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周忠臣韩通：死于陈桥兵变且疑点重重，宋廷始终不为其立传

赵宋开国，号称“不戮一人而得天下”。

然而事实上，打脸此说的例子很多，其中最重要的便是韩通之死。

韩通是五代时期后周的开国将领，累功至检校太尉、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侍卫亲军副都指挥使。

在宋太祖陈桥兵变进入都城时他因组织抵抗被杀，成为赵宋开国史上最特别的流血事件。

说韩通被杀特别，还在于涉及易代隐秘，在宋代正史中被有意隐去了很多细节，使得韩通之死更显得扑朔迷离。

在周世宗去世后，军政多由韩通裁决。

就是这样的人物，在陈桥兵变中成为了后周唯一的死难重臣。

韩通身为周臣，且为周室死，理应被载入史册，名垂千秋。

但是就是这样一位人物，在北宋官修的新旧五代史均不见其传记。

很多年后，欧阳修编《新五代史》，他高举义理大旗，与《旧五代史》相比，多有创新。但是他仍旧没有给韩通立传。

这在当时便遭到时人的批评。

子瞻问欧阳公曰：“《五代史》可传后也乎？”公曰：“修于此窃有善善恶恶之志。”苏公曰：“韩通无传，恶得为善善恶恶？”公默然。

旧传焦千之学于欧阳公。一日造刘贡父，刘问：“《五代史》成邪？”焦对：“将脱稿。”刘问： “为韩瞠眼（韩通 ）立传乎？”焦默然。刘笑曰：“如此，亦是第二等文字耳。”

显然，在当时人如苏轼（子瞻）、刘攽（贡父）看来，已然把是否为韩通立传视为《新五代史》能否传世或是否一流的标志。

韩通成为修史者必须要直面的人物，这里面隐含的信息不言而喻。

尽管《新五代史》为褒扬忠义特别立《死节传》、《死事传》，却偏偏不将韩通列入其中，可见此事的隐讳在七八十年之后仍令人讳莫如深。

我们可以肯定，韩通之死，事涉敏感事件，史家要避讳，不敢直书。

身为五代周臣，在五代史中却无传记，连元代人都看不下去了。脱脱在修《宋史》的时候，特别创立一传，叫《周三臣》，韩通位列首位，正式为韩通立传。

在《宋史·周三臣》之前，脱脱加入了一段感慨：

《宋史》传周三臣，其名似之，其义异焉，求所以同，则归于正名义、扶纲常而已。韩通与宋太祖比肩事周，而死于宋未受禅之顷，然不传于宋，则忠义之志何所托而存乎？

至此，在近四百年后，韩通终于在官修史书中有了自己的传记。

身为周臣，被赵宋所杀，韩通却立传于《宋史》，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讽刺。

《宋史》脱胎于宋代国史，在宋代官方有选择的“加工”和“遗忘”外，韩通之死已然失去了本来的面貌。

在宋代人留下的是官方或民间的史书中，韩通之死有几种差异极大的记载。

特别是被杀前，有未抵抗、准备抵抗、抵抗、激烈抵抗等不同记载。

韩通之死说法一：未抵抗，逃家被杀。

《宋史·韩通传》记载道：

太祖奉诏北征，至陈桥为诸军推戴。通在殿阁，闻有变，惶遽而归。军校王彦升遇通于路，策马逐之，通驰入其第，未及阖门，为彦升所害，妻子皆死。

《宋史》脱胎于宋代国史，这就代表了北宋官方的记载。根据这个记载，韩通听闻兵变后，仓皇逃往家中，结果路上遇到军校王彦升，被他追至家中杀害，且妻儿子女一同被杀。

《宋史》的记载基本上是沿用了北宋史学家司马光《涑水记闻》的记录。

及太祖勒兵入城，通方在内阁，闻变，遑遽奔归。军士王彦升遇之于路，跃马逐之，及于其第，第门不及掩，遂杀之，并其妻子。

兵变时，在京的侍卫亲军副都指挥使韩通未抵抗，逃家被杀。这是最官方的记载，也几乎成为了韩通之死的权威说法。

这自然是赵宋统治者希望看到的了，大宋代周，无人反抗，正是天命所归。对韩通而言，他没有抵抗，也算不得忠于后周。

韩通之死说法二：准备抵抗，不成，被杀。

这个说法见于南宋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

天平节度使、同平章事、侍卫马步军副都指挥使，在京巡检太原韩通，自内庭惶遽奔归，将率众备御。散员都指挥使蜀人王彦升遇之于路，跃马逐之，至其第，第门不及掩，遂杀之，并其妻子。

这里面多了一句关键的话“将率众备御”，说明韩通准备抵抗赵匡胤的军队，结果被被杀。

自此南宋的一些史书在涉及韩通之死的情节多便多了一个韩通“准备抵抗”的细节。

元代修撰的《宋史·太祖本纪》也有这个记载。

“副都指挥使韩通谋御之，王彦升遽杀通于其第。”

这个记载说明，韩通是有忠于后周的实际行动的。

韩通之死说法三：韩通抵抗，甚至是激战至死。

南宋吕中《类编皇朝大事记讲义》记载:

“上之入京也，韩通率众备御。”

和《续资治通鉴长编》的“将率众备御”相比，少一个“将”字，说明韩通已经在率军抵抗，京城发生了战斗。

而文人笔记的记载更加直接、详细。

北名相王旦之孙王巩在《闻见近录》记载道：

“ 明日，陈桥欣戴，入御曹门以待将相之至，时伏弩右掖门外。通出，死矢下。石守信实守右掖，开关以迎王师。”

北宋苏辙在《龙川别志》则说：

“入城，韩通以亲卫战于阙下，败死。”

宋人王大成在《野老记闻》记载道：

子瞻问欧阳公曰：“《五代史》可传后也乎？”公曰：“修于此窃有善善恶恶之志。”苏公曰：“韩通无传，恶得为善善恶恶？”公默然。通，周臣也。陈桥兵变，归戴永昌，通擐甲誓师，出抗而死。

从这些记载中，我们看到韩通率军和赵氏族军队展开了激战，韩通率亲卫死战，战败而死。

虽然此种说法多是多是私人笔记，但因为私人笔记摆脱了正史国史的各种避讳顾忌，才敢记载一些正史不敢记录的事情，它们记载的“典故沿革，多为史传所未详”，却并不是凭空杜撰的。

何况王巩、苏辙、王大成、吕中都是宋朝人，他们不至于有意抹黑本朝，韩通抵抗的记载应该是可信的。

韩通之死，资料的记载从未抵抗，到将要抵抗，到抵抗且是激烈抵抗，官方和民间的记载差距很大。

我们也可以反过来思考这个问题：韩通之死，从激烈抵抗到抵抗，到将要抵抗，最后到未抵抗，官修的史书是不是存在一个有意“加工”、“裁剪”的过程？使得最终正史中只留下韩通未抵抗被杀的记载。

我们可以想象，陈桥兵变时韩通英勇抵抗并壮烈殉周的事迹是被赵宋有意抹去。

不管怎样，韩通死了，而且几乎是被灭亡。

韩通、韩通妻子、及其长子、次子、三子全部生死，而幸存是三岁的幼子和四个女儿。

韩通死后，宋太祖对韩通前后态度的变化也令人玩味。

韩通被杀后，宋太祖立刻给与了极高的礼遇。

《宋史·太祖本纪》记载：

赠韩通中书令，命以礼收葬。

《宋史·周三臣传》则详细记载了宋太祖的嘉奖诏令：

即下诏曰：“易姓受命，王者所以应期；临难不苟，人臣所以全节。故周天平军节度、检校太尉、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侍卫亲军马步军副指挥使韩通，振迹戎伍，委质前朝，彰灼茂功，践更勇爵。夙定交于霸府，遂接武于和门，艰险共尝，情好尤笃。朕以三灵眷佑，百姓乐推，言念元勋，将加殊宠，苍黄遇害，良用怃然。可赠中书令，以礼收葬。遣高品梁令珍护丧事。”

韩通死后，宋太祖做足了体恤的文章，“嘉其临难不苟免”，“追赠韩通中书令，以礼葬之”。

这是宋太祖对韩通的官方的褒扬。

然而这仅仅是表象，不然为何宋代官修的两部五代史都不给韩通立传呢？

事实上，赵匡胤和韩通在后周同朝为官，两人的关系并不好。

从官职上，韩通无疑是赵匡胤的上官，地位、声望都是赵匡胤无法比拟的，而且是他夺取政权的最大阻碍。

“周郑王幼弱，通与上同掌宿卫，军政多决于通。”

韩通之子早就觉察到赵匡胤势力的增长及其野心，曾劝韩通早下决断。

其子颇有智略，幼病伛，人目为“橐驼儿”。见太祖有人望，常劝通早为之所，通不听。

王巩在《闻见近录》也记载道：

太祖将北征，过韩通饮。通子欲弑之，通力止乃已。

无疑，韩通是赵匡胤代周的最大障碍。至少在开封城内，不解决韩通，他难以站稳脚跟。一旦韩通振臂一呼，在外的李重进等将领率军策应，等待赵匡胤的只能是死亡。

当一切安定下来，赵匡胤对韩通的态度也就不自觉地发生了变化。

后太祖幸开宝寺，见通及其子画像于壁，遽命去之。

对韩通的嘉奖不过是权宜之计，宋太祖见不得开宝寺墙壁上挂韩通及其子的画像，或者这两人画像的存在总会让他想起些什么，命人摘去。

所谓宋太祖“不戮一人而得天下”，不过是官方史书的美化。

在这般美化下，韩通成为了牺牲品，他的事迹也被有意地遮掩、裁剪。

宋廷不宣扬韩通，并非仅是怕打脸赵宋皇帝那么简单。韩通之死本就带有很浓的阴谋色彩，想想韩通几乎被灭门，陈桥兵变所谓的“不流血”和“不戮一人而得天下”只是一个泡沫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