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吴三桂为例，探析明朝末年“总兵”一职的地位

导读：明朝末期，随着封建统治阶级腐朽没落，外有满清侵扰，内有起义打击，其统治江河日之下。这个时期，统治阶级内部矛盾重重，“百官各为身家计”“鞑子、流贼到门，我自开门请进”，明王朝的统治在政治上已经失控，军事上也已成崩解之势。

明末农民起义

从经济上看，明朝土地高度集中，贪污腐败成风，王侯将相手握大量财富，形成“寡头经济”，国库里除了耗子什么也没有。而吴三桂就是这个时期的地主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

经济上

明朝末期，中央无力控制地方，辽东形成了以祖大寿为中心的政治集团。吴三桂是祖大寿的外甥，他本人与其父吴襄又都是手握重兵的守关总兵。因此，吴氏一门在辽东有着很高的政治地位。吴氏父子的经济实力也很雄厚。

吴三桂的父亲吴襄，在报兵饷时，一贯吃空饷。根据南明史书《小腆纪年》记载，吴襄曾对崇祯皇帝说：“臣兵按册八万，其实三万人”，贪污比例达一半以上。

明朝军队

吴氏父子在辽东豢养了大量死士，其中资产数百金者就有三千多人，由此可知，吴家父子拥有极其庞大的财产。而李自成进北京，曾“执襄诛求金宝，索诈甚酷”，也说明吴氏父子在北京的财产也极其可观。吴氏父子的政治、经济基础，都是靠手里的军事实权得来的，因此吴氏把军队看作扩大自身影响力的资本。

军事上

明朝的兵制原本是“兵将分离”，但是到了明朝后期，由于长期对外作战、对内镇压，已将兵将合并，总兵以下的军队实际上就是直听命于将领的私人武装。吴三桂与其父吴襄，就是这种性质的总兵。

明末总兵形象

吴襄曾公开地向崇祯皇帝表明他们父子的实力，说：“臣有亲兵三千，此三千人非兵也，乃臣襄之子，臣子之兄弟……三千人皆纨罗锦绣，顾臣能得其死力。”

吴襄为什么敢跟崇祯皇帝这么说话？因为在当时，这些总兵仰仗自身军事实力，敢于公开对抗督抚乃至皇帝的命令，皇帝对于自己一点威胁都没有。

清军与明军鏖战长城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里曾记载：崇祯遣官至锦州，凡三调祖大寿往。皇帝别说指挥祖大寿了，连叫都叫不动了。

《烈皇小识》里记载：诏吴三桂、刘泽清帅师入援，三桂、泽清皆不奉诏。

昔日的总兵，此时已经完全蜕化称为地方割据势力，明朝中央已经失去了对他们在政治上的控制，边镇与中央形成了分庭抗礼的局面。可是，崇祯为了延续明朝国祚，必须依靠这些拥有重兵的总兵。所以，崇祯皇帝跟总兵说话，也得低声下气。

政治上

清朝的咄咄逼人，加上农民起义日甚一日，为吴三桂父子的进一步发迹、扩张势力提供了契机。特别是松锦之战后，祖大寿、洪承畴降清，吴三桂父子的政治地位更加重要。明朝把吴三桂部下“能得死力的三千骁勇”称为“北门锁钥，恃无恐”。

李自成攻克太原后，兵锋直指北京，明王朝危在旦夕之际，崇祯帝采用“丢车保帅”的策略，命吴三桂父子带兵拱卫京师。

进京后的李自成

吴襄一方面向崇祯帝表示：“若以臣子之兵当之，直成擒耳”。另一方面，又以“祖宗之地尺寸不可弃”为由，拒绝带兵前往。丝毫没有挽救国家于水火的为臣之心，反而趁此机会敲诈崇祯皇帝，张嘴就要兵饷”百万“。

崇祯皇帝惊讶地问：“何用多饷？”襄曰：“百万犹少言也，三千人在外皆有数百亩庄田，今舍之入关，给何地屯种？”

崇祯皇帝没办法，只得把国库里仅剩的七万金全部拿出来，有从后宫搜一些金银首饰、玉器，得银二十万，仍不够，于是下捐助令，希望朝臣能捐饷。但这些大臣都自称“很穷”，为了筹钱，崇祯皇帝在朝堂之上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就差给他们下跪了……

崇祯皇帝剧照

崇祯皇帝无法解决饷银问题，也就无法召回宁远的军队。皇帝有难，王祚将倾，可调动这些帝国军队就像借兵一样，甚至是乞求。这充分展示出了藩镇割据对国家的危害性。

在保存实力，发展个人影响力这方面，吴三桂比起他父亲有过之而无不及。

根据《圣武记》记载，1644年初，农民军兵临北京城下时，崇祯皇帝最后一次向吴三桂发出“求救信”，希望吴三桂带兵勤王。值此危难之际，吴三桂竟“徙宁远兵民五十万众而西，日行数十里”，结果行至途中，“闻燕京已陷，不敢前。”

明末总兵形象

这哪里是进京勤王，分明是部落大迁徙！他根本没有拯救明朝的意思，这也是后来，吴三桂反清时，打出“反清复明”口号不被认可的主要原因！

独评：

大明王朝最后的覆灭，绝非哪一个人的过错，是明朝中后期几代人积攒下来的弊病，积重难返。也是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的一次总爆发。一个吴三桂尚且如此，明朝后期又有多少个吴三桂？藩镇割据的形势已然形成，人人都把保存实力当作第一要务，这个国家已经没救了。即便吴三桂真心勤王，放弃关外，明朝还是一样会灭亡。

还是那句话：一个国家要灭亡，谁也救不了，一个国家不该灭亡，谁也灭不掉！

参考文献：《小腆纪年》、《烈皇小识》、《明季北略》、《庭闻录》、《清史列传》卷80吴三桂、《清太宗文皇帝实录》、《圣武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