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来：《周易》中的变革思想

　　◎陈 来

　　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

　　孟子研究院

　　学术委员会主任

　　中华文明中自古就有源远流长的变革思想，也正是这种思想支持了中华文明数千年连续不断的发展。《周易》中包含了丰富的变革思维。《周易》的变易哲学不仅在历史上曾经是社会改革的理论依据，也是中华民族实践智慧的重要内容。

　　长久以来，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华文明是农业文明，而农业文明是保守的、安于现状、抗拒变革的。也有人认为，儒家思想是保守的，是反对变革的，这一主张甚至在45年前的“文革”后期成为一种政治运动的观念基础。这些观点在今天也仍然被一些人所秉持着。

　　《周易》号称群经之首，在六经中最富有普遍理论的意义，也是中华文明最为古老的经典体系。易学是研究《易经》的学问，是汉代以后中国经学绵延发展中最重要的部分，也是儒学的重要部分。“易”的基本意义就是变易，《易经》的基本思想就是整个世界处于永恒的变易之中，而人必须顺应这个永久变易的世界，建立起变易的世界观。所以，展示《易经》中的变易思想，我们就很容易看清上面所说的两种观点是错误的。中华文明中自古就有源远流长的变革思想，也正是这种思想支持了中华文明数千年连续不断的发展。

　　《周易》的变易思想，在理论上的表述集中体现在《易传》，尤其是《系辞传》。《易传》的表述语言有二重性，一方面具有解说卜筮原理的意义，另一方面则具有对宇宙普遍原理叙述的意义。由于本文不讨论卜筮的问题，所以《易传》本文中关联卜筮的一面不在我们讨论的范围。我们只关注《易传》作为哲学文本的意义。

　　1唯变所适

　　我们先来看《系辞传》的首章叙述：

　　动静有常，刚柔断矣。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是故刚柔相摩，八卦相荡。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雨；日月运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简能。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知则有亲，易从则有功。有亲则可久，有功则可大。可久则贤人之德，可大则贤人之业。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系辞传上》第一章）

　　《易传》特别重视宇宙中各种对立面要素的分化和互相作用，如动静、刚柔、天地、乾坤，认为它们作为宇宙世界的基本要素，其相互作用决定并丰富了宇宙的运动和变化。对立面的分化造成了丰富的世界万象，造成了变化的可能，而对立面的相摩相荡促进了变化的深刻展开。这就是“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而“变化”两字就是这段叙述中的关键词。

　　来看《系辞传》的第二章：

　　圣人设卦观象，系辞焉而明吉凶，刚柔相推而生变化。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忧虞之象也。变化者，进退之象也。刚柔者，昼夜之象也。六爻之动，三极之道也。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乐而玩者，爻之辞也。是故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系辞传上》第二章）

　　圣人不仅深刻观察了宇宙世界的万象及其关联作用，而且主动地设计出易卦的体系，用以“刚柔相推而生变化”为基本特征的易卦体系，来推演世界的变化吉凶，以求得人要达到的结果。换言之，古代哲人积极地运用人为的变化体系模型即《周易》卦象体系，模拟世界的变化，以谋求理解、把握世界的变化及其结果。这种积极应变的思维，与文明的产业基础（农业）没有必然关系，体现的是人类主观能动性不断成熟发展，谋求掌握世界变化的方向趋势，趋利避害，求得最好的结果。这种不回避变化，不预期世界静止不变，反而积极主动去了解变化的心态，决不是一种保守的心态。

　　《系辞传》下面又说：

　　《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是故知鬼神之情状。与天地相似，故不违；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不过；旁行而不流，乐天知命，故不忧；安土敦乎仁，故能爱。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通乎昼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体。（《系辞传上》第四章）

　　在《易传》看来，《周易》的作者要彻底了解天地的幽明、世人的死生、宇宙的始终、鬼神的情状，要囊括事物的万变，促成事物的发展，这种心态也决不是保守的心态，而是积极把握世界及其变化规律的宏大胸怀。所谓“神无方而易无体”，这里的易不仅仅指易卦自身，而是指宇宙变化的全体；无方无体，是指世界的变化没有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是无限动态的。

　　这就提出了关于“易道”的问题。所谓易道就是指《易》之道，也是指整个天地之道，强调变易是宇宙的普遍原理和法则：

　　《易》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系辞传下》八章）

　　《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两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道有变动，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杂，故曰文。文不当，故吉凶生焉。（《系辞传下》第十章）

　　道始终在流转变迁，从不把自己固定于一个固定处所，一切事物相互变易。变动不居是说不断地变化，不可为典要是说没有一定之规。变化才是整个世界唯一的原理。天道即易道的总体，分而言之，可以三才之道来说明，即天道、地道、人道；狭义的天道讲阴与阳，地道则讲柔与刚，人道专讲仁与义。但易道总而言之，只是一个变化之道，所以说“道有变动”。

　　2观察变化

　　《说卦传》一开始就明确提出“观变”的观念：

　　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幽赞于神明而生蓍，参天两地而倚数，观变于阴阳而立卦，发挥于刚柔而生爻，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说卦传》第一章）

　　变化是世界的原理，也是世界的普遍现象，但是这不等于说人们就能自然地了解变化的普遍性和意义。因此《易传》要求人们要“观变”，即善于观察事物的变化和对立统一，进而了解整个世界与变化的关系，达到穷理尽性的境界。

　　《易传》中既讲“观”，也讲“察”：

　　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贲·彖传》）

　　观和察的对象就是时变，因为在易传作者看来，变不能脱离时，时总是和变相结合的，时变就是处于一定时空之中的变化，把变化置于一定时空环境中来观察，才能获得对变化的具体了解。

　　《说卦传》又提出：

　　神也者，妙万物而为言者也。动万物者莫疾乎雷，桡万物者莫疾乎风，燥万物者莫熯乎火，说万物者莫说乎泽，润万物者莫润乎水，终万物始万物者莫盛乎艮。故水火相逮，雷风不相悖，山泽通气，然后能变化既成万物也。（《说卦传》第六章）

　　“妙”就是促使事物发生多样的变化。雷是鼓动万物的，风是吹拂万物的，水是润泽万物的，神就是促使事物变化的。所以，事物的变化有其“能变化”的原因，《易传》认为这个原因就是“神”，神的功能就是妙运万物，以成就变化。但这个神不是古代宗教的神灵，而是易传对宇宙变化的内在动力因的一种说法。因此，人们在观变于阴阳、察乎时变的同时，还要深刻理解事物变化的根源，才能根本上提高对于变化的理解。

　　恒卦的《彖辞》说：

　　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利有攸往，终则有始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时变化而能久成，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观其所恒，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恒·彖传》）

　　恒是稳定之意，但恒不是不变，不是与变化根本对立的，恒是在阴阳四时的推移变化、交相感应中得以形成的。恒也不是一成不变，而是在变化中寻求平衡和稳定。二者不是互相排斥的。这都表现了《易传》的辩证思维。

　　乾卦《彖辞》以宏大的视野揭示了天道变化流行的全景：

　　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乾·彖传》）

　　乾道就是天道。阴阳刚柔相互作用，互相推移，大化流行，无所不在，而天道的本质就是变化，天道的作用也是变化。正是天道的变化使得万物各得其性命之正，而万物也要在因应天道变化的过程中去成就自己的品性、发扬自己的生命。“天地变化，草木蕃。”（《坤·彖传》）天地的变化是造成万物生长繁盛的根本原因，有变化才有生成。

　　3通其变化

　　《系辞传》提出了“通变”的重要观念：

　　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显诸仁，藏诸用，鼓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盛德大业至矣哉！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成象之谓乾，效法之谓坤，极数知来之谓占，通变之谓事，阴阳不测之谓神。（《系辞传上》第五章）

　　宇宙的变化是在一阴一阳的变化反复中展开的，要认识这些无方无体的变化并不容易。《易传》的作者认为，宇宙的变化，特别是反映在我们这个世界、我们这个人世间，就是“日新”和“生生”。从这里就可以把握变化的真谛。“日新”是说变化不断产生新的要素，新的东西；“生生”是说生命的展开不是重复，也永不停息，而是生命力的蓬勃发展。这种变化不已、生生不息的世界观，不仅决不是停止、不变的世界观，而且是一种充满乐观、包容的宇宙观。特别是，这里提出了，人面对世界的变化，要谋求“通变”，也就是通晓事物的变化，把握世界的变化，以指导我们的实践。通变可以成就事业，所以说“通变之谓事”。说明周易要求掌握世界的变化，不仅是为了认识变化，而且是运用这些认识去成就事业。这是中国古代哲学的特点，即不仅要认知世界的变化，而且要推动事物的变化，以符合人类实践的目的。通变的思想是《周易》重要的指导思想。

　　《系辞传》又说：

　　夫《易》广矣大矣！以言乎远则不御，以言乎迩则静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间则备矣。夫乾，其静也专，其动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静也翕，其动也辟，是以广生焉。广大配天地，变通配四时，阴阳之义配日月，易简之善配至德。（《系辞传上》第六章）

　　“通变”又叫“变通”，通变的工具是易卦体系，而这一体系是以模拟天地四时的变化为基础的。通过这种相似相配于天地之变化流行，以揭示出宇宙的变化机制，促进人类应对变化的发展。

　　《系辞传》还说：

　　《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尚其占。是以君子将有为也，将有行也，问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响。无有远近幽深，遂知来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与于此﹖参伍以变，错综其数，通其变，遂成天地之文；极其数，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变，其孰能与于此﹖《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与于此﹖夫《易》，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几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子曰“《易》有圣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谓也。（《系辞传上》第十章）

　　人们对《周易》的运用有不同的出发点、不同的方式，所谓“以动者尚其变”，是指用《周易》去指导我们的行动。最重要的是重视事物的变化，使我们的行动适应环境的变化。这里再次提出“通其变”，就是通晓和深刻理解变化及其意义，甚至认为通其变者才可以掌握天下之至变。几是变化的苗头，从事物变化的初期，就能掌握其微妙的苗头，研究这些微妙的苗头，关注事物变化的方向，随机应变，这样才能成就天下的事务。

　　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变而通之以尽利，鼓之舞之以尽神。”（《系辞传上》第十二章）

　　这里说的变而通之，是指《周易》的作用之一，就是“变而通之以尽利”，运用对于世界变化的通透理解去贯穿于实践的全过程，就可以充分得到需要的利益，避开各种可能的害处。所以通变不仅仅是一种哲学智慧的理解，而且强调事和利，指向对实际事务的指导。不可否认，“变而通之以尽利”包含了对现有事物进行改革，理顺事物的合理关系，以发挥出最充分的效能，以求得最大的利益。这样的思想，可以说就是改革的思想。

　　最后来看变通和时的关系：

　　刚柔相推，变在其中矣；系辞焉而命之，动在其中矣。吉凶悔吝者，生乎动者也。刚柔者，立本者也；变通者，趣时者也。吉凶者，贞胜者也；天地之道，贞观者也；日月之道，贞明者也；天下之动，贞夫一者也。夫乾，确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简矣。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爻象动乎内，吉凶见乎外，功业见乎变，圣人之情见乎辞。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财。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曰义。（《系辞传下》第一章）

　　对立面的相互作用产生了变化，而变化总是趋向合宜的时机。自然世界的“变”是自然的过程，不是人所造成的。人的有心参与，则是“动”。变通属于人的主观努力，这种努力必须符合客观事物的变化规律，懂得这个规律，又能主动适应变化的规律，采取正确的应变行动，就能促使事物朝着有利方向发展。而其中一个关键之处在于掌握改革的时机，这就是“变通者，趣时者也”。

　　4成其变化

　　《系辞传》很重视“成其变化”的观念：

　　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系辞焉以断其吉凶，是故谓之爻。言天下之至赜而不可恶也，言天下之至动而不可乱也。拟之而后言，议之而后动，拟议以成其变化。（《系辞传上》第八章）

　　所谓“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这个动也是指变动；而“观其会通”，亦包含有通变的意义在其中。更重要的是，《易传》提出“成其变化”的观念，这就是说，人利用《周易》的体系，不仅为了模拟和了解世界，更在于成就世界的变化，体现了人的主观能动性。换言之，既要通其变化，又要成其变化。这样才能建立功业。

　　《易传》在另一个地方也说：

　　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为二以象两，挂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时，归奇于扐以象闰；五岁再闰，故再扐而后挂。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数二十有五，地数三十，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系辞传上》第九章）

　　这是说《周易》的卦象数理体系，就是为了成就变化，以配合宇宙的规律。这里的行鬼神，并没有宗教的意义，而是指宇宙运行的奥妙。

　　《系辞传》还指出：

　　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当期之日。二篇之策，万有一千五百二十，当万物之数也。是故四营而成《易》，十有八变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天下之能事毕矣。显道神德行，是故可与酬酢，可与祐神矣。子曰：“知变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为乎﹖”（《系辞传上》第九章）

　　所谓“神”就是推动变化发生的根源，也就是变化的发动者、主导者，其实就是变化的根据和原因。神之所为，也就是“变化之道”，探索神之所为，与求知变化之道，是同一个意思。“知变化之道”是《周易》的主题和宗旨。

　　神以知来，知以藏往，其孰能与于此哉﹖古之聪明叡知，神武而不杀者夫。是以明于天之道，而察于民之故，是兴神物以前民用。圣人以此斋戒，以神明其德夫。是故阖户谓之坤，辟户谓之乾；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见乃谓之象，形乃谓之器；制而用之谓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谓之神。（《系辞传上》第十一章）

　　易的作用就是开通人们的心思，去理解世界的变化，消除心中的疑惑。一开一合就是“变”，往来不断就是“通”，对立面的交互替代就是变，进程的反复连接就是通，“变”与矛盾对立及其转化有关，“通”则联系着不断的流行过程。

　　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变通莫大乎四时，县象着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贵。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莫大乎圣人。探赜索隐，钩深致远，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龟。是故天生神物，圣人则之；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系辞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断也。（《系辞传上》第十一章）

　　所以，四时既是变化的，又是流行不断的，四时的变化流行最明显地体现了变通的意义。天地是永恒变化的，而圣人的使命就是仿效天地的变化，掌握变化的法则，做出合理的决策。所以“变通”是人的社会历史实践中永远要把握的枢纽。用我们今天的语言来说，改革永远在路上。

　　是故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举而错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系辞传上》第十二章）

　　《系辞传》这里又提出了一个重要概念，这就是“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按这个思想，“变”意味着裁，即中断、改变，而“通”意味着行，即连续、贯通的过程。变通就是二者的统一。

　　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系辞焉以断其吉凶，是故谓之爻。极天下之赜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化而裁之存乎变，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系辞传上》第十二章）

　　《系辞传上》十二章在重复了《系辞传上》八章的语句的同时，增加了对“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的再次强调。这个思想在人世的应用，意味着改革应该是中断与连续的统一，措之于天下之民的事业，必须要兼顾非连续性与连续性二者的统一，才能真正取得合理的、符合民众要求的效果。那种休克式改革，正是忽视连续性、渐进性，只偏向裁断的非连续性的改革思维。

　　5损益乃革

　　最后，让我们来看《易传》对变革思想的阐发。先来看有关损益的思想，“损益”就是古代对社会渐进变革的表达。

　　《杂卦传》说：

　　损、益，盛衰之始也。

　　说明损益的概念不仅应用于变化的自然界，更多的是用于人类的历史变化的概念。

　　《论语》中记载孔子和弟子子张的对话：

　　子张问：“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论语·为政》）

　　“因”是传承，但传承中有损有益，这是传承中的变化、改变。孔子认为，夏商周三代之礼一脉相承，但每一代对前一代都会有所改变，有所调整，有所增减。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损益表达了人的主观努力，而不是自然界本身的变化。

　　损益也就是变化，所以：

　　子曰：“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雍也》）

　　这里的变，带有进步的改变之意。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改变都具有历史的进步意义，但有些改变确实具有进步的意义。四十年来的中国改革就具有明显的进步意义。

　　《易传》特别强调损益与“时”的关系：

　　损益盈虚，与时偕行。（《损·彖传》）

　　或损或益，要依据时势的变化，顺应时势的变化而进行。这个时势，对于我们所生活的世界而言，就是世界发展变化的大趋势，世界发展变化的大潮流；跟上世界发展的大潮流，追赶世界现代化发展的合理化，而不是固守自己的主观意志，这就是“损益盈虚，与时偕行”，这就是改革的思维。

　　天下随时。随时之义大矣哉！（《随·彖传》）

　　所以，随顺时宜，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所谓随顺时宜，就是指随着时宜而不断变化，不断调整，天下万物，无不如此。随顺时宜，和与时俱进，意思是相同的。

　　艮，止也。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艮·彖传》）

　　这里的时都是指时机，人的行动必须注意时机，时机该行动就要行动，时机该停止就要停止。这是对改革的实践而言，因为有的时候，改革时机的选择，比改革的决心还重要。

　　日中则昃，月盈则食，天地盈虚，与时消息，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丰·彖传》）

　　“天地盈虚，与时消息”，与“损益盈虚，与时偕行”的意思是一致的，这里强调，与时消息，不仅是自然的变化如此，人的活动事业也是如此，有消有息，一切事物都会随着时间推移起伏变化消长，宇宙中的一切都是如此。

　　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系辞传下》二章）

　　照《系辞传》的看法，人类文明社会有史以来，就是在变通中不断发展的，从黄帝到尧舜，都是为了人民的方便，进行了变化、改革，无论在制度上还是器物上，都加以变通。“神而化之”，实际上是指创造性的变化。从这里，《易传》做出了哲学的论断：所谓易道，就是“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事物发展到极点就会变化，变化才能使发展通达无碍，这是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而人们在实践中，也必须在事物发展的节点上主动地推进变革。

　　相比于“损益”代表的渐进改变，“革”代表剧烈的改变。

　　或躍在渊，乾道乃革。（《乾·文言》）

　　革，去故也；鼎，取新也。（《杂卦传》）

　　革代表变革的原理，去除一切旧的东西；鼎代表趋新的原则，迎取一切新的东西。革也是天道的内涵之一。革卦的《彖传》说：

　　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革·彖传》）

　　从天地来说，四时的迭相取代，就体现了革的意义，在时间的过程中，后者对前者的取代，就是革。没有这种革，就没有四时。从人事来说，商汤代夏，武王伐殷，都体现了革的意义，故易传称之为“革命”。《易传》的作者认为，变革的意义，和变革的时机，都需要特别重视，这对于革命，更是关键。可见《易传》的变革思想，既关注渐进性改革，也肯定根本性变革，乃至革命，这也是《周易》思想内涵的必然结论。

　　由以上所述可见，《周易》中包含了丰富的变革思维，它主张世界本质上是不断变化的，人必须通晓世界的变化，才能认识世界；人不仅要认识这个变化的世界，还要推动变化的过程，成就这个世界的变化。人必须与世界的变化相配合，形成自觉的变化观，才能更深地理解世界，实现自己的目的。人的历史实践，既有损益的渐变，也有剧变式的革命，而人类大部分的活动，是通过改革实现制度和自我的不断更新，以促进人类生活的繁盛发展。《周易》的变易哲学不仅在历史上曾经是社会改革的理论依据，也是中华民族实践智慧的重要内容。

　　◎本文原载《社会科学研究》2019年第2期