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廿二史札记》看东汉、唐、明三朝宦官之祸的不同打开方式

凡稍通国史者，必会对我国历代封建王朝的宦官之祸有所耳闻，十常侍、东厂、魏忠贤等等，都是中国历史上反派的代名词。然而，若真探讨起宦官祸国殃民的具体方式，大多数人除了“把持朝政”、“陷害忠良”这些大而化之的词汇也很难说出别的。

事实上，中国历史上的宦官之祸，公认以东汉、唐代、明代三朝为最。不过，虽然结果同样是害国害民，这三朝宦官各自的崛起之路和特征却不尽相同。清人赵翼的《廿二史札记》对东汉、唐代、明代的宦官现象有分别的论述，甚为精辟，从赵瓯北之文出发，可以一窥这三朝宦官之祸的异同。

（赵翼：《廿二史札记》）

东汉：操纵内外中枢，与外戚交替专权

若论汉代之宦官，当将两汉结合起来考察。宦官在西汉被重用，要追溯到汉武帝时期。武帝真正掌权后，一改黄老之术的无为而治，而推行有为的国策，其中一项举措，就是起用东方朔等亲信侍从，将决策之权从丞相领衔的朝堂逐渐转移至皇帝身边的核心班子。这样，也就逐渐形成了朝中之朝——内朝，而丞相下属的外朝也慢慢沦为单一的政策执行机构。然而，内外朝总要有沟通连接的人员，这个职责最后就落到了给事皇帝左右、多由阉人充任的中常侍身上。身兼中枢要职，掌权在所难免，西汉中后期，就出了石显这样害死名臣萧望之等人的权宦。但总体而言，西汉的宦官并未造成太大的祸患。

然而到了东汉，局势有所改变。光武立国后，中常侍成为正式的、有品秩的官衔，且一律由阉人担任（宦官也正是从东汉开始专由阉人担任）。东汉的皇族简直像受了诅咒，从光武、明、章三帝之后，皇帝往往不得长寿，颇多幼弱之主。这样的后果有二，其一是皇帝的娘家、也就是外戚势大擅权，与朝廷的士大夫集团势同水火，甚至威胁皇帝本人；其二是士大夫、外戚、皇权等集团相互摩擦对抗，极易发生政变。也是这两点，共同促使宦官成为东汉政坛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其中的逻辑链条十分好理解。皇帝幼弱而外戚势大，外朝大臣必然对此不满，可要搬倒外戚，政治斗争的合法性必然从皇帝那里取得，为了绕开隔绝内外的外戚集团，大臣只得通过宦官在朝堂和皇帝之间内外沟通，宦官也就趁势崛起了，郑众便是其中典型。同样对外戚专权咬牙切齿的自然还有皇帝，而宦官由于接近皇权的方便，往往能通过几条王命将权臣骗入宫禁，从而轻松诱杀手握千军万马的跋扈外戚，诛杀梁冀、同日封侯的单超等“五侯”就是代表。

士大夫、外戚、宦官三集团对抗的巅峰、也是终点，就是桓、灵时期的两次党锢之祸。桓帝末年，清流士大夫通过月旦人物、联合京内太学生势力，兴起了不可忽视的物议之浪，矛头直指宦官，李膺等人甚至开始诛杀宦官的党羽。随后，在宦官的推波助澜下，桓帝果断出手，剥夺了李膺等清流领袖的政治权力终身，称为“党锢”。桓帝死而灵帝上台后不久，陈蕃代表的士人集团和窦武代表的外戚集团联手，倚仗舆论而使皇帝废党禁，之后又谋划诛杀宦官。不料事情败露，宦官抢先出手，一夜就扭转局势，重行党禁、大开杀戒，陈蕃、窦武等名流相继遇害。

（党锢之祸）

直到黄巾之乱，朝廷为了延揽士人力量对抗黄巾军，才废除党禁。然而那时的朝中仍是十常侍的天下，妄图诛杀他们的外戚何进的结局，读过《三国演义》的人都知道。最后解决宦官的，还是袁绍的兵变和军阀董卓的进京，然而和宦官一起被埋葬的，还有东汉王朝本身。

（十常侍）

综合来看，东汉的宦官在政治上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在与士大夫集团和外戚集团的交手中几乎出手必中，而前二者要对付宦官集团则难度倍增。不过，作为内朝这一皇权集中现象的伴生物，汉代的宦官还不能真正威胁皇权，也有司隶校尉这样专治自己的克星，因而只能靠充当皇帝的打手而揽权。因此，相比于政治上的危害，宦官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现象对国家危害更重。一个宦官的崛起，意味着一个家族、一个集团的崛起。他们在地方上鱼肉乡里，豪奢无度，让百姓怨声载道；他们让政坛乌烟瘴气，把持吏治，让士大夫咬牙切齿。这既挖空了民众这一统治的根基，也让士大夫这样统治集团的组成者同皇权的离心力大大增强，最终造成了东汉的覆灭。

唐代：手握兵权、左右皇位

若说东汉的宦官是害民大于害君，那么唐代的宦官则恰好相反，受他们威胁最大的，正是皇帝。当然，这并不是说宦官想自己当皇帝，而是指唐代的宦官权力大到可以左右皇位，甚至掌握皇帝的性命，“立君、弑君、废君，有同儿戏”。

唐前期宦官的杀手锏，还是同皇帝的亲密关系，他们往往以只言片语就能改变皇帝对一个朝臣的印象，故而大臣甚至皇子们都忙着巴结宦官。例如肃宗即位前，就敬称高力士为“叔叔”，努力巴结他。不过，当时的宦官多有节制，很少肆无忌惮地干预行政，即便受宠如高力士，也有贤宦的名声。

安史之乱后，从对唐肃宗有拥立劝进之功的李辅国开始，情况急转直下。他垄断了大臣面见皇上的渠道，权势最嚣张时，若无李辅国首肯，大臣都无法面圣。此外，从李辅国及其同时期的鱼朝恩开始，宦官得以暂时掌握军队，这种军队不是那种仪仗性质的禁军，而是有充分战斗力的首都防卫力量及野战军。不过，肃、代时期的宦官，若过于嚣张，皇帝还有能力动手清除，李辅国、鱼朝恩便是被代宗铲除。

（李辅国）

事情的恶化发生在泾原之变后，唐德宗被兵变的士兵逐出长安，威严扫地，他看清了河北节度使的野心已难以遏制，也看清了宰相和之前执掌禁军的武将在关键时刻的不中用。于是他改变了鱼朝恩后内官不典兵的传统，将统兵宿将悉数罢免，置护军中尉、中护军等职掌管神策军、神威军，让宦官充任这样的官职。从此，禁军完全落入宦官之手。雪上加霜的是，代宗设立了枢密使之职，负责接收朝臣和地方奏表、同时宣布王命，而枢密使本就全部由宦官担任。

禁军与枢密，成为了支撑宦官集团权力的两根屹立不倒的廷柱，也正是靠此二者，才有了“自穆宗以来八世，而为宦官所立者七君”。其间也有宪宗这样意欲整肃宦官却反被宦官杀死的皇帝，而李训、郑注等大臣奉文宗之命杀仇士良，却反遭屠戮、横尸阙下。

（甘露之变，仇士良等残杀大臣）

简而言之，唐代宦官最大的祸患，在于掌握禁军，反噬皇权。他们依靠禁军和枢密两招，不仅在与朝臣的南衙北司之争中屡占上风，甚至肆意威胁皇帝的人身安全。另外，唐代宦官的另一大害就是中宫出使和监军。出宫的宦官，于国家军政，可谓有百害而无一利，他们的目标往往只有受贿一个。包藏祸心的地方实权派，用金银财宝贿赂宦官，就能让中央放松对自己的节制，如安禄山；而刚正不阿的领兵大将，往往会因宦官的几句诬陷而丢掉兵权甚至性命，如高仙芝；战场之上，宦官也往往干涉宿将的用兵，致使损兵折将，这也是裴度平淮蔡前力奏免去监军的原因。

明代：敛财以害民、结党以乱政

明朝的宦官之祸不一定胜过东汉和唐代，但知名度恐怕稳居第一，毕竟各大文学、影视作品中，东厂太监的上镜率实在是太高了。

事实上，明代开国之初，朱元璋就严令内官不得干政。但永乐一朝就基本推翻了这条祖训，七下西洋的郑和是三保太监，而军镇卫所掌兵的洪武旧将和内外大臣也都需要人监视，于是东厂应运而生，宦官专权也由此而始。不过尽管东厂名气很大，但明代宦官的工作可远不止做特务，代行朱批、京城防务、边关镇守、市舶织造、矿产开发，军、政、工商几乎无所不包。因此，宦官们的富贵程度，往往骇人听闻。

明代的大宦官可谓江山代有“恶”人出，代际区分还挺明显。王振可以说是第一代，汪直算第二代，刘瑾是第三代旗手，魏忠贤则是登峰造极的第四代。观察这几位代表的发家事迹，可以总结出明代宦官专权的三个必备条件：欺上瞒下、掌握司礼监、党同伐异。

（魏忠贤）

明代是中国古代君主专制走向顶点的时期，宦官虽然能掌握一部分京城防卫，但再也难以直接威胁皇帝性命。即便是魏忠贤，在崇祯命人宣读他的十大罪后，他也只敢拼命求生，而不敢做弑君这样的釜底抽薪之计。因此，明代的宦官若要专权，必须要像王振哄英宗、魏忠贤哄天启这样，把皇帝骗得服服帖帖，心甘情愿把权柄交给你才行。只要欺上成功，瞒下就顺理成章了。

宦官代皇帝理政光靠宠信自然不够，还要有制度基础，这个制度就是票拟。明代万事决于皇帝，但皇帝一人肯定忙不过来，只好由内阁大学士先将拟定之批复“用小票墨书”，附于奏本进呈皇帝，最后由皇帝批红定夺。然而，明朝皇帝多懒政，甚至有几十年不上朝的奇葩，他们自然是愿意甩手掌柜当到底，于是批红之权就落到了司礼监。而掌握司礼监的掌印太监和秉笔太监，便成了稳压内阁一头的最后决策者，他们想要专权，真是易如反掌。即便是张居正这样的猛人，也要靠冯保的帮助才能推行政令。

（司礼监）

东汉是引领中国古代王朝风气之先的朝代，清流士大夫与宦官势不两立，唐代的名臣如李德裕等，也都敢于同宦官斗争，然而在明朝，大臣同阉宦结党却是司空见惯。张居正同冯保结盟，还可以说是为了实现政治抱负，但大多数臣僚依附宦官，都是为了金钱与权位。魏忠贤那空前绝后的阉党名单中，阉人只占一小部分，为九千岁出谋划策的“五虎”崔呈秀等多是正儿八经的进士，许显纯等“五彪”也都或靠武进士、或靠门荫等正途获得官位。太监和大臣那种生理厌恶带来的鸿沟在明代几乎消失，他们纯靠利益结成党派，对异己大张挞伐、大开杀戒，明朝的政坛，就是在这样一次次的党同伐异之中烂到根子里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