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的时候，食盐价格不仅影响百姓的日常生活，更影响朝廷的国库收入。跟很多朝代做法相同，清朝将食盐划归官府专卖。 盐税每年可以为国库带来大笔收入。
《清史稿.食盐盐法》记载：“乾隆十八年，计七百一万四千九百四十一两有奇。光绪末，合课婺计共两千四百万有奇。宣统三年，度支部豫算，盐课收入约四千九百万有奇。”从这些数字中可以看出，清朝盐税收入占国库收入的比例。
盐价高低是否影响普通人日常需求，并非朝廷主要考虑范围，更重要的问题在于，盐价会不会影响国库收入。清朝的时候，盐需要走完制作、流通、销售，最后到百姓手中。官府并没有全程介入，他们主要跟盐商合作。
盐商卖盐时，需要缴纳引税，从官府手里拿到盐引。这是清朝卖盐的凭证，盐商拿到盐引后，到指定地点买盐销售。整个过程，清朝只需坐收引钱即可。这种被称为“官督商销”。
当然，清朝也有其他贩盐的办法，比如官府运输，盐商销售，或者盐商运输，百姓销售。这些办法都没有长久推行，只有“官督商销”是主流，且使用时间最长。
在这个体系中，盐商看似赚钱，实际完全没有保障。他们完全依赖于官府，如果官府朝他们拿钱，盐商也只能乖乖拿出。清朝又不断加重盐税，雍正以后，每次遇到军需、庆典、营建等，都让盐商掏钱。
乾隆南巡时，内务府让江淮盐商出钱，博得皇室节俭的美名。但是，盐商给朝廷之间属于共生关系。朝廷既然需要盐商，就不可能把他们逼死。
起初准许他们加价，后来又允许他们加耗，官吏勒索成风，盐价疯涨。换句话说，官府、盐商的负担，最后都加在普通百姓身上。
官盐价格高，百姓需要盐，两种力量推动下，私盐泛滥成为必然。清朝各地都有私盐贩卖。一些私盐贩靠着财力，甚至纠结武装，跟朝廷对抗。
实际上，清朝处置私盐贩卖极为严厉。按清朝规定，私盐贩卖跟私铸银钱同罪，都被列为钦犯。买私盐的人也要受到严惩。
可是，私盐有它的市场需求，一直屡禁不止。雍正让李卫到云南、浙江任职，都是处理盐务。因为李卫敢跟私盐贩和地方豪强掰手腕，为朝廷争取利益。
可是，打击私盐，并不能解决官盐价格过高的问题。这里有一个平衡问题。对朝廷来说，官盐价格过高，同样不利，这会造成官盐滞销，影响盐商资金周转，不利于朝廷征税。
清朝档案记载，乾隆中期开始，官盐滞销问题开始出现。嘉庆、道光年间，都有地方那个官员上奏官盐官盐滞销问题。
朝廷需要进行盐务改革，保障自己利益。雍正时期，全国产盐地基本都在变革。以福建为例，当时清朝推行的盐务改革中，包括废除盐商垄断，打压官吏腐败，提高国家盐税收入。这项改革让盐价降低许多。
当时除偏僻地区道路不便运输外，福建沿海地区盐价均有下降。根据《中国历史第一档案馆》记载
“从前买食盐时，沿海近场各县每盐一斤卖钱四五文至六七文不等，盐少时亦卖有十五六文者。今革除商人后，沿海近场各县俱系小民肩挑散卖，场盐广出，时每盐一斤止卖二文半或三文半不止不等，较之从前实为大贱。”
但是，盐价跟太多人利益捆绑太深，导致清朝盐务改革大多短期有效，长期失效。盐价经过层层加码，仍由百姓承担，居高不下。清朝史料记载，当时很多百姓因为盐价过高，选择"坚忍淡食”，“数个月不知盐味者”。
道光年间，两江总督陶澍曾在江淮地区推行盐务改革。除了搞促销，打击官吏腐败，裁减盐运手续外，陶澍推行的变革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只要缴纳一定的课税，就可以销盐，不论资本多少，都可以申请。
这个做法，节省过去很多盐务中不必要的环节，成本降低，盐价降低。陶澍推行盐务改革后的盐称为“票盐”。
很多私盐贩开始转向贩卖官盐。毕竟卖私盐是犯法的事情。很多老百姓看到官盐价格降低后，也选择购买官盐。
官盐质量比私盐好，价格差不多在同一水平。票盐为很多农民提供生计，既可以吃得起盐，也能靠盐谋生。当时江苏海州遭遇灾荒，就是靠着票盐，才熬过灾年。
所以，在陶澍去世后，很多百姓对他依然十分惦念。可陶澍的改革依然没有成功。因为很少有官员愿意为了老百姓的盐价，掏出自己的腰包，推广类似的改革。所以，整个清朝历史，盐价基本都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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