越史记》的节略本，《越史略》即胡宗鷟《越史纲目》；[lxxvii]陈文玾提出《大越史略》的作者可能为陈周普；[lxxviii]陈荆和不同意山本达郎的观点，根据《安南志略》的记载认定《大越史略》的作者是陈周普，亦称《越志》，黎文休在此基础上修成《大越史记》。[lxxix]1983年，潘辉黎认为山本达郎和陈荆和的观点并没有确切的文献证据，其结论亦只是假设而已。[lxxx]

2.体例

笔者撰成“越南陈朝《大越史略》的编撰与内容”（待刊稿）就史书体裁和体例提出若干新观点。首先认为《大越史略》是越南古代学者仿照曾先之《十八史略》删削黎文休《大越史记》而成的史书。《十八史略》在中国、日本、韩国均有重大影响，翻刻、补注、续作众多，堪称“史略”体史书。越南虽仅有《大越史略》一部仿作，但时间较早，因其体例特殊，故而也是最接近已经亡佚的《大越史记》原貌的史书。

关于《大越史略》即胡宗鷟所撰《越史纲目》的观点，笔者认为《大越史略》的编撰体例和内容并不符合朱熹《资治通鉴纲目》确定的“大书以提要，分注以备言” [lxxxi]的宗旨。《资治通鉴纲目》在司马光《资治通鉴》的基础上编撰，胡宗鷟所撰应当有所本。胡氏之前官修史书仅有黎文休《大越史记》，很可能是以此书重撰。据《越史纲目》的名称，原名很可能是《大越史记纲目》。“纲目”和“史略”是两种不同的史学体裁，《大越史略》不可能是《越史纲目》。能够将《大越史记》三十卷内容的史书节略为三卷，非史才卓越者不能为之。《大越史略》篇幅虽小，但结构精赡，史事明晰，辞达意旨，行文扼要简约，虽不排除胡宗鷟编撰的情况，但其他学者编撰的可能更大。

根据“史略”体史书的特点，《大越史略》的内容最接近越南古代第一部史籍《大越史记》，其编撰与内容对早期越南历史及史学发展有极为重大的意义和价值。2017年，成思佳发现北京师范大学藏抄本《大越史略》与四库本《越史略》及其衍生诸本差异很大，原为曹寅藏书，题为《大越史略》，四库馆臣所改安南历代王朝帝号等皆未变更，考证此抄本是未经四库馆臣修改过的版本。[lxxxii]笔者考察此本，发现其中有大量越南陈朝官方讳字，与现存越南碑刻讳字使用情况相同。[lxxxiii]此本为越南传来的原本抑或依据原本重抄尚无法确定，但确为未经四库馆臣删改的早期抄本，应无疑问。新《大越史略》版本的发现，定可促使该书的研究再上层楼。

六 、沉思：阮朝近代史研究

陈荆和在研究阮朝硃本和越南华人华侨之时，对阮朝史料及史事已经极为熟悉，其1943年在顺化考察时即亲见国史馆《大南实录》的编撰及阮朝文献的原件，因而对阮朝历史充满情感。陈荆和就职香港中文大学之后，主持“东南亚史料专刊”和“东南亚研究专刊”，遂开始整理阮朝史料，精研阮朝历史，先后出版四种与阮朝相关的越南史料和研究：《郑怀德〈艮斋诗集〉》（1962），《承天明乡社陈氏正谱》（1964），《国史遗编》（1965），《宋福玩、杨文朱〈暹罗国路程集录〉》（1966）。加上之后的《嗣德圣制字学解义歌译注》（1971）和《阮述〈往津日记〉》（1980），陈荆和在香港共完成六种越南阮朝史料的整理和研究。郑怀德《艮斋诗集》和《承天明乡陈氏正谱》显然是延续了陈荆和越南华人华侨研究的工作，《嗣德圣制字学解义歌译注》则是喃字研究。《宋福玩、杨文朱〈暹罗国路程集录〉》解说对嘉隆帝阮福映即位前后与暹罗的交往、借兵过程，期间鄚玖等人所创立的河仙港口国的地位和作用以及暹罗王的应对都有详尽的分析，是东南亚诸国关系史的典范之作。《国史遗编》出版之时，陈荆和已经与越南史和阮朝研究结缘超过二十年，他在《＜国史遗编＞的编者与内容》的开篇对阮朝历史功过做了一个评价：

惜圣祖以来采取极端之排外政策，拒与外邦建交贸易，严厉弹压天主教，反面又忽视国家体制之增强即近代化，遂予法国以侵占、吞并之藉口，于是翼宗去世未几，越南则陷为法国之保护国。法国攫取越南后仍温存阮朝，但想尽手段夺削阮朝实权；然后之皇帝亦多不肖，毫无振作之气象，徒然拥有虚位而已；因之民心离背，阮朝丧失领导越南人民之地位……阮朝对越南历史最大之贡献不外为国土之拓展，事实上越南一半之疆域乃靠阮朝所得。反面，阮朝对越南历史最大之罪行则在将此锦绣山河断送于法国，使越南失去国家主权达八十年之久。迄今法国势力虽已告退，不料越南人民复在南北分争之下而饱受同室操戈之痛苦！

陈荆和这段话对阮朝历史的评价相当精到，他首先陈述了阮朝在近代化过程中的失败并导致法国入侵，沦为保护国。但在近代化过程中占有先机的越南为何会失败，实为越南史研究者的一大困惑。阮朝在嘉隆明命时期相当强盛，嘉隆帝借兵法兰西攻灭西山阮朝，与西方有良好的关系。明命帝改弦更张，开始断绝与西方的关系，驱逐教士，在绍治和嗣德时期愈演愈烈，爆发教案，法国、西班牙即以此为借口入侵。陈荆和认为明命、绍治、嗣德三帝在阮朝的衰落过程中负有重大责任，“忽视国家体制之增强即近代化”，终于被法国并吞。

1980年，《阮述〈往津日記〉》编注出版。饶宗颐在《阮荷亭〈往津日記〉抄本跋》最后提及，1966年戴密微在法国将抄本赠予饶宗颐，之后二人书信往来，1976年戴密微函嘱敦请陈荆和译为法语。陈荆和也确是最为合适的人选，终于完成编注工作，但出版时戴密微已经驾鹤西去。[lxxxiv]陈荆和在书前做“解说”长文，第一部分“阮朝之闭关禁教政策与法国之干预”专讲越南和法国矛盾的激发直至战争的过程，是其观点的具体呈现；第二部分“阮述使华之经纬”叙述阮述赴华求援而不得，道尽士人眼见故国沦丧，无力回天的屈辱与苦痛。阮述《往津日记》的研究更加促进了陈荆和不断探讨阮朝何以在近代化大潮中落后的深层次原因。

1987年，陈荆和发表了《越南文明开化之步骤──阮长祚与陈仲金》，首先抨击明命、绍治、嗣德三帝政治冥顽、保守，接着评价：

他们在政治思想上，墨守退婴的儒家政治理论，经济思想上，只知农村自给自足经济，对外关系上，固执于朝贡关系，以“小中国”自居。他们不知欧洲之宗教改革、产业革命、帝国主义发展为何物，加之，对西欧思想及宗教太过偏见，特别是对西欧诸国科学技术之发达根本无法加以评价。[lxxxv]

阮长祚（1828~1871）长期在欧洲，熟悉西方制度科技，本人亦富才干，曾参与阮朝外交事务，亦得嗣德帝之用。惜壮年病逝，他提出的近代化设想，被阮朝保守官僚抹杀，无法实施，陈荆和慨叹天丧其人于越南。文章中的另一位人物陈重金，陈荆和在河内求学时曾多次拜见。陈重金所著《越南通史》是第一部国语字史著，也是越南近代史学的奠基之作。陈荆和评论陈重金：“彻底究明东西文化之真髓，以合理主义，实证主义之方法，整理民族之精神遗产，构筑越南现代文化之基础”，[lxxxvi]陈荆和因曾亲炙其教，此言或有溢美之词，但对陈重金推动越南国家现代化的努力，是由衷敬佩的。阮长祚和陈重金是越南“书生报国”的象征。[lxxxvii]陈荆和感念陈重金的精神，将其回忆录《见闻录：身处风尘中》（Mt cn gió bi-Kinvn lc）译为日语《风尘のさなかに：见闻录》，连载于1980~1983年《创大アジア研究》第1~4期。

后人作出历史结论似易实难，而历史本身的发展则更加复杂而多元。阮朝的君主官员掌握着巨大的组织和社会力量，在近代化的过程中，他们究竟无动于衷还是积极谋划？1990年，陈荆和发表《阮朝初期の“下洲公务”に就いて》一文。[lxxxviii]文章展示了嘉隆帝未登基前即到海外购买军需，统一后及继位的诸帝又都派员率领船队前往新加坡、雅加达等众多英国、荷兰殖民地，采买枪械火炮、汽船、金银等货物，此时的越南成为东西贸易的一个节点。阮朝派出的官员也多有所感，并留下相关记录。陈荆和又利用西文史料考察了阮朝船队到达的情况及本地所留印象。陈荆和显然感受到了如此规模的对外公务行动，仍然没有唤起阮朝进行近代化的热情，阮朝近代的落后肯定还有更加深刻的原因。这是一篇述而不论的文章。

1991年，陈荆和又发表《嗣德时代べトナムの近代化志向と香港》，全面展示了嗣德帝在位时所作的近代化努力。译洋书，买机器，造汽船，派遣留学生，聘请外国军事人员，嗣德帝在内外交困之下，对富强之道颇为急切，欲参照香港兴盛之法，施之于越南。嗣德帝深知谋夺越南的法国与英国素有矛盾，因此欲依托香港的英国势力御侮自强，并要在香港设领事馆。然而嗣德帝的求变之道，是在法国的步步紧逼之下进行的被动应对，且与法国不断签订条约，这些条约规定了越南和法国的义务和权利，并为英国所顾忌。从1860年法越第一次战事结束，至1883年嗣德帝病逝，越南有二十余年的时间实现近代化。陈荆和感慨嗣德帝的近代化政策和努力，但整个朝廷及官僚机构的堕落和怠慢致其无法奏功。而社会风气保守腐化，乡村保有极大的自治自立传统，小农经济和小手工业满足于自给自足的状态，商业和贸易为华人所垄断，人才选拔机制仍为僵化落后的科举制度，作为社会主要力量的乡绅、地主和官员并不主动参与到嗣德帝的近代化政策之中。[lxxxix]嗣德帝的近代化志向终于沦为泡影，其身故后越南即沦为法国的保护国。

七、名山：陈荆和对越南史研究的贡献

1928年5月，傅斯年受命蔡元培，筹办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倡导历史学和语言学的综合、深入研究，愤慨我国历史学语言学发达极早而落后于后起之欧洲，要求寻找新的研究工具，扩张研究材料，抛弃“国故”观念，充分利用历史上各种语言材料。傅斯年完全是比照欧洲东方学的要求建设历史语言研究所和集刊，其后也确实在践行这一理念。面对我国历史研究的惨淡，他在文中无可奈何的说：“西洋的东方学者之拿手好戏，日本近年也有竟敢去干的，中国人目前只好拱手谢之而已”，最后高呼：“我们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xc]

此时傅斯年身处欧日汉学研究突飞猛进的漩涡之中，陈荆和则成长于这一时期。1946年陈荆和进入台湾大学工作，1949年傅斯年任台大校长，李东华评价：

陈氏是受日本史学系统训练学人中，最为勤奋者，也是转用中文写作论文最快速者。1940年代早期其著作发表情况不明，但他能在傅孟真治校励精图治时期，以到校不足四年（1946.12-1950.7），年龄不过三十三岁，即被升等为副教授，破格意味甚浓，研究之受肯定明显可见。[xci]

1950年12月，傅斯年病卒于校长任上，陈荆和继续以其精湛的学识和坚定的毅力在越南史领域践行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的理念。陈荆和的很多研究往往跨越数十年，各领域持续推进，相辅相成，有几个显著的特点：

（一）注重历史语言的运用，这一传统来自于松本信广，也是法国和日本汉学的普遍传统，亦为傅斯年所注重倡导。陈荆和极为勤奋，熟练掌握多种古今语言进行历史考证。值得一提的是，虽然陈荆和自幼便到日本，中学和大学亦在日本完成，但其汉语写作能力极其高超，精通中国古代典籍，故而能够在浩如烟海的中文史料中撷取精华，与外文史料比较研究。对越南和中国汉文史料的选择和运用也是陈荆和越南史研究的基础。

（二）将研究置于全球史和东西方贸易的视角之中。陈荆和具备精湛的语言能力，并以此发掘东西方史料，将华人的活动和贸易置于东西方交往的大势之下，越南和东南亚华人的历史成为东西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亦是全球史发展的动力之一。

（三）通史意识与通才精神。陈荆和的研究在时空和领域上没有限制，皆是穷搜史料，上迄先秦，下至近代，无论是越南史的上古传说还是晚近专题，均能以“通”的精神钻研，因此其专论文章往往上通下达，左开右辟，成为系列研究，程度极深。

（四）校勘学传统。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对于晚近史料，陈荆和大多予以整理介绍。但对于早期史料，因流转过程复杂，往往出现大量的讹误，陈荆和花费巨量精力，持之以恒，校勘早期越南史料，既为学界提供了可资利用的善本，亦是不朽的学术功业。

二战之后，远东学院从越南退出，其在东南亚的学术研究亦逐渐式微。日本的越南研究在松本信广和山本达郎的带领下，持续发展。陈荆和因缘际会，参与到战后越南史料的整理和研究之中，持之以恒，获得了和乃师松本信广和前辈山本达郎比肩的学术成就，是华人研究周边国家学者中的典范和楷模。陈荆和能够在越南史研究领域取得巨大的成就，固然与其受到日本、法国汉学关于越南研究的训练有关，但其勤奋刻苦以及锲而不舍的学术精神，则是更加重要的因素。

陈荆和教授的越南史研究和史籍整理工作，为越南史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所耕耘过的领域几乎涉及了越南史研究的绝大多数层面，是当前越南史研究的重要基础。陈教授的越南史研究成就高山仰止，嘉惠学林，他的著述传承不朽，熠熠生辉。

注释：

[i]法国远东学院设于越南河内，主要负责中国南部和越南、老挝、柬埔寨学术研究，均是法国汉学研究的范围；日本学界则有“东洋史”，主要研究中国和周边国家历史，“越南史”亦在其中。因陈垣、傅斯年均将日本、法国的研究称为“汉学”（见下文），故本文亦将陈荆和投入越南史研究时的法国和日本越南研究称为“汉学”。

[ii]叶少飞：《〈小方壶斋舆地丛钞〉越南史地典籍解题》，刘中玉主编《形象史学研究（2015/上半年）》，人民出版社，2015，第196~209页。

[iii]Lch s mt th knghiên cu Vin vin ng bc c Pháp ti Vit Nam, Unsiècle d'histoire: L'Ecole franaise d'Extrême-Orient au Vietnam, nhà xut bn th gii cole d’ extrême-Orient,2014. cole Francaise D’extrême-Orient有“远东博古学院”和“远东学院”两个汉语名称。“远东学院”在法国和越南的汉字名并不统一。最初设定的汉语和越南语名称有“远东博古场Trng vin ng bác c”，后称为“远东博古学院 Vin ng bác c hc vin”。中国和日本学者据法语翻译为“远东学院”、“极东学院”。为便于行文，本文统一称“远东学院”。

[iv]佐藤茂教：《引田利章の経歴紹介と曽根俊虎に関する若干の史料》，《史学》第四十五卷第一号，1972，第89~96页。

[v]黎崱著、武尚清点校：《安南志略》，中华书局，2000，第11页。

[vi]陈捷：《岸田吟香的乐善堂在中国的图书出版和贩卖活动》，见氏著《人物往来与书籍流转》，中华书局，2012，第499页。陈捷注释说明《大越史记》为黎文休所作，但黎文休所著之书早已亡佚。越南后世多有以《大越史记》指称他书者，如以《大越史记》称《大越史记前编》、《大越史记全书》，但后二书并无岸田吟香刻印的版本，此处不知何指。

[vii]冯承钧先生译为“马司帛洛”，陈荆和教授译为“马司培罗”，本文统一称“马伯乐”。

[viii]冯承钧译文民国时期即已出版，后又统一结集为《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1928年冯承钧翻译的马司帛洛《占婆史》和1931年译出的伯希和《交广印度两道考》，均单独成书。

[ix]敬轩：《本世纪来关于秦汉古象郡的争论》，《中国史研究动态》1995年第4期。

[x]转引自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前言（陈智超撰），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第2页。

[xi]转引自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前言（陈智超撰），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第8页。

[xii]张秀民：《中越关系书目（国人著述）·近人著作》，载氏著《中越关系史论集》，文史哲出版社，1992，第234~236页。

[xiii]张秀民：《中越关系史论集》自序，第1页。

[xiv]张秀民：《蒲寿庚为占城人非阿拉伯人说》，《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79年第1期。

[xv]远东学院版本《安南志原》汉文封面写“河内西历1931发行”，法文封面写“HANOIIMPRIMERIE D`EXTRME-ORIENT 1932”。

[xvi]张秀民：《永乐〈交阯总志〉的发现》《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1年第1期。

[xvii]张秀民：《中越关系史论集》自序，第5页。

[xviii]陈荆和：《顺化城研究旅行杂记》，《台湾文化》第3卷第5期，1948，第13页。

[xix]陈荆和：《越南文明开化之步骤——阮长祚与陈仲金》，《南洋与中国——南洋学会四十五周年记念论文集》，1987，第113页。

[xx]陈荆和：《顺化城研究旅行杂记》，第13~17页。

[xxi]李东华，《光复初期台大校史研究（1945-1950）》第五章“台湾专业史学的传承与转折”第四节“日本史学传承的消散”，台大出版中心，2014，第191页。作者在195页中指出自1950年傅斯年去世之后，台大收缩对出身日本学术系统教师的扶持，“文学院副教授以三四年磨勘得晋教授者大有人在，而历史系研究表现甚强之陈荆和却迟迟未见晋升，出身日本东北帝大、专研西洋史学的徐先尧更久居助教（1947~1960，历十三年）之职，这是否形成受日本教育者不得志或求去之因素，不得而知。”但《陈荆和前所长经历研究业绩一览》则显示其在台大期间已经获得教授，见《创大アジア研究》第15号，1994年，第148页。

[xxii]Nguyn Vn ng, V hot ng canhà ng phng hc Trn Kinh Hòa (1917-1995) trên t Vit Nam, Tp chí Pháttrin và nghiên cu, s 1(90), nm 2012.

[xxiii]钟淑敏等访问，吴美慧等记录：《曹永和院士访问记录》，台湾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2000，第131-134页。

[xxiv]《陈荆和前所长经历研究业绩一览》（《创大アジア研究》第15号）与周佳荣《陈荆和教授著述目录》（《当代史学》第4卷第4期， 2001年）均未提及陈荆和的法语著述，但阮文登在《东方学家陈荆和（1917-1995）在越南的活动》一文中记载陈荆和曾以法语编辑《十七、十八世纪中路的中国移民》四百多页，可能没有出版，Nguyn Vn ng, V hot ng ca nhà ngphng hc Trn Kinh Hòa (1917-1995) trên t Vit Nam，第113页。

[xxv]可参见川本邦卫《史記に对う慧眼——陳荊和博士を悼む——》，庆应义塾大学《言语文化研究所纪要》第28号，1996年；周佳荣《陈荆和及其东亚史研究》，《香港中国近代史学报》2005年第3期；区显锋《陈荆和对越南史研究之贡献》，《东亚世界：政治·军事·文化》，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2014，第366~386页。

[xxvi]成思佳：《从大陆王国到海岛殖民地——以越南阮朝学者潘辉注及其江流波之行为中心》，《史林》2017年第4期。越南古人所称之“江流波”即华人所称的“咬吧”。

[xxvii] 1934年阮文喧以《越南青年男女的对歌》在法国获博士学位，并有《京北行政地理》和《越南文明》等专著，对东南亚和越南的社会结构、村社组成、民俗信仰有精湛的研究，阮氏能以越南人出任远东学院院长，足见其学术卓越。

[xxviii]分别是：《河内佛国极东学院所藏安南本目录》，《史学》第十三卷四号，昭和九年（1934）十二月；《越南王室所藏安南本书目》，《史学》第十四卷二号，昭和十年（1935）；《河内佛国极东学院所藏字喃本及安南版汉籍书目》，《史学》第十六卷第四号，昭和十三年（1938）四月，见陈荆和《嗣德圣制字学解义歌译注》参考文献，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71，第18页。

[xxix]陈荆和：《“字喃”之形态及产生年代》，《人文科学论丛》第1辑，台湾光复文化财团，1949，第303，304页。

[xxx] Hình thái và niên i sáng chca ch Nm,Tp chí i Hc, s35-36, tháng 10-12, nm 1963.

[xxxi]陈荆和：《〈嗣德圣制字学解义歌〉解说》，载氏著《嗣德圣制字学解义歌译注》，第17页。

[xxxii]关于越南避讳字，目前当以吴德寿（Ng c Th）的《越南历代避讳字研究》最为精赡，见Ng c Th, Nghiên cu chhu Vit Nam qua các triu i, 。

[xxxiii]莲田隆志：《孙晓（主编）标点校勘本〈大越史记全书〉》，《环东アジア研究》第10卷，2017，第95页。

[xxxiv]“大瞿越”国号最早见于《大越史记全书》，更早的《安南志略》和《大越史略》皆未记载，而铭文所记丁部领帝号为“大胜明皇帝”。2015年4月28日，笔者考察华闾古城，见到发掘于丁朝宫殿遗址的红砖，刻有“大越国军城砖”铭文，猜测丁部领的国号很可能就是“大越”。1054年李圣宗建国号“大越”，碑刻均见“大越”国号。1159年为杜英武所立的《钜越国太尉李公石碑铭序》，又称国号为“钜越”，可见“大越”之外尚有别的国号称呼。（请参看叶少飞《“越南古代“内帝外臣”政策与双重国号的演变》，《形象史学研究》2016年6月，人民出版社，第134-166页。）笔者结合陈荆和教授的观点，“钜”、“瞿”即“K”的中文标示之一，认为“大瞿越”未必就是丁部领当时所建国号，而是本地民众根据自己的语言习惯，将“瞿”置于“大越”之间，最终被记入史书。

[xxxv]班固：《汉书》卷二十八下《地理志下》，中华书局，1962，第1629页。

[xxxvi] 饶宗颐著、陈荆和译：《安阳王と日南传に就いて》，《史学》42卷第3期，1970，第33~40页。

[xxxvii]饶宗颐：《安南上古史上安阳王与雄王问题》，载氏著《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卷七《中外关系史》，新文丰出版有限公司，2003，第193~218页。文后注明完成时间。

[xxxviii]蒙文通：《越史丛考》，人民出版社，1983，第63~81页。

[xxxix]陈荆和：《安南译语考释（下）》，《文史哲学报》第六期，1954，第227页。

[xl]李东华：《光复初期台大校史研究（1945-1950）》第五章《台湾专业史学的传承与转折》第四节《日本史学传承的消散》，第190页。

[xli] Paul Boudet，La conquête de la Cochinchine parles Nguyên et le rle des émigrés chinois，Bulletin de l'Ecole franaised'Extrême-Orient, Tome 42, 1942，p115-132. 该文中译文分见李星可译：《阮朝的征占南圻与华侨的贡献》，《南洋学报》第十四卷，第一、二辑，第41~50页；王云翔译：《阮朝的征占南圻和中国移民的作用》，《南洋问题资料译丛》1957年第4期。因所处环境的不同，李星可译文保留了Paul Boudet颂扬法国殖民者的言辞，王云翔则予以删去。因陈荆和看到的是法语原文，本文使用李星可的译名和译文。

[xlii]藤原利一郎：《广南王阮氏と华侨：特に阮氏の对华侨方针について》，《东洋史研究》第10卷第5号，1949，第378~393页；《安南阮朝治下の明郷の问题：とくに税例について》，《东洋史研究》第11卷第2号，1951，第121~127页。1963年，陈荆和《十六世纪之菲律宾华侨》(东南亚研究专刊之二)由香港新亚研究所东南亚研究室出版，藤原利一郎撰文予以介绍（《东南アジア研究》第1卷第4号， 1964，第105-106页），给予了很好的评价。由此可见陈荆和的越南华人研究获得了这位前辈的称许。

[xliii]陈荆和：《河仙镇叶镇鄚氏家谱注释》，《文史哲学报》第7期，1956。

[xliv]可参见李庆新《鄚氏河仙政权（港口国）与18世纪中南半岛局势》，《暨南学报》2013年第9期；李庆新《东南亚的“小广州”：河仙（“港口国”）的海上交通与海洋贸易（1670—1810年代）》，《海洋史研究》第七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第145~169 页。

[xlv]陈荆和：《艮斋郑怀德：其人其事》，载《郑怀德〈艮斋诗集〉》，香港中文大学新亚研究所，1962，第7~13,14页。

[xlvi]陈荆和：《郑怀德撰〈嘉定通志〉城池志注释——十九世纪初年之南圻与华侨》，《南洋学报》第12卷第2辑，1957，第1页。原文写鄂伯黎翻译时间为“1663年”，当为“1863年”之误。王嘉博士指出鄂伯黎原书序言末尾时间为1863年7月1日，封面标注时间为1864年。陈荆和当是根据鄂伯黎的序言确定翻译的时间。

[xlvii]河原正博：《丁部领の即位年代について——安南独立王朝の成立年代に关する一研究》，《法政大学文学部纪要》第15号，1969，第29~46页。

[xlviii]Keith.W. Tylor， The “Twelve Lords”in Tenth Century Vietnam”，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Vol. 14. No. 1 (March. 1983), p. 47.

[xlix]叶少飞：《丁部领、丁琏父子称帝考》，《宋史研究论丛》第16辑，河北大学出版社，2015。另请参看叶少飞《十世纪越南历史中的“十二使君”问题考论》，《唐史论丛》第26辑，三秦出版社，2018年。

[l]陈荆和著、大泽一雄译：《十七八世纪ベトナムにおける南北対立の歴史とその分析》，《史学》第38卷第4号，1966，第528页。

[li]樱井由躬雄：《らく田问题の整理 ——古代红河デルタ开拓试论》，The Southeast AsianStudies 17(1), 1979, pp.3-57；《10世纪红河デルタ开拓试论》（特集）《东南アジア低地开拓史》，《东南アジアにおける低地开発の诸相》，The Southeast AsianStudies 17(4), 1980, pp.597-632；《李朝期（1010-1225）红河デルタ开拓试论——デルタ开拓における农学的适応の终末》，《东南アジア研究》18卷2号，1980，第2771~314页。

[lii]樱井由躬雄：《陈朝期红河デルタ开拓试论》，《东南アジア研究》27卷3号，1989，第275~300页。

[liii]范晔：《后汉书》卷二十五《卓茂传》，中华书局，1965，第870页。

[liv]片仓穣：《国朝刑律 (黎朝刑律) について》，《金泽大学教养部论集·人文科学篇》第20卷。

[lv]陈荆和：《顺化城研究旅行杂记》，第13页。

[lvi]该文1986年被李塔娜翻译成中文。有关沿着陈荆和开创的道路，深入开展阮朝硃本与越南史学的中文论著，可参宗亮《清初粤中名僧石濂大汕越南事迹新考——以阮朝硃本档案为中心》，《海洋文明研究》第二辑，中西书局，2017。

[lvii]越南史料编译委员会：校合本《安南志略》凡例，顺化大学校出版社，1961，第3页。

[lviii]黎崱：《安南志略》前言（武尚清撰），武尚清点校，中华书局，2000，第7页。

[lix]陈荆和：《〈安南志略〉的版本、材料与编撰年代》，载校合本《安南志略》，第XV-XVI页。

[lx]陈荆和：《〈安南志略〉的版本、材料与编撰年代》，第XVI页。

[lxi]山本达郎：《安南史研究》，山川出版社，1950，第6页。

[lxii]山本达郎：《安南史研究》，第262，268页。

[lxiii]山本达郎：《安南史研究》，第51页。

[lxiv] 1989年，武尚清在未知陈荆和校本的情况下，以乐善堂本、文渊阁本、上海古籍书店复印本为底本，校注《安南志略》，1995年由中华书局出版，此本校注亦佳，但若知晓并吸收陈荆和校本的成果，定可更善。

[lxv]叶少飞：《大汕＜海外纪事＞与“大越国”请封》，《海交史研究》2018年第1期。

[lxvi]《曹永和院士访问记录》，第131~134页。

[lxvii]陈荆和：《大越史记全书全书の撰修と传本》，《东南アジア的历史と文化》第7号，1977，第3~36页。

[lxviii]陈荆和：《解题：＜大越史记全书＞の撰修と传本》，第16页。

[lxix]陈荆和校合：《大越史记全书》下，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1986，第1228页。

[lxx]陈荆和校合：《大越史记全书》“校合本的体裁与凡例”，第48页。另请参看牛军凯《＜大越史记全书＞“续编”初探》，《南洋问题研究》2015年第3期，第82-90页。

[lxxi]陈荆和校合：《大越史记全书》“解题”，第30~31页。

[lxxii]陈荆和校合：《大越史记全书》“补记”，第1223~1224页。

[lxxiii]Phan Huy Lê（潘辉黎）, i Vit s kToàn th: Tác gi-vn bn-tác phm, Tp chí Nghiên cu Lch s, s 4 nm 1983,tr.9-10.

[lxxiv]陈荆和：《『校合本大越史记全书』の刊行とその体裁凡例について》，《创大アジア研究》，1987，第263~266页。

[lxxv]《内阁官板＜大越史记全书＞鉴定年代结果》，《历史研究》1988年第5-6期，第75页。Kt qu giám nh niên i khc in Ni các quan bn,b VSKTT, Khoa Lch s, trng HTH, Tp chí Nghiên cu Lch s,1988, s 5-6.

[lxxvi]桃木至朗：Nghiêncu i Vit s k Toàn th ti Nht Bn（《大越史记全书》研究在日本），载Phan iDon (潘大允）ch biên（主编）, NgS Liên và i Vit s k toàn th（《吴士连与＜大越史记全书＞》）, Nhà xut bn Chính tr Quc gia（国家政治出版社）, 1998，tr.221-229.

[lxxvii]山本达郎：《越史略と大越史记》，《东洋学报》第32卷，1950，第53~76页。

[lxxviii]陈文玾，《对汉喃书库的考察》第1集，文化出版社，1984，第37~38页。

[lxxix]陈荆和：《『大越史略』――その内容と编者――》，山本达郎博士古稀记念论丛编集委员会（编）《东南アジアインドの文化》，山川出版社，1980。陈荆和著、李塔娜译：《〈大越史略〉－它的内容与编者》，《中国东南亚研究会通讯》1983年3~4号，第42~49页。

[lxxx]潘辉黎：《〈大越史记全书〉的作者、文本与作品》，《历史研究》1983年第3期。

[lxxxi]朱熹：《资治通鉴纲目序例》，载朱熹：《朱子全书》第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第21页。

[lxxxii]成思佳：《现存最早的越南古代史籍——〈大越史略〉若干问题的再探讨》，《中国典籍与文化》2017年第3期。

[lxxxiii]阮金杧：《越南宁平省陈朝碑刻避讳字研究》，大韩中国学会编《中国学》第56辑，2016，第71~83页。

[lxxxiv]龚敏：《阮述〈往津日記〉引发的学术因缘——以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藏戴密微、饶宗颐往来书信为中心》，《社会科学论坛》2011年第3期。龚敏根据戴密微、饶宗颐往来书信指出《往津日记》抄本为戴密微1920年代在河内远东学院任教时获得，后辗转多国，最终实现整理研究的夙愿。可能因材料所限，此文关于陈荆和的工作叙述较为有限。陈荆和用以研究的《河仙镇叶镇鄚氏家谱》和《嘉定通志》的文本即由戴密微教授之助获得，但不知何故《往津日记》如此辗转，最终经饶宗颐之手方由陈荆和完成其注释研究工作。

[lxxxv]陈荆和：《越南文明开化之步骤——阮长祚与陈仲金》，第99~100页。

[lxxxvi]陈荆和：《越南文明开化之步骤——阮长祚与陈仲金》，第115页。

[lxxxvii]同上。

[lxxxviii]此文1994年译为法语, Les missions officielles dans les H chu ou Contrées méridionales"de la première période des Nguyn, Bulletin de l'Ecole franaised'Extrême-Orient，Volume 81，pp.101-124.

[lxxxix]陈荆和：《嗣德时代べトナムの近代化志向と香港》，《创大アジア研究》第12号，1991，第69页。

[xc]《中央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一本第一分，1928，第3～10页。傅斯年在此称“东方学”，但陈垣和傅斯年又都称“汉学”。

[xci]李东华：《光复初期台大校史研究（1945-1950）》，第189页。

编辑:韩周敬 邓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